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盛  1950年生，籍贯江苏。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兼任清华大学教授。197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比较哲学研究所所长，上海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思想与中西方文化比较、中西哲学比较等，著有《道德理论实践》、《危机与选择》、《理性主义及其限制》、《全球化与文明对话》等。

目前，我们大致上有一个感觉，就是整个学术的发展跟思想文化的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已有的理论基本上不能解释。理论典范和生活典范同时转移的时代，这在人类历史中是极为罕见的。我们现在就活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各种各样创新的可能性都是前所未有，重要的是看我们怎么走，怎么来认识我们未来的方向，怎么来调整。

在我们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中，对全球化的问题如何了解，对全球化以后所发生的各种情况如何认识、如何应对，是最关键和核心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各个学科，几乎人文领域当中没有一个学科可以摆脱对全球化问题的反思。比如哲学领域当中，过去认为基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终于找到了哲学量化和技术化的规范，哲学从此可以获得它的科学身份了，因此形而上学的思考可以悬置起来，不必浪费时间和精力。现在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的思考在回来，因为只有技术的路径不足以解决我们面对的困难，尤其是在精神价值领域。经济学领域中的问题更大也更严峻、紧迫，经济的全球化，导致整个世界范围里新问题不断，以国家存在为经济单位的经济学已经过时了，无论新古典学派还是其他的学派，现在都存在着困难。其他学科的情况也一样，文学领域、社会学科领域，乃至于人类学(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类古代生活方式，现在作为地方资源也成为反思全球化的重要依据)，大概没有一个学科在当今可以摆脱全球化的影响。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效果？我想，主要是全球化和现代性相结合，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一种转型，它席卷了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

全球化中被忽略的问题：女性主义与生态环保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学术杂志Daedalus，这个杂志曾经集中一些美国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讨论人们关于现代化的认识，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预言，这些预见中的很多判断被后来的发展证实了。为了表彰他们的贡献，前不久，又重印了这期杂志。这当然很有意义，尤其对于检讨理论的责任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光是纪念恐怕还不够。杜维明教授提出，更有意义的也许是应当考虑从现代化的发展来看，哪些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当时根本没有预见到的，做这样的反思工作对思想学术理论的价值更大。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是这期杂志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他反思的结果是，至少我们有两个方面完全没有预计到：一个是女性主义问题，另一个是生态环保问题，这两个是现代化发展中极其重要的核心问题。

现代化过程中，女性主义的问题变得尤为突出，而“女性主义”发展到今天，已跟早期作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女性主义有很大不同。早期女权主义运动要求女性跟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乃至于包括同工同酬、妇女的特殊权益，以及以妇女为核心的横向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这些方面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基本上都是诉求政治权力。这其中有一些复杂的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通过要求妇女权力，削弱男权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又是以男性权力为标准来要求权力，这又强化了男性中心主义。真正的女性权力究竟是什么？

现在，女性主义到了更深刻的阶段，主要是这样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人类关于自身历史的了解，关于自身社会条件和社会生活方式的了解，关于未来理想的建设，基本上都是男性主义的观念世界的产物。比如，历史是男性视野当中的历史观念，主要是围绕权力演变来了解历史演变，然后产生出美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印度的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等等，都是战争、国家兴衰、改朝换代，这都是在男性视野中了解的历史。难道历史仅仅充满了血腥气？它的温情、善良、柔和为什么都不出现？如果从女性视角去看历史，会不会有不同的景观，可以让我们的历史记忆更加丰满、更加健康？社会理论基本上也是男性中心主义的理论模式，哲学就更不用说了，构建整个哲学体系的大思想家无一例外都是男性。经济学也一样，即均以追逐利润和财富为经济学考虑的中心。

所以，我们就要反思：女性主义可不可以成为具有文化和学术意义的世界观？有没有可能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重新了解哲学？一个女性主义的哲学观所叙述的世界，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会不会完全一样？假如从女性主义立场了解人类经济情况，会不会导致出现追求GDP的增长、追求生活的不断改善成为经济的主流目的，这样的一套经济模式？

美国有一个心理学的实验，就是观察男孩和女孩对问题的处理，然后看性格在不同性别之间有什么差别。一般地看起来，男性比较刚强，有决断能力，冒险性比较强；女性在处理问题时比较柔和，兼顾各个方面，考虑问题比男性要复杂性。有时候男性自以为是，觉得自己脑子好，哲学家都是男人，但是有时考虑问题反而不像女性会兼顾多方面。有的时候我们说女性太过柔弱，做事优柔寡断，其实那个柔弱和优柔寡断的背后是因为考虑的复杂性更强，这完全是一个被我们遗忘，被男权中心主义所排斥的领域。女权运动、女性主义的演变和价值，突出女性的世界观、女性的立场，所有这些都是未被预计到的因素。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问题要把自己的性别转换一下，放到女性的立场看一看这个情况会怎么样。现在，这就应当成为一种自觉。

