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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精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世代 —— 以宋代文学为中心

日期:2017年07月18日 访问次数:1738

去年,笔者从供职的学校那里获得了一年的研究休假,秋冬之际有三个月停留在浙江大学,今年三月份又有大约三周的时间,在武汉大学访问。此外,包括今年的前半年在内,有一年半的时间分别参加了上海、杭州(以上各两回)、南京、台南(各一回)等地举办的研讨会,得到了与有关学者交流的机会。不知是自己马齿徒增,抑或是现实的巨大变化,在此前一直未曾感受到的一种新的变化的胎动,在此期间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了---这就是中国年轻研究者们令人瞩目的兴起。


笔者常年以诗歌为中心研究宋代文学,因此这一年半所参加的学术交流也多与研究领域相关,然而即使如此,六回中倒有四回是涵盖了各时代与多文体的综合学会。故此处所介绍的内容,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反映。

对中国青年学者的兴起感受最强烈的,是去年末在上海召开的“文本形态与文学阐释”工作坊(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二、十三日)与今年九月中旬在杭州召开的“国际中青年学者宋代文学专题”(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共同举办,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十一日)的两次会议。所以笔者即以这两次会议为主,报告一下个人的感受。



去年年末的研讨会,是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引驰氏的关照下举办的中美日三国的国际会议。日本方面,有大木康(东京大学),浅见洋二(大阪大学),谷口洋(东京大学),以及笔者四人参加。与会的人员中固然多是五十岁以上的学术中坚,然而其中也有几名锐气的年轻研究者大放异彩。

比如,参加者中最年轻的程苏东氏(北京大学),以《失控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批评——以<史记>及其研究史为例》为题所作的发表,针对《史记》的文本生成而作了具体分析。


程氏首先阐述了在写本的时代,特别是先秦时期的文本生成与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作者”、“述者”、“钞者”、“写手”四种角色。所谓作者,指的是对已知的知识资源加以说明与评论,并载以意识形态,最终以文字的形态来叙述的知识人。所谓述者,指的是对已知文本进行口头叙述者。如《论语》述而篇中有“述而不作”,指的是与原创性的“作”相对的,主要以口头相传承。“述者”在仪式、社交、教学的过程中,一边展现演技,一边进行口述。其余的“钞者”与“写手”,均为文本记录者,其中前者是对文本创造性的改造,后者则是忠实的抄写文本(“钞者”之下又分三种,请参考本文注释中的程氏的原文)[①]。在《史记》中,司马迁(以及其父司马谈)的身份在汉代以后的本纪、世家、列传中是“作者”,而在先秦的部分中则是“钞者”。作为“钞者”的司马迁,在当时是如何处理多种内容驳杂的文本的,这正是程氏所思考的问题。着眼这些在统合多种文本过程中所产生的纰漏(所谓的“失控”),可以更积极的发现探索《史记》的文学价值。


这里介绍几则程氏列举的例子。首先在《五帝本纪》中帝舜的开头部分,记述舜的独特的家庭环境一条时,关于帝舜被顽冥的父亲和刻毒的继母,傲慢的的异母兄弟三人陷害的内容,在文中重复出现了两次,程氏将此视为“失控”的一条例子。在关于舜的家庭状况的记录中,有以《尚书》尧典篇为代表的强调舜的道德性的一派,与《孔子家语》六本篇以及《说苑》建本篇所代表的强调舜机智一派的两种。司马迁试图融合这两种(记录),结果却并不彻底,最终这两种相似的内容都被保存在了正文中。又如《鲁周公世家》中庄公三十二年一条,公子斑鞭打担任饲养马匹的荦一事的记述与《左传》有很大的细节上的不同,程氏认为这是因为司马迁误读了其中“女公子”一语。即《左传》中“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一句,司马迁没有正确句读成“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而是读成“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这种误读造成了一切问题的根源。

此外,《殷本纪》中汤王建国一段,虽引用的是《尚书》汤誓篇,但是与原文对照,可见约有二十字的语句前后颠倒,这导致了前后文连接不自然。程氏指出,按照汉代竹(木)简的规格,一片约有二十字左右,所以司马迁所参照的《尚书》的竹简(木简)有错简的可能,从而推论出司马迁不加怀疑而引用,进而导致前后的不通。除此以外,《孔子世家》中孔子出生的记述,《五帝本纪》中舜“流四凶”的传说,《宋微子世家》中华父督杀孔父嘉与楚成王夺郑二姬归国传说等等,具体的阐明了数个“失控”的例子。

