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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凯:复杂环境下的消费提振与经济发展

发布时间:2020-06-16 浏览次数:0

 本文原文发表于《人民论坛》。

【摘要】消费是我国经济、产业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力源泉。疫情危机后,提振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消费券短期刺激消费,可以尽快启动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周期,但打造国内经济循环市场,冲抵国外疫情对外贸的影响更为迫切。投资民生、保障民生,提高国民劳动收入份额,是释放国民消费潜力、形成新的复杂环境下国内经济平衡的关键。打造中国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逐步建立国民对中国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信心,可激发民众长期消费热情,助推经济增长。

【关键词】长期消费 经济增长 投资民生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国不断扩大的内需与消费市场,已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贸易和生产大规模停摆,受海外订单取消和产业链停产断裂的影响,我国大量已经复工复产的企业不得不再次停工停产,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生死存亡境地。在这个特殊复杂的艰难时期,为了稳定就业、稳定经济,消费被寄予厚望。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复杂情境下,重塑国内市场、启动国内消费,是疫情防控与恢复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战略举措。

着力培植经济循环的国内市场,抵冲全球疫情抑制的消费需求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经济梯度差异和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使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提振国内消费、拉动社会投资,打造国内强大的经济循环市场,实现消费需求与生产供给互相促进、循环上升发展。

近年来,我国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显著。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贡献了经济增长的57.8%,高于资本形成总额26.6%;而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贡献了经济增长的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比资本形成总额高出43.8个百分点。可以说,消费在这几年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量,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商业模式不断创新的动力源泉。自2013年以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则逐年下降(参见图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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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俨然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产业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导力量。当然,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近十年来平均不足6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15个百分点。即使是2018年最终消费贡献率高达76.2%,我国居民个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仅有40%,说明我国居民消费可以释放的潜力巨大。

在内防反弹、外防输入以及国内外两个市场遇冷的双重压力下,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和超常规手段,着力培植经济循环的国内市场,抵冲全球疫情抑制的消费需求。

首先,必须正视国内外两个市场遇冷的严峻性。复工复产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大量的订单。从海外市场来说,除了全球防疫所需的医疗物资出口外,其它行业的海外订单寥寥无几,给企业带来了更大困境和不确定性。无数以出口为主的复工企业因海外疫情被迫停工停产。疫情期间,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都普遍遭遇停工停产,特别是纺织企业、汽车配件企业、半导体元器件代工企业等大批停产;润滑油企业受国际油价摆动影响,损失巨大;其它处于出口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也都生存艰难,出口企业亟须国内的内需市场需求来抵消这一影响。从国内市场来说,疫情期间,人们正常消费受到抑制,冻结民众消费欲望,餐饮、娱乐、购物、旅游等行业遭遇停摆。国内外疫情叠加的破坏性是全面性的,其中直接影响就是大量企业裁员,许多企业对于应届生的需求也降至冰点,这让2020年的近847万应届毕业生就业堪忧、前景不明。

其次,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全力扶持中小企业生存发展。按照中央部署,继续做好科学有效防控,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推进复工复产。中央与地方从财政、货币和税收等多方面出台政策,扶持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助其成长,为繁荣市场、拉动消费奠定基础。当前要果断地扩大财政赤字资金安排,支持“新基建”为主的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帮助小微企业降低水电气和场租等生产要素成本;允许小微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减免税费并延期缴纳税款,返还企业社会保险费;为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政策性担保、降低融资成本。

最后,快速坚定地培植大市场,推动国内消费大循环。海外疫情的蔓延,市场的内忧外患,提醒我们必须在内需上下足功夫,提振消费,促进生产,发展经济。当下,要把打造、打通国内经济循环大市场提上日程。让国内的消费与生产迅速衔接,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良性互动,减少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改革开放40 余年的发展,使我们积累了强大生产能力,拥有全球工业门类的全部完整产业体系,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的全供应链生产上开始具有明显优势,回旋有纵深、搏击有市场,政府部门和各经济主体完全可以在此发力。作为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区域经济梯度差异,这些都可以转化为我们发展的重大势能。现在受疫情所迫,出口贸易被动减少,我们可利用这个契机对出口生产进行国内供给的腾挪,从容地打造中国国内生产与消费的经济闭环市场,化危为机,推动经济增长。这绝不是我国要停止开放的步伐,恰恰是从容面对国内外两个市场变化的需要。

必须看到,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国内消费是拉动增长的最有效动力。在当前极为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必须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和超常规手段重塑内部市场,刺激国内消费。各地按照中央扩大内需、加大投资的指导方针,推出总额近50万亿的“新基建”投资,这都是促进就业、扩大消费、支持经济增长的战略举措。