现在有一些学者开始做这些方面的努力，把女性主义当作一种世界观，当作一种立场，当作一种叙事方式。这绝不仅仅只是学术理论形态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它将是重建生活世界的宝贵资源。我想再过5年、10年的时间，这个方面的资源开辟出来，将成为我们反思人类前途问题的很重要的参照系。

第二个被忽略的是生态环保问题。我们知道整个现代性后面的理论预设，跟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有很大的相关性。近代理性主义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崛起，我们可以从两个意义上来理解：一个是人的中心论；另一个是强调人的理性。韦伯注意到这一点，他在讲到理性化时，提到了新教对现代性的贡献，主要突出了理性化的秩序结构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从现代社会发展经验来看，理性跟人的中心论相结合，往往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对自然的不屑和不敬。人是自然的尺度，人是自然的主人，因此，自然成为人类掠夺的对象，自然不过是满足人生活欲望的材料而已。

今天，生态环保方面的问题，已经变得空前严重。只是我们每天生活在特定的情景当中，缺乏必要的敏感度。国际卫生组织、国际环保组织每年都会发布世界环境报告，如果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我们会感到真正的恐惧。和女性主义发展出世界观一样，环保问题同样也涉及观念的革命。由于生态环保跟每个人生活处境和状况有关，现在有一个看法是：假如有一个问题可以完全跨越意识形态的对抗、跨越宗教信仰的对抗、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全人类的共识，那就是生态环保问题。那么，世界性政治和学术的共同基点，是不是有可能在生态环保领域开辟出来，而不只是把生态环保当作处理生态危机的具体问题？它后面有很大的文化意义和学术意义需要检讨。

大致讲起来，生态环保运动，在近代总共经历了三个阶段：从问题被发现，到问题被重视，再到问题被提升。第一个阶段，叫做技术化的环保，认为环保问题，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考虑，跟技术主义、追求效益等理念有关。追求效益的理念跟发展是配套的，天经地义，不能动它；所以，环保问题就被认为是技术的问题，认为只要改进技术或发明新技术，就可以解决环保问题。技术导致的灾难还要依靠技术来解决，这套理念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人在坚持；甚至一些在国外受过高等教育且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也在坚持，这让我非常震惊。第二个阶段，叫做政治化的环保，认为环保问题是政治问题，环保跟国家选择、国家治理、国家设计等政治理念有关，如果不解决这一套政治理念，环境保护根本不可能。欧洲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绿党政治，就是把环保问题真正变成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而且发展地非常有规模。第三个阶段，叫做宗教化的环保，也就是把生态环境当作人的心灵境界来培养。人对自然的态度后面有很多宗教性因素，通过这个宗教性因素的发挥，来改变和塑造人的精神生活方式，促进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化，从而对环境起到根本性的、真正有意义的保护。

西方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整个环保运动非常迅速地经历了这三个阶段；而我们中国，现在基本上是处在技术化和政治化之间的阶段，宗教化的阶段离我们还稍微远一些，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出现。我想，或许我们可以把生态环保当作一种生命自觉，把它当作自我意识形态的中心，甚至可以把某些信仰资源调动起来，参与我们生活基本平台的保护和建设。我相信这个阶段会很快到来。

环保运动第三阶段的兴起，有其深刻的哲学意义。那种迷恋经验事实，只知证明不知体验的，肤浅的、形形色色的实证论曾经那样自信地宣告形上哲学的终结；现在，随着现代性的反思，形上哲学正在归来。这方面，中国哲学具有丰富的智慧与资源，它应当可以为人类作出重大的贡献。当然，对整个现代性的反思不是现在才出现，从全球化跟现代性相结合这个点开始，它内部的争论和反思就一直存在。

全球化的“在地化”：从观念到实践

简单而言，全球化也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观念的阶段，就是各种思想、各种理念叙事的出现；第二个则是实践的阶段，也就是在观念的指导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运动。

在第一个观念的阶段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他已经过世很多年了。现在西方学术界对他有一个尊称，叫做“现代媒体之父”，整个现代媒体的理念建设与他分不开。麦克卢汉对于当代人类的发展有很多预见，而且这些预见基本上都实现了。比如当电子计算机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他就预言无架图书馆，就是说整个人类会受益于计算机的发展，甚至连图书馆这种观念都会逐渐改变，成为完全没有书架的电脑图书馆。他还讲过很多跟全球化相关的东西，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的观念最早是他提出来的。

