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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民间金融合约的信息机制——来自改革后温台地区民间金融市场的证据》

发布时间:2019-09-19 浏览次数:3

本书试图通过个人间借贷、合会和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三类民间金融合约不同信息机制来理解这三类民间金融合约的替代和并存现象。本书展示了三类不同民间金融合约的信息机制如何影响人们的金融合约行为,从而影响了中国改革后民间金融交易从亲友间的人格化交易到陌生人之间的非人格化交易的扩展过程。此著作获得第十九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基础理论研究类一等奖和第五届金融图书金羊奖。


民间金融市场上并存着个人间直接借贷、合会以及从事存贷业务的存款类金融机构三大类合约。如果说是交易费用制约着人们对民间金融合约的选择,那么是什么样的信息机制在影响着交易费用,从而影响了中国改革后民间金融交易从亲友间人格化交易到“亲友的亲友”之间半人格化交易再到陌生人之间非人格化交易的扩展过程呢?

一、合会的信息汇聚机制

作者首先解释为什么有人会通过合会而非多个个人间直接借贷合约借钱。比如一个人要借一万块钱,他为什么要组织或参加一个合会,向十位会员各借一千块钱,而不是一个一个地找他们分别借一千块钱?

作者把合会中的资金借出者根据其对资金借入者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分为“信息丰富者”(如亲友)和“信息匮乏者”(如亲友的亲友)。当资金需求者直接找信息匮乏者借钱时,信息匮乏者对其相关信息了解相对不足,交易费用较高,可能无法成交。而在合会中,信息匮乏者可以直接观察到信息丰富者将自己的资金借给了资金需求者,定期聚会也为会员提供了一个定期集体评估的机会。

合会表面上是一种能汇聚分散资金的合约,但支撑合会合约得以成立的是其合约运转方式中暗含的“信息汇聚机制”,这一机制能将原先分散于各会员的私人信息汇聚起来实现共享,从而降低相关的交易费用。

二、标会会案中的信息隐瞒机制和信息甄别机制

合会特别是标会在运行过程中,有时会因会员无法履约而发生倒会,甚至出现标会会案。为什么具有信息汇聚机制的合会特别是标会有时候会发生会案呢?

作者指出会员从一个合会中获得会金并投资到另一合会中获取利差——这中标会套利行为相当于在经营存贷业务,专门从事标会套利职业会首的信息机制迥异于普通合会的信息机制。

Merry(1984)指出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可以用散布不守信用借款人违约信息的办法来促使借款人按时归还借款(“说坏话”机制)。作者进一步指出存款类金融机构经营者因担心发生挤兑,可能会“报喜不报忧”,即“信息隐瞒机制”:职业会首在其参与的标会运转困难时,他不会主动去说那些难以及时缴纳会款的会员的坏话,相反他会有动机去隐瞒这些不利信息。这会大大增加交易费用。

如果很多人进行标会套利会带来标会数量剧增,标会利率飙升。当标会利率高过某一特定水平,人们会产生倒会预期。标会合约中退出条款的缺失以及标会多人、分期、多轮的运行机制使标会成员产生倒会预期后的退出成本很高,这时出高标价抢先得会和组织新会就成为会员避免损失的理性选择。这解释了标会会案中离奇的标息超过本金的“倒贴标”现象。

作者对温州春风镇标会会案632个标会合约的实证分析发现春风镇会案中会员的组会个数和他们的抢标行为正相关。这表明部分会员一方面在自己参加的标会中抢标以规避倒会风险, 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大量组织新标会以缓解自身资金压力。这是难以直接观察的信息隐瞒行为存在很好的证据。作者还发现地方政府在清会过程中成功利用信息甄别机制对落会群众群体进行分类处置,降低其退出成本和交易费用,这是春风镇会案清会较为顺利的关键。

三、 中国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声誉机制和政府信用信号发送机制

作者指出理性的潜在存款人会事先预期到存款类金融机构“报喜不报忧”的信息隐瞒激励。声誉机制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如果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想投资于自身声誉,就得走出地下状态,公开挂牌经营,但因为缺乏足够的产权保护,其对自身声誉投资的激励不足。

作者发现在上述约束条件下,中国改革后的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采用了“政府行业信号发送机制”——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以各种能被潜在存款人认为是“政府”支持其合法经营的资源作为信号,来赢得潜在储户的信任,如争取取得营业执照,争取各级政府领导人的支持以及新闻媒体的报导等。

获得牌照的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更容易赢得储户信任积累声誉。但政府信用信号发送机制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政府对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政策发生变化,那么储户和机构经营者的行为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作者用温台地区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发展的案例和数据对政府信用信号发送机制的“双刃剑”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从而对温台地区1980-1990年代农村金融服务社、城市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兴衰成败做了统一的解释。

本书从信息机制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分析民间金融合约选择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交易费用会随着民间金融交易半径逐步扩展而增加,而市场主体可以通过对民间金融合约的选择,利用不同的信息机制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达成交易。本书用改革后温州、台州地区民间金融市场的案例和数据对上述信息机制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