利用消费券短期刺激消费,启动经济新的增长周期

疫情结束之后相当长时期内,出口贸易也很难再回到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互惠互利的全球化效率时代。面对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美国、日本政府专门拨款实施其企业搬离中国计划,我国的出口生产与就业出现陡降,投资也相应快速回落,经济衰退已成大概率事件。要扭转经济衰退态势,启动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必须以超常手段释放国内消费。

3月13日,国家发改委会同二十三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强调从“市场供给、消费升级、消费网络、消费生态、消费能力和消费环境”六个方面,促进消费的扩容提质。为响应国家部委“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意见”,全国各地迅速展开行动。南京、宁波、杭州、江西、广西、澳门、香港等地相继均出台政策,向市民及困难群体发放消费券;山东、辽宁、河北、河南、山西、内蒙等省份随后跟进,推出更有针对性的消费券。杭州市商务局数据显示,从3月27日首期消费券发放至4月1日下午,全市共兑付政府补贴6695万元,直接带动杭州消费近10个亿(9.49亿元);南京是全国率先向市民发放消费券的省会大城市,3月18日至22日,南京市财政兑付近330万元消费券,带动消费金额613万元,总消费额达到943万元,消费券撬动消费大概在1:3的水平,即1元消费券带动3块钱总消费。这种短期刺激消费积极有效,可以迅即启动新的经济增长周期。

消费券搭配现金使用、存在使用的有效期限和不可变现规定,确实可以在短期内刺激消费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从经济学的消费理论来看,消费尤其是长期消费增长,才是拉动投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长期消费的增长依赖于社会投资与民生保障。各地市民使用消费券主要采购的是牛奶、肉、蛋等副食品和一些生活日用品,这些商品本就是居民生活的刚需,缺乏价格弹性,消费券的加入,无非相当于商家对消费者的价格让利。消费券的意外收入即使带来了临时销售井喷,但这也不全是市场对这类副食品和日用品消费需求的扩大。消费券对拉动生产投资和繁荣城市经济长期作用甚是有限。所以在发放消费券普惠当地民众的同时,还应针对特定人群,如社会贫困群众,更精准地给发放食品券,或更进一步为因疫情失去工作、丧失收入来源的群体发放现金,这样的应急举措有利于稳定就业市场,更好地启动经济新的增长周期。

当然,消费券的局限性并不能掩盖其功能的发挥。消费券可以绑定一些特定产品,如可以定向支农,带动上下游更多产品销售与生产。消费券可以支持餐饮、旅游等重点行业复苏,文旅消费券的作用功效应该大于普通生活消费券。旅游消费券,促成游客增多,受益的不光是旅游景区,餐饮、住宿、零售、娱乐等也会因之增加收入。

凯恩斯消费理论指出,决定消费长期增长的根本因素是收入。短期来看,民众没有收入依然可以存在自发性消费;但长期来看,若民众没有收入来源,消费即不复存在。消费券其实很难让社会贫困群体的刚性有效需求得以持久释放,这会影响政府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效应,进而不利于社会就业改善与长期经济发展。

在投资和保障民生中着力提高民众消费能力

疫情危机后,提振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虽然消费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逐年增加,且消费的贡献份额远超投资的资本形成份额。但是,近10年来中国社会商品零售增幅显然是呈整体下降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2010年至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幅在18.3%至8.0%之间波动变化,整体呈现明显下行态势;剔除同期物价因素后,实际增幅从14.8%一路下行至5.1%(参见图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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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不断提升,但消费的实际年增幅却一路下行,这说明相比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国民消费还是有较大抑制的。这也启示我们,疫情危机后应激发消费主体需求,由以前的重生产转为向生活倾斜,投资民生、保障民生并不断改善民生,让国民敢于消费。

中国的劳动工资水平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有了显著增长,按实际价值计算,工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8%,但工资的增长其实一直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平均高达16%,导致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一直在经济增长中占比较低。中国经济产出的增长规模持续两倍于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带来生产上的倍增乘数效应和消费上的倍减乘数效应,导致可支配收入日益远不足以消化生产供给,国内经济不能实现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一直以来我们多于国民消费的产出供给,主要是由出口(少部分由公共支出)消化的。但现在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我国企业的出口额相对减少。此时,只有增加国民消费或扩大政府的公共支出,才能重新平衡中国经济。

提高国民劳动收入份额,投资民生、保障民生,最大可能地释放国民消费,这是当前缓解疫情冲击,支持中小企业由出口生产转向内销发展的宏观政策选择。由于福利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完善,国民不得不依靠储蓄来防范风险,其结果是长期抑制我国民众的消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强调,“越是发生疫情,越要注意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为此,我们要加大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力度,完善教育、医疗的公共民生保障体系,加大疫情时期失业救济的覆盖面和救助力度,提高国民劳动工资的收入份额,让国民消费有信心、消费有底气。