那时，麦克卢汉提出一个观念——“蓝色救生艇”，意思是说，在黑沉沉的宇宙当中，有一个发着蓝光的球体看上去非常美丽，它就像一艘蓝色的小船，在黑暗的天空中漂浮着；这艘蓝色的小船，就是我们生活的地球，是我们的救生艇。现在30多年过去了，再从宇宙飞船上把照片发回来的时候，这艘蓝色小船已经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特别是中国这一块，由于植被覆盖最少，整个中国已经是一片黄土，而且是深咖啡色的，情况已经非常非常严重。当时，他提出“蓝色救生艇”的观念，把人类生命和环保承载结合起来，把人跟地球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这是非常伟大的贡献。虽然，当时很多人对环境灾难不以为然，谁能想到一个人的声音可以在短短几十年中成了人类的共识呢！

然后，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观念——“地球村”，现在所谓的全球化基本上是从他的“地球村”观念当中出来的。这个观念出来以后，马上引起很大的争论。今天也还在继续着这种争论，这种争论事实上有利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这是作为观念的全球化运动。

如果仅仅只是一个观念，那么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会发生那么翻天覆地的影响，事实上它很快就变成现实的运动，无孔不入地落实到人们的生活和行动中，中国台湾的学者把它叫做全球化的“在地化”。全球化的“在地化”是1989开始的。1989年前苏联和东欧解体，意味着世界冷战对峙的格局结束，由意识形态分庭抗礼来决定世界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

美国是对这个转变最为敏感的国家。大概在1990年，克林顿实施了一个措施，他把3000亿美元军费的开支，从军备竞赛这些项目当中撤掉，然后把这3000亿美元全部投入到高科技开发，以政府的名义去帮助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这是非常敏感的战略举措，因为当时从科技的角度来说，日本其实是领先程度非常高的一个国家，索尼、松下等都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整个IT产业最前沿的东西基本被美国垄断，日本在IT产业当中连一杯羹都没有分到，很大原因就是对于1989—1990年间的转变没有深刻的理解。那个时候日元升值，日本人就跑到美国去大量并购不动产。这种收购到了什么程度？所有美国本土的电影院基本上都是日本的资产，我们在美国看电影，进的却是日本人的电影院。而美国人则把交换来的现金转变成投资，绝大部分投到IT和高科技当中。从中可以看到，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政府的决策对于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济政策的正确或者失误会严重影响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并不是像那些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把一切交给市场，由市场说了算，就能解决根本问题。尤其是根本性的经济产业转型，基本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发动。市场是以利润为驱动力的，那些看不到直接利润的基础的科学技术开发，必须要有政府的支持和保障。

那么，政府的正确决策从哪里来？或者说如何才能保证决策是正确的？或者说，即使决策失误，也能够有效地迅速纠正？我觉得克林顿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有个特点，就是他能听。他被选上总统后，到直接上任，中间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他就在小石城，也就是他当州长的阿肯色州的首府，邀请了几百位经济学家，召开关于美国经济的讨论会。讨论会共提出了数百份关于美国经济前景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对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政治领袖，尤其是大国的政治领袖，必须具有“听德”，即听取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不光是一种姿态，更重要是一种境界。要不要听取人民大众的声音？当然要。“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是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不听老百姓的声音，权力的基础就丧失了。但是，从政治治理的角度，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广泛听取知识精英的声音。因为知识精英之所以是知识精英，就在于他们能够主动自觉地关怀民间疾苦，消化民间的声音，运用专业知识把民间的声音转化为对国家和人类前途和决策的考虑。这是知识精英的存在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就是听取民间的意见，就是听取老百姓的喜怒哀乐。需要注意的是，我强调的是“广泛听取”，而不是一小撮所谓的智囊集团。在政治学理解上，参与的圈子越小就越容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丧失它的公共性和代表性。民主的实现程度是和参与的基数成正比的，参与的基数越大，民主的程度也就越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哲学家主张把民主的本质理解为“公共论理”(Public Reasoning)。国家的重大决策必须经过“公共论理”才能取得它的决策基础，而不是一小撮智囊集团围绕着政治领袖唯命是从，关在权力中心里闭门造车。假如克林顿没有那么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参与，凭他个人的力量，他能明白国际经济和社会的走向吗？