当然,除了这些“失控”的例子,《史记》中也不乏巧妙地处理多个异质文本来源从而成功融合的例子,程氏也列举了这些成功的例子,并将司马迁的处理方法归纳分析成四类。最后,文章回顾了由于《史记》不仅在史学,并且在文学上也是被视为古文的规范而受尊崇的,所以“失控”的例子大多数被无视或不被视作是问题。然而程氏在文章中主张,只有分析这些包括“失控”的例子,并研究司马迁如何处理先秦以来传承的多种资料从而形成史传,才可以正确地衡量《史记》的文学价值。

浙江大学的林晓光氏,以《中世文学文献异文的类型及发生机制试探——创作、诵读、抄写、编录的多重作用》为题作了发表。林氏有在神户大学留学的经历,是日本通,今年,刚刚翻译刊行了内藤湖南的《东洋文化史》(复旦大学出版社,日本学者中国古代研究丛书,二〇一六年四月)。林氏的专攻是六朝文学,以学位论文为基础的专著《王融与永明时代——南朝贵族及贵族文学的个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八月)已经出版。

六朝时代是写本独占的时代,一个文本中有多种异文的存在是正常的。但是林氏认为,即使有因为校勘而出现的异文,(之前的研究)也往往只针对作品个别的指出分析,对异文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根本性的问题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次林氏的发表即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和解决。本来六朝文献的特性,是缺乏像先秦简帛、敦煌文献一样的原始资料性的,林氏尽可能的广泛搜集史书、类书、总集等相关资料予以弥补,并加以分析。

首先,林氏将一字左右的异同,分为“意讹”“音讹”“形讹”三种,对其产生过程也做了具体的说明。其中“形讹”的发生频率最高,林氏注意到这一点,又将“形讹”归纳出以下五种类型:(1)字形相似而造成的误写(2)因行草体近似而误认(3)因前后有同一字重复出现(或是因为有脱行)而造成的衍文(脱文)(4)因某一字相似的字而误增(误删)(5)因误认文字,又引起了接下来误认,于是产生累进的讹误的情况。这五类,从(1)开始渐次变得复杂而隐微,辨别的困难也随之增加。林氏一一举例说明后,又举出三组异文的例子(①《梁书》卷二十七陆倕传所引任昉的《答陆感知己赋》②《文选》卷三十八任昉《为褚咨议蓁让代兄袭封表》③《文馆词林》卷六百九十五所收录曹植的《赏罚令》,以上三种的一节与《艺文类聚》的语句的异同),像推理小说一样一字一字的认真的加以分析,复原正文,同时推论异文的发生结构。

接下来,林氏从显著的异文中,搜集可以视为推敲痕迹的例子来讨论。如《文选》卷三十八任昉《为褚咨议蓁让代兄袭封表》中,李善在题下注中指出,与任昉别集所收录的文本相比,“详略不同,疑是稿本,辞多冗长”。然而,比别集收录的定本要“冗长”的《文选》的文本,却要比《艺文类聚》所收文本短三十字左右,相互之间有诸多异文。如果如李善所言,则任昉的此表在唐代存在着内容上有差异的三种文本(李善所言的任昉的别集已散佚不传)。林氏将现存的两种文本相互比较,(指出)相对于《文选》的贯穿始终的稳定地叙述,《艺文类聚》则更多的加入了褚家的具体的个人情报。虽然还很难确定哪种是修订版,却可以将此两种作为展示修订过程的资料。并且(林氏)认为,在执笔撰文的当时还只不过是中坚官员的任昉,在修订过程中,肯定是将作为开国功臣子孙地褚蓁本人的意向视为第一位而进行增删的。

除此以外,林氏也对唐宋类书中经过选摘压缩的六朝的异文存在的危险性,提出了警示。林氏将沈约的《郊居赋》、王粲的《闲邪赋》、颜延之的《庭诰》的原文与《艺文类聚》的压缩版进行对比,认为(《艺文类聚》所载)尽管删略了许多语句,却很巧妙的删掉了编辑过的痕迹,进而误导了读者。最后林氏讨论了六朝的代表文体——骈文,对骈文所特有的异文,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限于篇幅,这里割爱不作论述)。

