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6日（周五）晚6：30，讲座“走进彝族，揭开彝语面纱——从田野走来，一个汉族学者的彝语研究之路”在紫金港校区图书馆三楼国立浙江大学厅举行。本次主讲人是澳门大学助理教授刘鸿勇、纽约城市大学助理教授李晓，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卜维美（彝族）。讲座由人文学院副教授李旭平主持。在他们的带领下，彝语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讲座伊始，各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与彝语的结缘。李晓在大学时期深受刘老师的影响，到了纽约城市大学还在继续相关的研究。但她认为，研究除了“读万卷书”，还应当“走万里路”。机缘巧合之下，她带着旅游者的心态来到了西昌。到那才发现，当地的彝族人笑容干净、纯粹、毫无杂念。于是自己的心态也慢慢被感化，想要为他们的文化做一点贡献。

       而刘鸿勇萌生对彝语的兴趣早在自己的博士时期。“语言学学的是理论、句法，我想把理论运用到实际中。”从优越的香港到欠发达的西昌，他最先接触的是西昌的朴素和热情。那时的西昌很多地方没有通电，四处都是蚊虫，他找不到住的地方，在山上的破庙住了一晚。但这些困难没有让他打退堂鼓，他的心中激荡起英雄主义的热情。自己在香港学会的彝语到了当地无法对话，他就在医院旁租了房子，请朋友每天来教他彝语，这样一待就是半年。

       学习语言学，不仅仅是学习语言，也是学习当地的文化、生态、环境。也许科学成果的发现很多都起源于机缘巧合，但都脱不开前期基础的积累。而汉语作为孤立语，没有如藏语那样丰富的形态标记。这些研究少数民族的汉人，就是要解释自然语言上中自相矛盾的现象。语言是一个有规律的自成系统，他们必须长时间搜集语料、分析语料，也因此，语言学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

       接着，卜维美为我们讲述了彝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特产。英文中，彝族被称为Lolo。在汉人看来这或许是个调侃的词，对彝人来说，lolo却是龙虎的象征。彝族的“彝”过去也不是“彝”，而是蛮夷的“夷”。“夷”取自古籍中的西南夷，意思是一人一把弓箭。

       刘鸿勇补充道，当时彝族分布广，对自己均有不同的称呼。毛主席见到他们时，为了让这些表面上来自不同的族群，实际却是同一个民族的人团结在一起，建议使用“彝”。这个“彝”字可不简单，有家有米有衣服还有吊脚楼，一经提出就获得不同彝族部落的喜爱。

       而从语言上看，彝语跟汉语也有很大区别。彝语属于藏缅语族，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sov。把宾语提前的彝族人，比起汉人说“我吃饭”，说的是“我饭吃”。彝族人分布广泛，彝语也各有特色。50年代社科院就把现代彝语分为6个方言区（东西南北中和东南）。虽然各个方言间同源词有50％，但是语法差异比较大，助词加虚词比较复杂，各区之间无法通话。

       据经文记载，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它的文字跟甲骨文一样古老。“这也是它最珍贵的地方”刘鸿勇老师说：“一般来说，只有蒙古、满族这样的发达文化，后兴起的民族才有自己的语言。而且很多少数民族的语言是在汉文上改造的，但彝语是完全自创的自源文字。”

       彝语又是怎么不断延续和传承的呢？以西昌的北部方言的文字为例，由于文字是一个神圣的东西，少数民族普通人是不允许接触文字的，只有神职人员可以学习和记录。而在破四旧时期，不少人为了保存彝文付出自己的生命，他们把房子拆去，把经书藏在墙中的夹缝，并通过这样的方式保存经书。但不同的神职人员有不同的记录方式，导致各地区彝文的差异很大。1975年彝语普查时就以凉山为中心，把所有异体字规范为 819个文字，在全国正式推广。

       如今的彝族还有“毕摩”。毕摩是彝语音译，“毕”为“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他们是整个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你只要给他们一块钱，毕摩就会为你念一遍经书，保佑你的病痛祛除，来年事事平安。

        但在西部地区，尤其是云南、贵州、四川的彝语差异最大，很难通融。卜维美告诉我们，西部方言特殊，在唐朝南诏国时期有系统的彝文，后面因为战乱古籍被破坏，找不到系统的经书，只有从南诏国挖出的瓦砾来破解。她虽然是彝族人，但真正的彝文是到了中央民族大学之后才接触到的。

       “其实不仅仅是彝文，我们的中国方言，现在的语言环境就在萎缩。”李旭平深表痛心，即使在彝族这样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也逐渐在改说西南官话了。卜维美则以自身经历为例，告诉我们彝族人学习汉语的过程。她小时候都说彝语，不会说汉话。上课将彝语作辅助，说汉语的机会也比较少。但在云南当地，说汉语是有地位、有文化、生活水平高的象征。她的舅妈基本只会说汉语，也因受特别受尊重。初中之后，她身边说彝语的同学也少了，都说汉语或者彝语的变体。高中则接触到更多的西南官话，到了大学身边都是系统的普通话了。

        如今年轻人对彝语的态度也在改变，他们认为对语言的态度决定了命运。有的人认为不应该忘祖，但有人却提出，普通话不好将会在就业遇到麻烦，也没有办法走出彝族，到汉人多的地方工作。

       “在双语或者多语的环境下，怎么让语言具有生命力？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让方言延续下去？”李旭平老师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时常在课上鼓励同学们多说方言。但他认为，在象牙塔的呼吁还远远不够。这次介绍的田野调查，不仅仅需要母语者参与其中，outsider更能关注到跟母语者视角不同的东西，看到彝语的多样性和精彩之处。“教会母语者去正视自己的语言，这是我们语言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最后是精彩的提问环节，现场同学反应热烈。同学们对田野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有自己的看法，与各位老师进行了亲切的互动。

       从田野走来，到田野去。四位老师的融入式探究，攫取而不是掠夺了少数民族语言中最闪光，也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无论是广东北部的瑶族，还是湘西苗语，他们一直尝试做不同的语言，发现不同的中国文化。

       “关键是勇敢走出去，融入田野中，这项研究永远不会结束。”讲座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