反面的例子则是王安。王安是美籍华侨，在美国做企业家、科学家，后来成为美国电脑产业最大的业主，很了不起。比尔•盖茨从哈佛离开以后，就带着他对电脑浪漫主义的幻想去找支持者。他第一个找到的就是王安，他说我有这么一套想法，很快计算机一定会成为个人行为，每个人都可以用计算机。所以，现在应当开发个人电脑。王安不这么认为，计算机这么复杂的一个运作结构，个人要它干什么？只有政府、超大型的企业集团才需要，一般小企业怎么会需要呢？所以王安拒绝了他。比尔•盖茨从王安那里没有拿到任何钱。然后就找了IBM，IBM觉得或许他有些道理，既然他有那么一个想法，我们不妨也可以冒冒险，所以IBM给了盖茨100万美元，盖茨起家的资金就是IBM的这100万美元。谁也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个主动退学的小伙子，他的想法却成就了我们的今天，并且在塑造着我们的明天。而回头再看看王安，公司已经破产，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集团。我专门开车去过他的公司总部，那里已是物是人非、人去楼空、萧条凄凉，让我非常感慨。所以idea对人类的历史有很大的作用。多一点浪漫主义，多一点理想主义，对人类来说，可能是一个真正创造性的源泉。

全球化的“现代化”：从现在到未来

全球化的“在地化”至今已有20多年，争论一直在继续，对全球化和现代性相结合进行反思的背景，变得更加宽阔。当然，出现的新问题更多，客观形势也更加严峻，不仅原有的一些困难被保留下来并加强，而且还产生了一些新的、更严重的困难。我归纳了一下，大致有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当全球化出现的时候，联合国及各种非营利组织基本上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人类在历史上可能第一次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调动技术、资本、物质等资源，来共同面对人类生存的问题，因此全球化有助于解决南北的问题，有助于解决贫富的问题。这是全球化给人类的一个许诺，就是我们可以消灭贫困，使贫富差距得到比较好的、妥善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大概50年以前，美国30%的穷人和10%的富人，他们之间收入的差距是1∶50，就是富人收入是穷人的50倍。50年过去后的今天，这个差距已经扩大到1000倍。这个数据是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贝尔告诉我的，我没有来得及查证。他刚开始告诉我的时候，我还不大相信，仅用了半个世纪就已经有1000∶1和50∶1这么大的差距，听上去比马克思写阶级斗争理论的时候还要严峻得多。此外，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除了制造这么大的贫富差距外，还有一个衍生出来的中间现象，就是中产阶级的不断萎缩和减少。

第二个问题，就是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危机。我看到一个统计报告，对全球化来说有很大的讽刺性。过去认为冷战结束了，世界打来打去这种局面可以停止了，因此全球化的出现可以使世界走向和平，可以减少战争对人类的威胁。而我现在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全球化以后的15年，也就是1990年到2005年，跟从1975年到1990年即全球化前的15年相比，这个后15年因为战争和相关事件的死亡人口比前15年增加了近20%。换言之，全球化所许诺的那个和平并没有出现，战争、恐怖、反恐这些冲突，事实上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变得格外严峻。原来有人认为全球化可以给人类塑造一个统一的标准，但这个统一的标准现在正在世界各地受到顽强的抵抗；也就是说全球化如果以蔑视地方化的合理性作为推广前提，它给人类带来的就不是和平，而是灾难。那么，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是把全球化当作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广到世界各地，还是充分尊重地方化的各种不同，在差异的基础上慢慢进行协调，达成一些相应的共识？这就导致对整个全球化理念和全球化世界观进行选择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前面刚刚提到的环境问题。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一定读到过一个来自于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叫做《增长的极限》，作者认为人类GDP的增长，追求财富的增长，后面的限制条件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这个观念现在也有一些人在置疑，认为地球资源远未被开发，这基本上是乐观主义的人。但是如果从保护环境，解决环境跟人的相互依赖关系来说，这个警告并没有过时。现在的问题是，整个环境总体质量的问题比罗马俱乐部提出那个报告的时候要恶化更多，所以应把那个报告分两个方面去看：一个是发展跟资源的关系；另外一个是发展跟环境的关系。在发展和环境的关系上，整个报告仍然有意义。以美国为例子，3亿人口的美国为了维持今天美国这个生活水平，它消费世界能源总产量的30%，消费世界木材总产量的40%，消费全世界重金属总产量的20%。我们可以这样去想，中国是14亿人口，此外还有印度，还有俄罗斯，还有那么多的国家和人口都想达到美国这样的生活标准。联合国计算出，我们需要20个地球的资源才能保证我们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我们现在都说美国代表文明——我们的现代化事实上很大程度是以美国为标准，其他的国家都代表落后，最落后的地方是非洲，现在非洲的发展还没有起来。可是非洲有一句话：地球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而是子孙托付我们保管的财物。如果是祖先留给你的遗产不花白不花，花完了就算了，现在不是这个情况，应该想一想，子孙后代要来到这个生活平台上，他们也要在这里生活，你把财物都用光了，何以对得起你的子孙后代？