另外,在林氏最近的论文中[②],讨论了从明代梅鼎祚的《东汉文纪》、《西晋文纪》一直到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明清时代的总集中,被辑佚的六朝的文本是如何被拼接异文以及被篡改的。此篇文章与去年末的发表从内容上是相补的,如果合并阅读,则从唐代到清代之间六朝异文编录的通史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了。

程苏东与林晓光两氏的发表内容,因为超出了笔者惯常的研究领域,所以笔者很难作出多么正确的评价,但是不管是怎样的门外汉,对于这两位(学者)的不放过一句的,极为精致的文本处理,并加以精确地分析,(应该)都是可以充分理会的。并且两者的考察的对象所选择的文献范围以及种类都十分的丰富和多样,甚至感觉是竭泽而渔的(林氏充分利用在日本留学的机会,增加了《文馆词林》与《文选集注》这些只在日本流传的文献作为考察的基础资料)。程氏今年三十,林氏三十五,可以说均是富于春秋的少壮学者,却有了兼具深度与广度,如此综合的野心的研究成果,并且在列坐的众前辈学者面前,大胆而有力的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真是后生可畏。

笔者在这里还想介绍一位富有锐气的学者,是今年春天在武汉大学认识的钟书林氏。虽然是一位沉默木讷的青年,翻开他所赠的大著《隐士的深度——陶渊明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八月)也着实吃了一惊。关于陶渊明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论点都不标新立异而是正面的,一个一个加以周到的考察。读了本著,便有一种印象,现代中国的陶渊明研究又更前进了一步。钟氏对于日本的主要观点也都仔细的过目,无论是赞同还是批评,都在认真的吟味咀嚼之后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笔者对此深有好感。此外,钟氏今年三十八岁。


接下来,是对今年九月在杭州举办的研讨会的报告。“社会转型与文学变迁——国际中青年学者宋代文学专题研讨会”别名“第三届中国中青年学者宋代文学同人研修会”。参加者共计三十名,海外参加者(包括)台湾三名、美国两名、日本四名。日本的四名分别是浅见洋二(大阪大学),副岛一郎(同志社大学),甲斐雄一(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PD)以及笔者。

该研讨会前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一回[③],去年在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二回,原则上每年举办一次,由核心成员轮流负责在自己所供职的学校里举办。这回的实际主办者是刘成国氏,虽然不久前刚从浙江工业大学调动到华东师范大学,却将两日的会议筹办得很圆满。刘氏今年三十九岁,十年前出版了以王安石新学为焦点的《荆公新学研究》的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一月),五年前又有论著《变革中的文人与文学——王安石的生平与创作考论》(浙江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十一月)问世。眼下作为王安石研究的第一人,正在锐意完善(王安石)年谱长编的工作,预定将在近期脱稿。本次,又以《王安石生平行实疑难考》为题,从有诸说的王安石生平记录的相关的问题中,选择了以生年为首的三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考证结果。

正如(研讨会的别名)“中青年学者”所标示的一样,本次研讨会的参加者是以三十、四十岁为核心的年轻研究者,而笔者则是去年秋天在浙江大学盘桓停留之际,与刘成国氏相识,故被允许特别参加(海外学者似乎不设年龄限制)。又沈松勤(杭州师范大学)与诸葛忆兵(中国人民大学)两位是作为指导意见的前辈学者的身份加入的,又张剑(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朱刚(复旦大学)两位则是作为前辈身份助阵,他们一边关心议论的进展,一边发言以使讨论更为紧凑。

参加此次研讨会最惊讶的,是对各自发表的(不留情面的)严厉的批评。事前由担任评议的人对发表者进行了辛辣的批评,据说这是第一回以来的惯例。为了将有限的议论时间最大限度的活用,应极力减少赞词,更多的展开有建设性的评论,这已经成为参加者的共识。其间虽然有对欧美文艺理论用语生搬硬套的发表者毫不留情的批评,但或许是(因为)小规模重复出现吧,在核心的老成员中,已经培养出了信赖和连带感,绝不(因此)陷入冷漠简慢,而始终保持适度的紧张感,在两天的时间里保持了活跃的意见交换。

