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9日晚，“浙大东方论坛”第176次学术讲座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138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与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联合举办；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阮云星教授主持讲座，德国基尔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医学人类学专家史安梅（Angelika C. Messner）教授作了题为“当代老龄健康与临终关怀：文化人类学家的视角Ageing and Finitude of Life”的精彩演讲。

史安梅教授围绕老龄化议题，从全球议题及与医疗的关系，中国老龄化的特殊性，欧美老龄化面临的课题，中西老龄文化及其变迁，地方性生物学，生命之限的临终关怀，关于疼痛中医门诊的参与观察等七个方面展开演讲。

关于老龄化之全球议题及与医疗的关系，史安梅教授认为工业国家的人口越来越老龄化，人们的生命周期比以前延长了近30年。这意味着：大部分人将面对更长的衰老期。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工业国家，衰老和死亡的过程已经逐渐从家里转到医院。这种变化是一个很新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14%的人选择在家里死亡；近年来，则只有大约10%的西方人口选择在医院外寿终正寝。

关于中国老龄化的特殊性，史安梅教授认为中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比欧洲国家更加严重。在国家还没有累积到足够资源去支撑解决老龄化问题前，“银发族”的人口已经快速增长。据统计，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总人口的30%。在中国一些地方，这样的所谓“银发族”比率将超过50%。

发达国家在“银发族”形成时已经达到了人均高收入并建成了养老机构的基本结构。在这两个方面中国还十分落后。除此以外，中国还面临由于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储备下降的问题，这个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曾经是中国近三十年经济奇迹的保障。

接着史安梅教授讲到欧美老龄化面临的课题。欧洲和北美国家最近也面临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与老年人看护有关。这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工业化的世界，衰老和死亡已经成为了一个医学问题。同样的，衰老和死亡过程转移到了医院和护理机构（比如说老人院、善终安养院），这种变化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如缺乏相关专业的医护人员、国家卫生部门和家庭承担的压力过大、相关伦理问题等。

关于中西老龄文化及其变迁。史安梅教授讲到近年来在西方社会，老龄化的文化正在发生转变。人们不仅在身体上比以前多活了30年，他们对衰老的看法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工业化社会中，老龄化的文化不同于（所谓的）传统文化。在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老年人越来越表现地像年轻人。在德国，百岁老人比十年前多了近三倍，而他们的状态就跟以前的70岁老人差不多。人们不想看起来老了，他们不想表现出自己的脆弱。他们不想变得依赖别人。他们希望可以尽可能长的独立生活。

这和传统中国的“老龄化文化”有很大不同，后者讲究“孝”，也就是“敬老”，“孝”的概念在中国有将近2000多年的历史。根据元代编制的《二十四孝经》，一个人必须尽最大努力使父母和祖父母开心。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讲述了子女如何牺牲自己而让长辈开心。史安梅教授还特意举了“彩衣娱亲”里的老莱子为例子。她总结说，故事告诉我们，在古代中国，虽然在生命过程中，衰老不是一个让人高兴的过程，但同时，当家庭里的年轻一辈都像老莱子这样孝顺的话，变老也成为一个“享福”的生命阶段，这也就是所谓的“老来乐”。你能尊重父母，并且赡养父母，那么当你老了以后，你的子女也会同样对待你。这是一个自愿的社会保障制度，它完全基于家庭成员。“孝”可以被看作是代际间的社会契约。这种保障制度与西方的税收和保险制度没有太大的共同性。

然而，现在的中国，“孝”正在渐渐消失。首先，今天，第一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父母们即将退休，因此，出现了4-2-1家庭问题。1是指一个孩子，2是指一对父母，4是指两对祖父母。也就是说，一个长大成人的小孩，要负责照顾他/她的2个父母和4个祖父母。这种情况下，以前的那种社会契约很难起作用，因为一个人没办法照顾6个人，更何况这6个人可能还会比以前的老人多活30年。其次，“孝”对没有孩子或者没有结婚的人有歧视。我们可以在中国背景中观察到一个不断变化的道德现象吗？人们一般会说，由于更高的人口流动性，老年人和年轻一代不再一起居住生活，人们已经不受“孝”的约束。此外，在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变得更加个性化，自由化，世俗化和去意识形态化。

讲到第五个议题：地方性生物学。史安梅教授说，医师经常讨论中国高死亡率的原因（比如吸烟等）。然而，在中国老年人中，有一个事实是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慢性疾病和精神问题，如抑郁和自杀等正在上升。老年带来特殊的脆弱性，需要特别的医疗关注。然而，欧洲和美国的一些资料强烈显示当一个人面临着疾病，会深受他的精神、情感和心理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在接近死亡时。临终关怀强调对情绪和心理的护理。临终关怀通常是在家里或医院的缓和医疗中心进行。临终关怀的目标是提高生活质量，因为它关注人的情感和精神需求。中国目前在上海、北京和一些大城市，有几个临终关怀中心，未来这种服务也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可以进一步发展，即将家庭照顾、社区照顾和医疗照顾融为一体，这是一种中国特色。

在全球化视角下，存在着一些看不见的地方性的微环境。尤其是医疗领域需要在这方面进行调查：在中国，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的专业领域之间的共存和相互作用。在帮助中国老年人应对身体和心理的脆弱性方面，传统中医是其中最突出的。

谈到临终关怀，史安梅教授说人们都一致认为，“预防死亡”是不太可能的事,然而如今的医院在临终关怀方面都旨在改善临终最后一天的关怀质量:尤其是在给予老人机会，能够思考其人生并谈论他们的生活方面。医院的护理人员有着共同的目标，即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总体。但每个机构和部门都有它自己的时间框架、组织、规则、语言和其应对疾病的方法。在这方面有很多需要做的，专业人士需要有新的交流技能（一种新的表达关心和谈话的模式），需要反思与患者的互动方式，反思在临终关怀时的情感表达方式。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疼痛中医门诊的参与观察。史安梅教授认为参与式研究是医学人类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合作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着重对事物的深描，以了解和改变社会现实为目的。越来越多医学人类学家把这种参与式研究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

同时，为了通过调查研究改善健康和卫生服务，减少不公平，研究人员越来越积极地鼓励那些可能会从中受益的个人和机构参与进来。例如以社区为基础的参与性研究，参与调查的社区成员会期望这项调查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在问答环节，在场听众踊跃提问，史安梅教授耐心解答。有同学以自己的爷爷奶奶为例，提出农村老人到城市生活不适应，怎么办？史安梅教授说，农村的生活是自然的，人们不是单独的个体，大家可以舒服地聚在一起，左邻右舍都很熟悉，城市有些不自然，人们是独门独户，不经常往来。这需要政府、社会组织、每个个人的努力，提供活动场所、平台让老人们多多交流、活动。

讲座在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王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