但是现在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养成了一种思维习惯，我们认为GDP不是每年增长的话就是我们的灾难，我们从来不能接受GDP的倒退。越是美国这样的国家，越不能接受它的GDP增长率可以是负3或者负5个百分点。其实它可以牺牲一下GDP，让它倒回去，以减轻对资源和自然的压力。但是，它不可能，至少在目前，无论如何做不到。但是我敢断言，在人类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将不得不这样做。假如这真正是被迫而为之，那将是人类的大灾难。所以，人们现在应当主动思考这些问题。实际上，追求经济增长已经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性和全球化配置以后最强势的意识形态，贯穿在经济当中，贯穿在国家计划的一切领域当中，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

第四个问题，就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的精神质量越来越没有保障。哈佛大学被认为是美国人文精神最强的基地，美国人文精神的大传统由此而开，但是现在哈佛却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冲击下，出现了责任意识缺位、追求物质享乐等不良风气。最近哈佛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把人文学写进核心课程当中。哈佛最重要的就核心课程，原来都是理性主义的内容，并不重视宗教、神学等，比如神学院是被边缘化的；现在哈佛修改核心课程，把宗教伦理、美国历史加入到核心课程中。因为已经严重感觉到学生人文精神的沦丧，真正去抵抗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精神力量不够。哈佛大学这样做了以后，哥伦比亚大学等大概有5、6所大学，也都把宗教课程加入到核心课程里面去。核心课程不是随意改的，改核心课程是一个真正伤筋动骨的事情，那要全校辩论。哈佛一度想改这个核心课程，5年、6年的时间都没能搞成，但是最近达成共识了，把这些东西全部加进去。如果没有对精神品质沦丧的忧虑，这个改变实际上不可能出现。

第五个问题，就是对人的未来的忧虑。在美国，现在几乎绝大部分的家长不知道自己的子女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由于技术的高度介入，改变的速度太快太快，使得我们基本上不了解3年、5年之后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引发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另外，家庭在教育传承中的作用越来越微不足道。美国有一个教育跟踪系统，研究影响人成长的基本因素极其各因素的权重。他们调查了四个因素：家庭、学校、教会和媒体。在20世纪60年代末、7０年代初，调查的结果是：对于人的教育及成长，影响第一位的是家庭，第二位是教会，第三位是学校，第四位是媒体。到了２１世纪初，调查的结果则是：第一位是媒体，第二位是学校，第三位是家庭，第四位是教会。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不去教会，去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家长对孩子的影响基本上也很弱，因为法律不能保证这种影响力。在美国，管一个孩子很辛苦，因为家长不能骂他，也不能打他，对他态度稍微严厉一点，就要小心警察可能把你抓起来。

全球化的价值反思：以民主政治为例

我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这个考验又跟全球化、现代化和高技术的结合有相当大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反思又很自然地到了价值层面。全球化为什么会出这么多的问题？是不是跟我们的价值结构、价值观念、价值实践系统有一定的联系？

简单而言，价值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价值的基本形态，另一个则是价值的基本原则。价值的基本形态，主要有所谓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制标准和公民社会等。我们现在考虑的理想的社会、值得我们追求的社会、社会发展应该达到的目标等，基本上都属于价值的基本形态。因此，价值的基本形态，就是价值用社会体系的方式表现出的形态；而这个背后隐藏的东西，比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理念，则是价值的基本原则。两者相互配合，那么，一个是价值存在的社会形态，另一个则是价值存在的精神形态。

这里，我以民主政治为例，尝试对全球化进行价值层面的反思。

什么是民主？在人类思想史和政治史中，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到了近代，各国关于民主的争论更加激烈；而在美国，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它是一个单边主义的问题，虽然在学术界争论非常复杂，但是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却非常简单。什么叫民主？在美国看来，民主就是美国的政治，美国就代表着民主；所以，美国有一个输出民主的心态。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很多外交政策都建立在输出民主的心态之上，他认为应该把美国这一套制度推到世界各地去，其他不符合美国标准的制度统统不灵。现在这个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政治中、学术上，美国的单边主义均得到回应。