总计三十个发表在两天的时间内密集的完成,虽然有不能完全消化理解的遗憾,但还是将我个人感兴趣的几个发表介绍一下。

首先是叶晔氏(浙江大学)的《落第再试制度的沿革与宋元明文学的流动机制》。(该文)从制度方面切入,论述科举制度的改变对文学的影响。由于明代的举人阶层已经形成,地方的省城的文化圈的成熟,支持了近世文学的变革。正如发表内容已经透露的一样,叶氏的专攻乃是明代文学。但是,他为了更精确的描绘明代文学的位相,将宋代到明代的文学,不问文体的雅俗和门类作了整体的研究,可以说现在是在这方面成果最多的年轻学者(与同僚林晓光氏同岁)。最近的代表性的论文(包括)①宋以后增加的以“百咏”的形式咏某一方风土的组诗、以及都邑赋、竹枝词等作为“地志文学”总括讨论的论文《拐点在宋——从地志的文学化到文学的地志化》(《文学遗产》二〇一三年——四)②论述了竹枝词从唐宋到明清的演变,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的影响受容的论文《竹枝词的名・实问题与中国风土诗歌演进》(《中国社会科学》二〇一四——十一)。 ③着眼于明清传奇与戏曲,白话小说中插入的“词”,将其作为宋代的櫽括词的变奏的立场出发,论述其多样性与意义、机能的《论古典小说、戏曲中的词“别是一家”》(《中国社会科学》二〇一五年第十一期)等等。无论哪一篇,都是在确保广阔的视野之上,将诸现象动态的加以捕捉,这一研究态度贯穿始终。因为与笔者眼下的课题与问题意识有许多重合之处,故笔者将寄以很大的期望。

李贵氏(上海财经大学)本次以《灵璧兴亡:宋代文学对基层县镇的地方书写》为题进行发表,灵璧在现在的安徽省灵璧县,临近宋代的汴河,是离开首都开封向南的旅人必经的小城市。又是与太湖石并立,为好事家垂涎的作为搜集对象的奇石的生产地而为人所知。此次发表,论述了灵璧——这个不过是沿运河的一站,得以在文化上驰名的契机,正是北宋的张园兰皋亭的存在,以及灵璧石;前者因为以苏轼为首的许多北宋士大夫诗文的彰显而备受瞩目,后者则是因为引起了徽宗的花石纲搜集的白热化(而受瞩目)。(文章论述了)在南宋,(对灵璧的)实体的记忆已经十分稀薄了,然而作为失去故国的文化的象征却得到持续,灵璧这块土地,被宋代文学所发掘,开发,成为了获得独自的文化个性的典型例子。李氏在四年前以学位论文为基础出版了论著《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十月)。从数年前开始,李氏就开始了与本回的发表相关的,关于宋代的土地与文学相关的新课题——借用李氏的话来说,就是“地方书写”——的研究。笔者在日本曾两次聆听他的最新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是在五年前,以《祭祀与观看——论北宋后期尊崇陶渊明的热潮》为题所做的发表(二〇一一年五月、“第十五回宋代文学研究谈话会”于同志社大学)中,讨论了宋代后期在陶渊明的故乡——江西省九江一带将陶渊明“神格化”的运动。第二次是在今年的一月,以《地方书写中的空间、地方与互文性——黄庭坚<书摩崖碑后>为中心》为题所做的发表(二〇一六年一月、“中国近世诗学研讨会”于早稻田大学),论述了离湖南省永州较近的名胜地浯溪断崖上,元结撰、颜真卿书的《中兴碑》,由于得到了黄庭坚的彰显而一跃成为文人墨客所瞩目的场所。如前所述,叶晔氏从与以往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土地与文学的关系,而李氏的研究则主要限定于宋代文学,以特定的个人和土地作为点,更加具体的有独特性的论述土地与文学的相互关系。

卞东波氏(南京大学)的发表,大概是意识到会场在杭州的缘故,以《恋恋西湖——南宋遗民蔡正孙在宋元之际的诗学活动》这样一个洋溢着临场感的题目(发表)。蔡正孙是卞氏曾经校注的七绝的教材《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的编者。(卞文是将)《联珠诗格》中有关宋末吟咏西湖的作品选出,试图再现当时的西湖。卞氏,是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被寄予希望的年轻人,走遍日本、韩国、美国,调查在中国已经散佚的“域外汉籍”,特别是宋元诗学相关的希见书,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今年三十八岁,然而除了上面所举的《联珠诗格》的校注本(《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凤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之外,又出版了《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中华书局,二〇〇九年四月)与《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中华书局,二〇一三年九月)两本专著。又,(卞氏在)日本、美国、台湾等海外的研究经历非常丰富,对于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研究现状也十分通晓。

