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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东亚世界中的日本内政与外交

——王海燕《日本古代史》简介

日期:2014年01月16日 访问次数:9138

 

今日的日本是历史日本的延续。要了解今日日本人的政治趋向、价值观等等,可以从历史发展中寻得其嬗变的轨迹。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国人对日本历史日趋关注。我国学者也撰写、出版了不少有关日本史的著作,其中包括多部日本通史和简明日本古代史。但是,纵观现已问世的日本通史和简明日本古代史著作,大多是从宏观视角,对日本各时期历史作简明概括的阐述,其中,对远古至11世纪前半叶日本国家形成和发展时期的历史,尤其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东方文化集成日本古代史》(以下简称《日本古代史》,昆仑出版社2012年)的问世,标志着在老一辈学者已取得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我国研究者对日本断代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日本古代史》是一部通史类著作,叙述对象是远古至11世纪前半叶的日本。全书以翔实的原始史料和出土资料为基本,以政治史为主轴,既对古代日本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详述,同时也深入地阐述古代日本各阶段的经济、外交、文化等。全书由八章构成。各章要旨如下:

第一章“倭国的成立”,主要阐述国家起源时期的日本列岛。由于日本并无这一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因此,作者依据丰富的考古学资料,从住居形态、生产工具、墓葬方式的变迁以及原始信仰等方面,描述称之谓绳文时代和弥生时代前期的原始日本。同时,根据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关古日本的记载,论述公元1世纪以后日本早期国家形成的轨迹,即由百余国群立阶段逐步地向区域性諸国联合体阶段迈进。

第二章“倭王权的形成”,主要阐述自4世纪至6世纪的倭王权时代。3世纪末4世纪初,大型前方后圆坟在日本列岛各地出现,象征着日本列岛开始出现新的政治情势,区域性诸国联合体逐步向统一的国家方向发展。4世纪末5世纪初,统一的倭国,出于对铁资源的需求,一方面与朝鲜半岛的百济、加耶诸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军事介入百济与高句丽之间的对抗,但却屡败于高句丽军。5世纪20年代以后,倭国的赞、珍、济、兴、武五位王先后共10次,向中国的刘宋王朝遣使朝贡,意图借助刘宋王朝的威势,对内,建立倭王与地方首长间的上下秩序关系;对外,对抗高句丽,以图控制朝鲜半岛。5世纪时,许多大陆系移民进入日本列岛,为日本列岛社会带来了先进性的生产技术和新的生活方式。

第三章“倭王权的发展”,追溯倭国逐渐向律令制国家过渡的轨迹。推古朝时期,倭王权通过与隋王朝的外交往来,吸收中国的礼制及治政理念,实施内政改革。唐王朝成立后,倭王权又通过多次派遣遣唐使,保持与中国王朝的往来。另一方面,7世纪前半叶,在朝鲜半岛,倭王权虽然对新罗和高句丽保持着外交往来,但始终采取亲百济的外交政策。660年,百济灭亡,使得倭王权对朝鲜半岛三国的平衡性的外交策略无法延续,由此倭王权决定军事介入朝鲜半岛。在663年的白村江战役中,倭军惨败。白村江战役的大败,给倭国的国内政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此后,倭王权陆续推出一系列政策,加快内政建设,以天皇为中心的集权化政治确立。

第四章“律令制国家的成立”,侧重从中央・地方官僚机构的设置、都城的建设以及王权内部诸政治势力的消长等方面,阐述日本律令制国家时期政治的演变。8世纪的日本,围绕着王位的继承,各政治势力之间较量激烈,甚至时而发展至武力的相峙,导致长屋王之变、藤原广嗣之乱、藤原仲麻吕之乱等政治事件发生,经过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以后,最终天皇的权威性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加强。

第五章“律令制国家的经济”,主要从土地制度、赋税体系以及生产流通等侧面,论述律令制国家时期的经济体系。日本的律令制以唐朝律令为范本,因此律令制国家的户籍制度、班田制、租税制等都受到了唐制的影响,但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依据日本列岛内的具体情势加以增减。此外,中央集权制的律令制国家对于织物、铸铜等生产和商品流通也实施统一的管理。

第六章“律令制国家的对外交流”,以律令制时期的日本对外关系为探讨对象,从遣唐使的派遣为切入点,叙述7世纪至9世纪日本的外交从积极走向消极的发展轨迹。在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对外意识理念中,将天皇或国家直接统治的区域范围称之为“化内”,其统治达不到的地域称之为“化外”。“化外”又细分为“邻国”、“蕃国”、“夷狄”三部分,以大唐为“邻国”,新罗等国为“蕃国”,虾夷、隼人等日本列岛内诸少数族为“夷狄”。然而,这一对外意识理念,只不过是日本律令制国家单方面的构想。在现实中,连日本自己也无法否认唐王朝在古代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位置。而且新罗等国也是依据其与唐王朝政治关系的变化,灵活地变动对日的外交方针与政策。实际上,古代日本的对外政策同样是随着东亚地区的整体情势的变化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而变动的。前往唐王朝的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侣,积极地汲取学习唐文化,并将唐文化带回日本,对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发展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另外,赴日的唐朝的使节、僧侣和商人在古代中日交流中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第七章“律令制国家的变貌”,从政治、经济的视角,叙述9世纪以后,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变化。随着幼年天皇的出现,外戚摄政对国政的话语权逐渐增强,至10世纪末11世纪初,摄关政治进入鼎盛时期。9世纪后半叶,由于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律令制国家开始实施以土地税为主轴的课税体制,以维持律令制国家的延续。

第八章“律令制国家时期的文化”,选取文字、文学、绘画、佛像、乐舞等侧面,阐述律令制国家的文化的形成和特征。

《日本古代史》立足于丰实的原始史料,对发生的事件、人物等进行细微的、有条理的记叙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的思辨方法,对所记叙、梳理的史事进行分析,得出自已的认识和见解。这种以原始史料为基础的记叙,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改进。《日本古代史》既以微观的方法搜集、辩析、运用原始史料,又运用唯物观分析史料,归纳出相对合理的结论。

《日本古代史》探究深入,尤其着眼于对历史转折时期的王权的权力与权威的变化的探讨。此外,《日本古代史》不是孤立地论述日本的历史发展,而是从东亚史的视角,关注古代东亚世界中的日本内政与外交。总之,《日本古代史》是一部反映新水平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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