回到西方自己的谱系当中，关于什么是民主的看法，一直存在分歧。民主是从古希腊发展出来的，古代雅典实行的就是民主制度。柏拉图反对民主，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是被民主表决而处死的。雅典的元老院投票，多数人认为苏格拉底的言论对雅典有害，这样的人不应让他活着，应给他一杯毒酒。苏格拉底也很慷慨，为了表示对民主制度的尊重，就把这个毒药喝下去了。对于老师的死，柏拉图当然非常痛苦，所以他说，民主是以庸俗大众来残害社会精英的制度；民主制度下精英的日子都不好过，因为芸芸众生不如精英有远见，可是他们有权利，一下子把你否决了。所以柏拉图说，这样的民主不可取，这是人类社会的灾难。柏拉图提出的理念叫“哲学王”，只有哲学家站得高、看得远，问题理解得深刻，所以哲学家掌握政治，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但最深刻的人不一定是最现实的；最深刻的人也许会用一个超前的观念，完全漠视一个现实的存在，所以哲学家有可能导致巨大的精神暴政，而这个精神暴政会是人类灾难的源泉。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说过一句话：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行都是用人道的名义完成的。因为大规模的活动都需要集体动员，没有一个美妙的口号，没有一套高瞻远瞩的宣传话语，怎么可能动员起来？后来亚里士多德提出柏拉图的想法恐怕不行，因为政治是现实生活的协调，这不是哲学家的任务。哲学家可以了解未知问题，可以做深刻的研究，但政治还是要还原到日常生活中来解决问题。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民主是一个有很多缺陷的制度，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要保持警惕，但是我们目前只能用它。丘吉尔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民主是不好的制度，但是没有比它更好的，所以我们要用它。我认为亚里士多德比丘吉尔讲得得，因为丘吉尔的话容易误导，既然没有比民主更好的，那就是民主最好，会误导至这个简单的推理。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是哈佛大学影响力很大的教授，他去世的时候，我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他的一个学生在追悼会上说，20世纪60年代的罗尔斯被三个问题深深地困惑：第一个问题，假如民主是一个合理的制度，为什么美国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第二个问题，假如民主是一个体现平等的制度，为什么美国的种族对抗如此严重？第三个问题，假如民主是一个有希望可以代表未来和普世的制度，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人如此绝望？面对这三个问题，罗尔斯寝食不安。后来他研究认为，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民主上，民主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正义。民主必须要体现正义，我们对民主必须提出正义的要求，因为民主经常可能表现得不正义，他把柏拉图的问题换了一个方式提了出来。

在整个西方，从民主开始出现，到今天民主的实践，关于民主的认识一直在发展。现在我们讲民主的时候，通常是从政治制度的意义上去理解，认为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多数决定少数。这样的一个民主，如何保护弱势？这样一个民主，如何避免大多数人犯错？这样一个民主，如何保证在不投票的时候，民意的力量能够介入政治？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美国四年选一次总统，四年当中有一天是民主重大的节日，美国人都要去投票。但这一天投完票就没你的事了，回家睡觉去，另外的三年加364天是民主的长假。也就是说，一旦政治领袖选出来以后，选民的立场、选民的意愿没有一个具实质性参与的管道来保障。有很多人说，议会还在工作，可是议会仍然是代表制，那么这些困难到底怎么来解决，怎么来面对？

哈佛大学哲学系有个教授叫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他研究公元世纪到16世纪印度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然后提出一个观念——民主的本质是一个公共辩论、公共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民主就是，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决策必须经过公共辩论来决定。即使这次我把你选出来，你也没有权利对决定我们生死存亡、决定我们发展的大问题一个人说了算、一小撮人说了算，必须经过公共辩论。他把我们对民主的了解，从一个单纯的一人一票选举制，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现在在美国很少有人不讲公共辩论，这已是民主的一个标准了。

另外一个标准是法国一批思想家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原则，而是一套治理方式，跟社会生活有关，跟每日每时的社会进程有关。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说民主有一个最终的检验标准，即民主究竟能够让这个社会的公民过上什么样的日子，通过民主的治理能否使这个社会的公民有参与感，能够真正实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能够增加他们之间的和睦，能够让他们对未来有信心，能够让他们对自我有信心。他把这个问题转变到公共参与。所谓民主就是公共参与，不只是选举那一天的参与，而是把整个生活作为民主的标准来理解。福山提出这个观点，我觉得他有很大的进步。