最后,介绍一下侯体健氏(复旦大学)的发表以及他的研究内容,这次,侯氏以《四六类书的知识世界与晚宋骈文程式化》为题作了发表。宋代虽被视为古文的隆盛的时代,然而侯氏认为,其本质上也是六朝以来第二次骈文辉煌的时代,在此认识基础之上,着眼于南宋后期编纂的四六文的实用类书,详细的论述了其特征。根据侯氏(所述),南宋后期的四六类书不但鲜明的反映当时士人的知识构造与交际网络,而且也如实的反映了四六文在士人之间作为社会礼仪的重要性。侯氏最初的研究对象是刘克庄,以学位论文为基础三年前出版了著作《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三年三月)。宋代文学的研究大概在十年前将重点从北宋转移到南宋,其中刘克庄更是最热的研究对象。仅限于笔者的架藏,二〇〇四年以后的五年间,共计五册的专著已陆续出版。这其中,近年来引用率最高的是侯氏的研究。他所关心的主要是士大夫阶层,虽然与笔者的视点有区别,然而其研究的精度,视野的宽度,在南宋后期的文学研究领域,已经站在前列引领其他了。本次的发表,是以之前刘克庄的研究为基础,以积累的知见为根基,全面把握了变革期的宋朝末年的全像。这是使人预感到将会在元代继续展开的课题。另外,侯氏今年三十四岁。

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所介绍的(年轻学者)虽只有八名,然而仅是九月的研讨会值得介绍的年轻人就在十名以上[④],笔者在这一年半能够接触的年轻人,本来也十分有限,而拥有与他们可以并肩的成果的年轻人,一定还有很多。但是在这有限的交流机会中,能够感受到这些新一代的显著的特质和共同点,笔者想以此作为本文的总结记录在最后。

以上所介绍的八名年轻学者,最年轻的程苏东氏三十岁,最年长的李贵氏四十三岁。均是一九七〇年代前半到八十年代中段十余年间出生的学者,他们可以说完全是电脑、网络时代的一代人。

直面他们的研究,深刻的感受到伴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而来的信息革命在这二十年间带来的变化之大。首先是研究的资料环境的急剧的变化,这期间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数据库被制作出来,于是可以从超过十万卷的庞大的数量的古籍中,瞬间检索出所需要的情报。此外,曾经要托人介绍,重复复杂的申请才可以阅览的贵重书籍,现在在各自的所藏机构的网站上以数字化的形式公开的例子急增。即使是纸媒体,因为影印丛书的大量刊行,甚至可以说曾经的稀见书现在也成为了最基础的资料,在研究的定位上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搜寻先行研究的时候,在网上有以中国期刊网(CNKI)为首的数个全文的数据库,频繁的进行情报的更新。资料环境的日新月异,成为了研究的质的巨大变化的一个极重要的要素。

然而这种变化并非都是好事。至少,对于每个研究者来说,可以说是受苦的时代来临了。当以上这些研究条件尚未具备的笔者年轻的时代,只需搜集《佩文韵府》、《骈字类编》以及已经刊行的逐字索引中的用例,将其分类类比之后,对其脉络加以论述,既可以得到努力的赞赏,作为论文也可以得到一定的评价。然而这种牧歌的时代,确实已经逐渐成为过去。比起二、三十年前的常识的数千数百倍规模的调查量,在电脑中瞬间被精确的一例不漏的检索完成。(现在)我们对一瞬间形成的庞大的数据一个个的加以精确地分析,又必须将影印丛书以及数字化的那些既古又新的文献资料作为分析对象,且在充分消化先行研究的基础之上,对问题进行论述。这已形成了一套标准。当然,这就要求(他们)比我们年轻时代要多做数倍的工作。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具有接受并克服这种辛苦工作的能力与资质。但是至少本文介绍的中国的年轻学者,一个也不例外的,出色的活用了如今的情报革命,并将其变成自家的有用的工具,积极的接受了这个辛苦的工作,为了确保独自的视角而持续奋斗,他们正是这样的被时代选择的人。

