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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大学文科向何处去

日期:2017年03月20日 访问次数:1668

前些时,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十周年,有幸应邀得与盛会,到会场后方知被列入来宾致词名单。

仓促无备,只得硬着头皮信口开河。但是河口既开,随之流淌出来的都是我平时对人文教育的看法,在那种场合有些不合时宜。当时限于时间,而且毕竟是庆典,有些言犹未尽,本文在讲话基础上略有补充。

我很荣幸应邀参加盛会,首先表示祝贺。李伯重教授要我讲话,盛情难却,只得信口开河,杂乱无章请大家原谅。

刚才讲话的诸位都是各方面的代表。我谁也不代表,只是一名老校友,如果有一点特点,就是1951年毕业,是清华文学院最后一届文科毕业生,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文、法、理学院都没有了,原来的文学院同学变成了北大毕业生,直到十年以前又重建人文社会科学院,中间隔了40年。

前几位讲话中多次提到当年清华人文荟萃,提到国学研究所“四大导师”,还有朱自清、闻一多等等。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我现在不免怀旧一番,想起当年我在校时亲历的情景。

那时文学院院长是冯友兰、法学院院长是陈岱荪(文科与社会科学是分开的,社会科学属于法学院)。现在看到写陈岱荪先生的文章多形容他是温和长者,而当时他是以厉害出名的,据说他给学生59分,再怎么求情,决不加一分使其及格。此说也许是传闻夸大,但是老清华严进严出不止一个系。有些系到毕业时只“刷”剩三分之一。

图书馆馆长是潘光旦教授兼,当时图书馆馆长多为名教授,但他决不是挂名,连什么书出借最多他都去查,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

我是1948年大二从燕京转入清华的,只上了本科,不像诸位有硕士、博士学位。但是回想起来,当时给本科生开课的多为名教授。我上的是外文系,必修的公共课“世界通史”是雷海宗教,“西洋哲学史”是邓以蛰。这两位先生现在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但都是本界的权威。

雷先生应该算史学界一代宗师,只是解放后他的史学观点与主流不合,还有种种历史原因,没有等到反右就落难。

院系调整后他不能到北大,去了天津南开大学。结果南开历史系获益匪浅,成为南开文科中一强项,在全国大学历史系中也名列前茅。至今南开的老教师还提到雷先生为学科建设打下的基础。他去世较早,没有赶上改革开放,所以名声不显。

近年来他的著作得以出版,南开举行了纪念他的研讨会,关于他的文章也见诸刊物,说明史学界没有忘记他。我上他的课印象最深的是他记性特别好,一上来先在黑板上写几个本堂课要讲的重大事件的年代,同时再写上相当于中国历史上什么年代,例如:公元前xxx年,古希腊发生什么事,相当于鲁哀公多少年,等等。

他讲的具体情节我忘记了,但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对我影响很深,就是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考虑,每当提到外国历史事件时,本能地就想到当时中国是怎样的状况。

邓以蛰先生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学权威,与朱光潜齐名,他解放以后也未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发挥。可能他的儿子更知名,即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邓稼先。我着重提这两位是因为他们现在不大知名,在座的可能知道他们的就不多。另外我的专业课,“西洋文学史”是钱锺书教,“英国小说”是杨绛,这两位先生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

钱先生讲课更是信手拈来中西贯通,受他的影响我的毕业论文选了比较文学类的题目,导师也是钱先生。教莎士比亚、英诗和英国散文的是美国人温德,他从1930年代来华一生都在中国教学:清华 ——西南联大——清华——北大,最后在北大去世,好像是101岁。

其他的老师因时间关系就不多介绍了。这些教授上课的共同点,就是没有讲义,全是源源不断从脑子里流淌出来,听课完全是享受,不会想逃课。

而且也不能逃,因为考试全凭自己的笔记以及从专心听课中启发出来的悟性。现在听说有点资历的教授都不愿意开本科生的课,回头来看,我当时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视为当然,不以为意。

我还要提到梅贻琦校长。现在蔡元培的地位已经确立了,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梅校长主持清华时间最长,并且历经抗战迁校和战后复校的艰难时期,对清华的贡献功不可没。

他的办学理念其实与蔡元培是一致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一句名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光是这句话的精神,现在就很难贯彻。但是他还有一些话,人们不太知道,就是学校的主体就是老师和学生,其他人员,包括校长,都是为“教”与“学”服务的,比如上课需要教室、桌椅板凳、图书仪器等等,就需要有人为其服务。

其实校长所管的当然不止这些,单以请这么多好老师一项,就体现了何等眼力和气度!的确,梅校长在学校一直低姿态,很少出面作指导性报告。我们只记得某某教授讲过什么,却不记得梅校长讲过什么话。可以说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清华四十年代末学生运动高涨,地下党很活跃,左派思想占上风,因此有“解放区”之称。梅校长在保护学生不受国民党军警迫害方面也默默出了不少力。他曾经坚拒包围学校的军警进校抓人。

尤为难得的是,他当然知道这些进步学生的政治背景,与他本人的政治信仰是不同的。但是他信奉思想自由,维护校园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以保护学生为己任,仅此三条,他够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

这样的阵容,这样的传统,到1952年一下子就把文科(包括法学院)给砍掉了。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否则清华何至于到2003年才纪念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十周年?

