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应强：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论述，对于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我国必须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发展经历了三次大学范式变迁和大学使命变迁。第一次是从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学者行会演变为科学时代的学术社团型大学，以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为标志，大学的使命在于发展人的理性精神，追求无穷无尽的科学知识，促进科学发展进步；第二次是在工业革命推动下产生的“红砖大学”，以19世纪中叶开始的英国新大学运动为标志，大学的使命在于促进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第三次是在科技革命浪潮冲击下产生的研究型大学，以二战后美国研究型大学群体的崛起为标志，大学的使命在于发展和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三次大学范式变迁和使命变迁，是大学发展过程、发展目标和使命责任的迭代式变迁。而所谓世界一流大学，无非就是在大学范式和大学使命迭代升级中走在前列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将建设教育强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赋予新时代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以重要使命。2016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清华大学建校105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要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源源不断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使命决定道路。新时代新使命，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走这条新路，就是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新路，走坚持“四为服务”方向的新路，走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二、走出一条新路就是要走出一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超越之路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发展阶段的超越之路。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经历了从中世纪大学的世俗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化、近代科学兴起时期的科学化、工业革命时代的技术化，到当前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代的信息化阶段，是一个有着明确阶段性特征的“历时态”线性渐进演变过程。我国近现代大学并不是中国古代大学传统的自然延续，有着不同于西方大学的、特殊的发生学特征——起源于民族危难之际，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担负着抵御外侮和振兴民族的特殊使命和责任。这就决定了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遵循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历时态”演进逻辑，重复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线性发展阶段，而必须通过超越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阶段，致力于历时性问题与共时性问题的同时解决，为实现中国的后发赶超型现代化服务。超越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阶段，既表现为跨越其中的某个发展阶段，也表现为发展阶段的压缩和迭代。只有走出一条发展阶段的超越之路，我们才能避免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才能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赶超目标。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模式的超越之路。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两种发展模式。一是自然生长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主要是早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大学，在坚持“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上，以大学为主体，遵循知识演化和知识发展逻辑而渐进成长和发展。二是国家规划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主要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秉持“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出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的和需要，按照国家规划的目标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国家目的优先和使命优先等基本特点。德国柏林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就是国家规划型模式的典型代表。我国是后发赶超型现代化国家，我国近现代大学起源于洋务运动，自诞生之日起便担负着民族复兴自强的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学一直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洋溢着追赶世界一流的赶超激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国家工程，进行广泛动员，采取“建设模式”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因此，我们就不能简单套用早发现代化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模式，必须站稳中国立场，体现中国特色，实现对西方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模式的扬弃。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发展道路的超越之路。我国是在早发型现代化国家已经发展了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格局下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这就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如何避免步入“依附发展陷阱”，二是如何克服“示范效应”。所谓“依附发展陷阱”，就是丧失大学发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能依附西方知识体系和大学体系发展，沦为西方知识生产体系和大学体系的附庸。所谓“示范效应”，是指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评价标准等所产生的一种无形的，但具有强制性的“示范作用”，从而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理念钳制、模式复制、道路锁定、标准控制，只能成为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跟随者和模仿者。要应对这两方面的挑战，必须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发展道路的超越。一是要坚定不移地走我国独立自主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避免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丧失主体性和自主性；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实现高等教育内源性发展；三是要有效激发和活化“后发优势”，以“后发优势”规避“后发劣势”；四是要坚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有机统一，既要遵循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又要根据中国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始终把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四为服务”的根本方向，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是“在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三、走出一条新路需要坚持正确的方法论

　　要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必须摒弃以“西方”作为方法论，必须以正确的方法论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指导。

　　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领导，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根本保证，是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4月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一流大学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抓住历史机遇，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发展水平跃升，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征程中迈出坚实步伐，主要原因在于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在于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于将发展高等教育作为国家事业，并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国家行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统筹规划，协调发展。

　　二是要坚定“四个自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坚定“四个自信”，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在“四为服务”中走出一条新路；只有坚定“四个自信”，才能增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底气、志气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自信。我国近现代大学体系的建设，经历了一个被迫卷入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被动发展过程，而今天，我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表现出使命引领的理性自觉和主动发展意识，更有了一种以“四个自信”为基础的坚定信念和高度自信。

　　三是要传承高等教育红色基因。高等教育“延安模式”，是中国高等教育红色基因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人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和教育理想，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下探索出的符合中国国情、极富中国特色的大学发展模式。“延安模式”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办大学，党办的大学在党的领导下，体现党的意志，全面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延安模式”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生动实践。“延安模式”奠定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亮丽底色，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和宝贵资源。

　　四是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新时代的“中国大地”，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特色”的源泉，汇聚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丰富资源。只有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我们所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才能有中国特色；只有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才能不被国外大学的标准、模式和发展道路牵着走；只有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才能建设面向国家科技战略力量的高校创新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只有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才能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才能在激烈的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中把握主动权，下好“先手棋”。

【作者简介】张应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理论和政策、高等教育管理、科教发展战略和教育基本理论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