除了注重投资民生、改善民生和提高国民消费能力,我们还要不断挖掘新的消费市场。比如,现在大批青少年留学生回国,他们对日常生活、数码电子产品、文化学习、旅游等消费需求均很旺盛,这部分人群的消费潜力有待挖掘。再如,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群体的消费亟待激发,特别是疫情催生的面向老年群体的卫生保健、健康产品和优质养老服务,大有市场。我们应注重生产和消费的最佳结合、高效工作与高质量生活的平衡,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内驱力,着力培育能拉动经济发展并富有中国特色的消费型社会,这本身也符合健康、可持续的创新型社会发展要求。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我国的粮食供应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粮食、肉类、蔬果和水产禽类等农副产品的刚性需求会更持久突出,这是直接关系人民生活福祉的最大民生。虽然我国是产粮大国,但是满足十四亿人口的粮食需求还需要大量进口,原因在于我们的农业生产开发不够发达,农业和农村政策还缺乏对农民种粮、养猪积极性的激励。我们要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对粮食生产和生猪养殖进行综合施策,让农民种粮、养猪有利可图,注重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对此,可以定向发放支农消费券,绑定农村、农民的农副产品销售,实现消费助农;可以面向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特定投放消费券,救助中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根据企业为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对企业实行税收减免和职工专项补助;可以用中小企业专项补助替代消费券,助推产业升级。

建立国民对中国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信心,激发民众长期消费热情

规范市场监管,确立国内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保证,打造中国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逐步建立国民对中国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信心,激发民众长期消费热情。要启动国内市场,刺激国民消费,国内市场必须加以规范,打造优质高效和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中国企业要彻底摒弃以往的低价取胜策略,要以质取胜、保障产品质量,不断推进企业产品更新换代。我们要彻底根除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虚假销售等较长时期困扰国内市场的产品质量问题和市场诚信问题,规范市场监管,确保产品和服务质量,让国民放心消费。这是刺激消费实现消费升级,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与企业对启动国内市场的消费潜力仍缺乏一定重视。中国的企业在国际市场本就不占据品牌优势,我们又不注重国内市场开拓和产品、服务质量保障,导致我国的企业和产品在国内市场缺乏影响力,民众对品牌与服务信心不足。必须承认,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我国仍处于第三梯队,也就是主要集中于中低端制造领域。现在疫情阻碍外贸出口,迫使我国企业必须在国内市场沉下心来,努力做好国内产品、服务的品牌与质量。这有助于打造中国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打造自主知识产权。此举若成功,会是中国产业、产品的集成创新。疫情逼迫我们启动国内市场需求、扩大国内消费,也是中国企业化危为机,成就中国品牌的一个最佳窗口。正因为国内企业在短缺经济时代走低端竞争的规模扩张之路,后来又以出口代工方式参与国际化而大量贴牌制造,导致我们的产品出口在质量标准上一直受制于人。现在疫情在全球暴发,各国严重缺乏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中国医疗物资的出口与捐赠有效支持全球抗击疫情。但即便如此,美国、欧盟还是傲慢地以其产品质量标准认证来制约中国医疗物资,甚至给中国防疫物资扣上没有其产品质量标准认证的帽子,人为阻碍我们的物资捐赠,压价我们的出口防疫物资。我们应加快推动品牌质量安全标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在全球产品与服务质量认证这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不再轻易为西方制造和质量标准所牵制,就会在产业链上占得主动,中国制造就会更具国内外竞争力,支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不断提高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质量。

经济衰退,增长乏力之时,政府总会加大财政投资帮助经济增长。1998年开始的通货紧缩时代的政府扩大投资是如此,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也是出于逆周期的经济调控目的。而这一次的“新基建”推出了总额近50万亿投资,更富时代烙印。“新基建”涉及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创新领域基础设施,高铁、城际铁路、轨道交通、特高压输变电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消费领域投资。由于疫情影响,高铁海外建设与5G海外布局等受阻,但我们完全可以专注加速国内投资建设,让国内优先受益。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是投资需求本身带来经济增长,还可以带动就业,增加民众收入,拉动国民消费升级,促进经济增长,让民众享受发展成果。

(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教授、博导,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参考文献】

①郭克莎、杨阔:《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制约》,《经济研究》,2017年第10期。

②赵峰、陈宝林、章永辉、季雷:《收入分配、需求体制与经济增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10期。

③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编著:《中国制造2025蓝皮书》,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