中国的民主政治：合法性建立及其展望

现在我们来看中国。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管理当中，绝大部分事情都是由朝政来决定的。皇帝每天早朝的时候，四品以上的京官都要立在大堂当中，把他们对问题解决的建议提出来，然后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在皇帝面前辩论。皇帝这个时候不是一个真正的决策者，他是一个调节者、判断者，经过辩论，最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个意见。这样，各个不同领域的人、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辩论整个国家的决策，最后达成一些妥协、达成一致意见，这样算不算公共辩论？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会问：这个意见是不是只是官场的意见，是不是完全没有民间的参与？这里的关键，在于理解中国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可以让民间的精英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阶层，这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个是这些精英成为腐化的官员；另一个是他们把民间的不同意见通过这个渠道带到朝廷当中，使朝廷在决策当中有民间的利益代表。还有各种的民间抗议、上诉，比如巡抚大人出巡的时候，就可以跪在马路上把他的轿子拦下来，或者走到县衙门口的大鼓前，击鼓鸣冤。民间的苦难必须要有基本和充分的管道直接到达权力中心，这是民主治理最重要的原则。过去我们用了四个字——封建社会，就把这些东西一笔勾销了。试想，几千年维持一个国家长期的稳定，使得一个国家至少在最近两百年以前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一点点管理的智慧，没有一点点政治的智慧，全部都是糟粕，所有的东西都不派作用，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当初，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两个人联名给当时的法国皇帝写了一封信，建议法国皇帝马上派特使赶到中国去，在中国招募400个官员，到法国帮助发展科举考试和文官制度，因为他们觉得法国社会的内在矛盾已经非常尖锐，整个火药筒说爆就要爆。的确是，法国革命不久就发生了。他们认为，整个法国政治需要一个力量来改变，他们当时找到的最好的典范就是科举和文官制度，而这个就发生在中国。

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图书中各种各样的插画，如教堂、服装等都是伊斯兰的；所以，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文艺复兴是西方通过伊斯兰发现古希腊。那么，启蒙运动用理性精神来对抗基督教，后面的资源是从哪里来的？不要忘了，我们中国传统的真正特点是人文主义，儒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人文关怀。举个例子，比如印象派的绘画，我们都认为印象派是西方近代艺术一个最大的贡献。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西方的学者自己也接受了，整个印象派真正的起源是日本的浮世绘。浮世绘是像连环画、小人书那样的东西，大人小孩都可以读。当时要把日本的那些木器、漆器、瓷器运到欧洲去，怕在运输的途中东西被碰坏，就把这些有浮世绘的纸撕下来包那些东西，结果欧洲的一些画家看到这些图案，整个绘画的新境界和新技法打开了，所以很多人突然转型。西方的绘画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突然跳跃式地发展到印象主义阶段，在它自己的谱系当中找不出来，就是浮世绘的介入让它转折。所以有一个很大的东学西渐的问题，由于近代以来我们心态的原因，这个问题被我们忽略了。