当然,砍掉的不止是清华的文科,那些年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遭遇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说。如今清华经过多少有识之士的努力,又重建了这个学院,而且不断壮大发展,十载于今,当然是大好事,值得庆贺。

现在清华把人文与社会科学放在一起。其实,二者有所不同。后者更加紧密联系现实,如经济、社会、法律、政治,比较能直接为当前现实服务。而人文则不那么实用,而且不应该那么实用。

现在一提到某个学科或某项研究课题,最常出现的问题是“有什么用?”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这次会上不断提到的那些清华引以为骄傲的大师们所做的学问,或赖以成名的著作,都经不起一问。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钱锺书的《管锥编》既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也不能对领导人决策提供参考,如果现在申请课题大半得不到批准,何况这些都是毕生积累的成果,不可能限期完成,限期“结项”。还有许多大师并不著作等身。以现在的量化标准,他们有些人可能评不上高级职称。

当然,更重要的是谁来评他们?现在文科已经没有了学术权威,就只好用行政手段,由行政官员订规则。对他们而言,可以摸得着的只有表面的、形式的、可以量化的东西。所以要真正发展人文学科,不能实用主义,急功近利。对于有用无用的问题,恐怕需要从更为长远的、精神层面的、全民族的,乃至全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考虑。

刚才有位先生提到方今最高领导,有多少位政治局委员都是清华毕业生。他并为他们都是工科出身而不满足,希望文科将来也出这样的大人物。

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官大多是理工科出生,主要还是工科,这有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姑且不论。但是高等学府把办学目标定位在出高官,恐怕是本末倒置。那除了高官还有大款呢!不知有没有统计,我想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富出自清华的大约也不在少数。

名牌大学之为“名牌”是靠出高官巨富呢,还是靠学术水平?如果一位教师课堂上所有的学生都以此为“高山仰止”的目标,“虽不能至,亦当望之”,也就是人人都心中奔升官发财,那课还能上得下去吗?这是极而言之。

不过近年来清华正巧出现这一特殊现象,给师生造成一种导向也是事实,恐怕不一定有助于学术繁荣。社会需要各种人才,优秀的大学培养各类优秀人才,其中也可能有人做了高官,有人经商致富,但其他的道路还宽广得很。特别是文科,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出“大儒”。

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恰巧需要有抵挡名利诱惑的定力,在方今之世是很难做到的。惟其难,才需要下大力气提倡。

有幸进入这一殿堂的莘莘学子,一进来就听到这么多大师、硕儒的名字,我想总会有人以他们为“高山仰止”的目标的。我祝清华人文学院继承老清华的人文传统,多出几位大儒。

最后,谈一点国际交流。清华最初是留美预备学校,与美国的渊源较深。改革开放以后是国际学术交流重镇之一,除了历史原因,还有现实原因,自然与美国交流最多。当然美国经费来源最充足,高科技也最先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文科而言,西方文化的源头还在欧洲,底蕴最厚,美国的人文学科也来自欧洲。就是在今天,文、史、哲方面的前沿也不在美国。

所以我认为还应多关注一些不那么热闹的欧洲的学术界,多开展一些与欧洲的交流。另外,前面所提到的高度实用主义、急功近利都是美国的特点,他们战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学术政治化。

以至于我国一提起人文社会科学就与“思想库”等同起来,这与美国的影响有关。但是美国的“思想库”涉及领域甚广,其成果多面对公众,不一定面对政府,而且不同派别和观点争鸣不断,此消彼长,这又是我国学不来的。

所以学美国“思想库”,也仅能得其末。在人文方面的学术交流中,不是只盯着美国,而把目光放宽一些,收获会更大。

最近又见报刊炒作耶鲁大学出了多少位总统以及总统候选人。真是推己及人,把读书做官论推广到了外国大学。这样的导向,不知要把高等教育引向何方?

现在清华把人文与社会科学放在一起。

其实,二者有所不同。后者更加紧密联系现实,如经济、社会、法律、政治,比较能直接为当前现实服务。而人文则不那么实用,而且不应该那么实用。

要真正发展人文学科,不能实用主义,急功近利。对于有用无用的问题,恐怕需要从更为长远的、精神层面的、全民族的,乃至全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考虑。


(此文为资中筠先生在清华人文学院十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文章来源:中国战略管理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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