在前数字化时代接受训练的笔者,总是会保守的评价信息革命带来的影响吧。不仅是笔者一人,回想起来,十年前同辈的中国学者之间,也有超过半数的人对此信息革命为研究带来的效果,采取功过相半,半信半疑的态度。然而在资料环境改善的今天,如果对此变化视而不见,或许可以说就意味着在研究上的退步吧。

本次笔者所参加的两次会议中,新一代的学者——不限于(以上)介绍的八名,都能十分自信的发表自己的所见,他们的自信也许是来自对于文献资料的全面把握。大约二十五年前的我们,在被老师和诸前辈指出有失检的文献资料和论文的时候十分畏缩,只能一面抱着对资料方面的不安,一边开展研究。中国新时代的年轻人,应该没有了这种不安。检索的数据库以及多样的网络资源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支援,然而当这已经逐渐成为标准流程了以后,倘若只是依靠这些条件,就无法实现与他人研究的差别化。他们理所当然的在寻求(标准之上)的加量,并且反复的探索。比如深挖数据的意味并加以洞察,深入临近的领域寻求文史融合或者文哲融合,比如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论并关注海外的研究动向,尽可能的确保自己研究的独特性并持续的奋斗。右边所介绍的八名,正是在这样新的研究标准下,领先一步的一小部分的成功者。

中国的年轻学者在开拓新的问题意识的时候,有效的利用了网上的资源和社交网络相互刺激。如上文已经提及的,他们互相之间的网络联系已经很广泛并且紧密了,反映出已经形成了坚固的连带感。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前,年轻的学者之间的横向的联系自然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导师和前辈,朋友的介绍,是很难期待横向的联系的。但是如今随着社交网络的普及,即使没有见面,拥有相同问题意识的年轻人也可以很容易的相互结合。

在现在的中国,如九月份这样的年轻学者为中心的研讨会正在渐增,这种态势的实现,乃是因为他们在日常中通过社交网络互相交换信息,已经构筑了全国性的网络,并有效的发挥了机能的缘故。听闻今年六月将要在浙江大学主办召开“宫廷、贵族、官僚:失落的上层文学世界”古典文学青年学者研讨会。其中的多位也参加了九月的研讨会,如上边所介绍的程苏东、林晓光、刘成国、叶烨、侯体健五位。据之后叶氏送来的会议资料,其中已经十分周到的将研讨会中评议员的批评意见事前印刷并分发了。发表的内容暂且不论,即使是对(发表内容)的批评意见也与发表一样同等的对待。

九月讨论会中交织的一个个激烈讨论,是新一代的年轻学者提高自身的很好的机会,对此他们也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代替了社交的辞令,而主动寻求更实质也更严厉的评论。

二十五年前,笔者还是年轻人的时候,经常听到围绕中日两国的学风的评论,——是精致的可以信赖的但是论题细小的日本(学风),与喜好庞大的主题但对于资料的处理上较为粗疏的中国(学风)的对比。然而这种对比现在也正在急速的失去说服力,如本文所介绍的一样,中国优秀的新一代的学者兼备着广阔,精致与深度。至少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间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将被以他们为代表的严谨的学风而强劲的拉动,更加的兴盛的发展下去。


[①]参考程苏东《写抄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五三卷第二期,p148-157,2016年3月)

[②]林晓光《明清所编总集造成的汉魏六朝文本变异——拼接插入的处理手法及其方法论反省》(汉学研究中心《汉学研究》第三十四卷第二期,p309-335,2016年3月)

[③]其成果已经发表在《宋代文学评论》第一辑(马东瑶・周剑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四月)

[④]除了本文介绍的五名学者以外,笔者感兴趣的还有以下几位(敬称略)。林岩(华中师范大学)《一个北宋退居士大夫的日常化写作——以苏辙为中心》,曹逸梅(常熟理工大学)《南北嗜好知谁贤》,方笑一(华东师范大学)《宋代殿试策文形式研究》,谷曙光(中国人民大学)《论中国古代的万言书及其文学价值》,周剑之(北京师范大学)《诗与史的互文——论咏史诗事境的生成》等。(本文日文原文原载日本著名汉学期刊《东方学》第133号,2017年1月31日出版。中译本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编《斯文》2017年第1期。/内山精也(日本早稻田大学),/潘超(日本九州大学,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无待有为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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