我再举几个例子。一个就是君子的这个“君”。“君”字非常有意思，后面可以加一个“子”，也可以加一个“王”。君子是一种人格典范，常用来指才德出众的人；君王则是一个有权力的政治管理者。这两种不同的人，为什么他们都可以用这个“君”？君者，群也；换言之，要成为一个君，最重要的是，你要有群众基础，要有人信你，要有人愿意追随你。假如有一个君他后面没有群，他老干坏事，老奴役老百姓，他就算不上是个君了。你拿他怎么办？中国最重的罪之一就是弒君之罪，可是孟子说了这样的君可以杀，杀他是“诛独夫”。这个“独”的反义词是什么？——“群”。所以从这个当中去看，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不是不重视民意基础，是不是完全不把民意当回事却可以形成他的权威政治？“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是把老百姓作为天道的真正信息来源。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有人解读成，大夫犯了法不要上刑；老百姓没有文化，所以不能用礼来对待他。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士大夫这些人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很高的位置，“刑上大夫”，是用最低的标准去要求大夫，如果用刑来要求他们，对他们是侮辱、是不尊敬，所以对他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要用礼来要求他们。那么“礼不下庶人”这个话怎么理解？其实它是在说，老百姓每天在艰难地讨生活，如果用受过真正教养、读过书的人才有的那些高级规范去要求他们，实际上是在为难他们，因此要对老百姓要有深刻的同情。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之”。有人说，孔子歧视妇女，看不起女人，女人难养。于丹的解释还要加上小孩子，把小人理解成小孩子，这是错解。是不是这个意思？孔子和孟子这两个大思想家，都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都是长期跟女性生活在一起的，而且孔子感情特别丰富，听说郑国国君的夫人长得非常漂亮，他想方设法都要去看一眼，他自己直言不讳“好好色，美美食”。所以对文本的解释，内部的逻辑要说得通。后来余英时先生跟我讲，这句话中最重要的词是“养”。为什么不用“最坏”、“最没有价值”、“最缺德”这样的话，而用了这个“养”字？实际上这句话是说，如果你真正是一个掌握权力、运作权力的政治领袖，那么，什么样的事情你觉得最难办、最头痛、最不好处理？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意思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你要知道最难处理的人是你身边的人，你的妻妾和侍候你的那些人，他们是靠你生活的，他们离你很近，所以他们对你的观察和了解很真切，也知道你有些缺点，那么通过这些东西，他们觉得可以把你掌握住，然后利用这些东西来运作你的权力，利用你的权力为他自己捞一点好处。这个叫“近之则不逊”，“不逊”主要是指对你所代表的权力他缺乏尊重，那是公权，他老是想染指这个东西，然后你发现了，你就开始批评他，因为他是小人，你一批评他，他心里的怨愤之气上来了，他就开始报复你，给你带来诸多麻烦。妻妾能给你的麻烦就更多了。可是这些人你又离不开，所以这是一个极麻烦的事情，远远比处理你的政治对手、处理你的敌人困难得多。那些问题一目了然，但是处理这些人，不是一个原则就可以解决的，你需要很多很多的智慧，一个方面要跟他们保持一点距离，一方面你又不能太责备他们，这个当中的技巧要求很高，所以叫“难养也”。其中，有一部分内容，黑格尔也讲过，叫做“仆人是主人的主人”。但是，黑格尔不如孔子那么生动和深刻，也没有孔子考虑的那么全面和合情合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过去解释成可让老百姓来追随，但是跟国家有关的重大事情，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懂，让他们知道了以后反而麻烦得不得了，什么决定都做不出来。假如这样理解孔子的这句话，这等于完全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完全否定“民”存在的政治意义。这与孔子主张“民本”的政治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梁启超解过这句话，他把这句话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说，老百姓不闹事，过得过去，你就随他去；老百姓如果不灵了，你就要教训他，就要让他知。梁启超的解释我不能接受，为什么？这是太强势的精英主义的心态。“可”和“不可”，谁说了算？我说了算，我觉得你不可了，我就开始教训你。孔子是这样的人吗？这真正代表人文主义的理想吗？差很多。“民可使由之”，老百姓的存在是自然存在，是天经地义合理的，作为政治领袖，你就要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不可使知之”，不要把你认为正确的东西强加给老百姓，去迫使他们接受你的意志。孔子在这里用的是“民”，在中国古代文献当中，“民”这个词与“君”相对，通常是政治术语。孔子不是不知道“人”字的存在，他就用过“人”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这里为什么不用“人”，为什么不说“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显然这句话是政治论说，政治论说就是对掌权人说。你是有权力的，对待你的老百姓时，你要注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要对人民的存在有深刻的同情，而且真正把人民的存在当作政治的基础，而不是把统治者的意志当作政治的基础。

此外，从监督的角度来看，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当中有没有关于监督的智慧？有，言官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左手记言，右手记事。皇帝如果随随便便说一句话，记录在案，他自己也会心惊肉跳。因为那个是要写入史册的，后人读起来，我就是这么一个混账皇帝，我居然说了这样的话。所以有时候皇帝会耍赖，他说这个话不算，不能记下的。言官说不行，皇帝一言九鼎，你的话说过了就要记录下来。这是对皇帝的严格要求和约束，算不算监督？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是不是一种彻头彻尾没有制约的、一种皇帝拍拍脑子就可以胡作非为的政治？从基本局面来说，整个中国以士大夫为中心的文官系统，分为教育培养、辅佐协助和监督抗议三块，是一个非常有机的系统。士是帝王师，你是士大夫，你有责任让皇帝知道，什么样子才算是一个好的君王。皇帝小的时候，要请很多的太傅陪他读书，要把整个管理的智慧和责任通过教育让他掌握；那么等他即位之后，你要辅助他，他做错了你要指出来。郭店楚简当中，鲁穆公问子思：“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

这一套理念真正发展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公共知识分子传统。西方公共知识分子传统是以抗议为主，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则是参与和抗议并举。中国整个的一套监督机制非常复杂，假如我们能还原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古代史当中，那里面的确有很多资源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我们需要严肃地面对中国本土的资源，来检讨西方的资源。

假如把民主作为一个具有多元可能性的，多种资源可以参与其中的政治系统，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有可能把中国最好的关于民主的资源调动起来；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把西方可以跟这些资源配合的制度结合起来。传统给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们全把它扔掉，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管理、我们的需求成长不出来，然后外面最好的东西也进不来。内、外两个方面的东西都不能成立，就会导致整个权力在学术上和观念上的合法性危机。这个是近代中国100年真正大的和深刻的危机。我们把自己最优秀的资源，当作一堆废纸给扔掉了；然后西方的那一套东西，事实上因为自己不了解自己，也看不到它真正的优势；我们只是学，但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向西方学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办法让它真正落实。这一进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张力，现在反而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得我们可能真正开始建立一个合法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