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8日下午，由浙江大学清源学社与“文科+X”多学科交叉中心联合举办的线上讲座活动如期举行。本次讲座由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包大为老师主讲，题目为“城市与疾病的共生：一个批判性分析”。他详细梳理了从启蒙时代、浪漫主义时期到大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以及当代的主要思想，并根据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防疫实践，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城市和疾病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包老师从城市与疾病的渊源开始谈起，指出城市和疾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城市集中了人口和资源，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历史上每一次瘟疫都造成城市人口锐减，乃至消灭城市本身。城市滋养了疾病，而疾病带来的毁灭又让城市得以重生。包老师认为，这种共生关系并未随着古代社会的终结而消失，直至今日我们仍身处疾病塑造的城市文明当中。
包老师指出，城市及其疾病的隐喻是一种象征性的批判，矛头指向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用来判断社会的“健康状况”。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回到乡野、回到“自然状态”的思想代表了更加现代化的道德诉求。然而，浪漫主义的解读不仅违背了农村人口快速流向城市的客观事实，也与自然界的丛林法则相悖。更为严重的是，对城市疫病的道德化解读将“制造他者”，造成人道主义灾难，例如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同时他还提出，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又成为病毒全球传播的“中转站”，全球分工带来了全球劳动力、物资以及病毒的流动。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也为“社会瘟疫”的治理带来了一定阻碍。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参会师生就感兴趣的议题展开探讨。有老师提问如何看待不同地区将疾病的隐喻“甩锅”给其他地区的情况，如新冠疫情下不同大国之间的相互责难以转移国内矛盾。对此，包老师认为，通过制造“他者”转嫁社会矛盾是现代工业社会之后发生的现象，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后果之一。从治理层面上讲，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在疫情期间得到了考验和发展，证明了应对城市病症的有效道路。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充满思维洞见，启发师生们思考疫病的隐喻，关注当代城市的“社会瘟疫”的慢性症状及其治理。
撰稿：皇甫博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