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 1929年生，上海南汇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等。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著有《韩非子札记》、《唐语林校证》、《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中国文学批评小史》等，主编《唐诗大辞典》、《李白研究》等。

我讲的题目是“博学与专精之争的历史考察”，我想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大家交流一下。这里的这个“博学”与“专精”，不是讲怎么样广博化、怎么样专精化，而是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是如何思考、如何践履的。

博学与专精的历史争论

20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大跃进等许多事情，读书很艰难。到了六十年代又要整顿，中央提出个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于是好多高校慢慢稳定下来，学生可以好好坐下来读书。当时我们的校长郭影秋提出来要“坐下来，钻进去”，这就产生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学问的争论。

我记得当时《文汇报》上有两个老教授争得很厉害，一个是郭绍虞教授，一个是夏承焘教授。郭先生提出做学问要广博，夏先生提出来要专精，他们在《文汇报》上发了很多的文章，我们看了以后深受启发。夏承焘先生虽然讲要专精，但他的学问其实很广博，我们现在都知道他在词学领域的造诣是非常深的，但我记得他在考证唐代长安曲江池时画了一张图，考证得非常清晰，这让我佩服得不得了，可见夏先生虽然主要研究宋词，但是他对唐诗也是非常熟悉的。陈寅恪先生做《长恨歌》考证时在华清池下面加了一个注，就说这是夏承焘先生首先提出来，非常感谢他。郭绍虞先生在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首屈一指，文学批评史本身就是很广博的，从孔夫子到梁启超、王国维，各个时代的思想都要涉及到，郭绍虞先生对这些都有研究，而且他还能进行语音文字方面的理解，所以我觉得郭绍虞先生确实很博学，他提出要博学是和他自己的学术研究有关的。可以说郭绍虞先生讲博确实很博，夏承焘先生讲专确实也很专，但是他们在博学与专精两个方面又都是兼而有之：专的人很博，博的人也很专，因此，博和专其实是相对的概念。

我的老师叫胡小石，郭先生的学问跟胡先生的学问，从博学的角度来讲，郭先生比不了胡先生，胡先生的学问那是真正的广博，尽管他留下来的文章不是很多。胡先生的知识面是很广的，各种学问都懂，而且他的记忆力也很好，我读书时他已经70岁了，眼睛不好，让学生帮助查文献，学生念一个字胡先生跟着就能背下来，胡先生的博闻强记真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想和胡先生的博学相比，郭先生不能称之为博，还是相对比较专精。胡先生也有佩服的人，他最佩服的是沈植培。沈植培是嘉兴人，一代鸿儒；王国维一共佩服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沈植培，陈寅恪提到沈植培也是佩服的不得了。但是沈先生这个人很奇怪，他从来不写任何东西，这牵扯到一个观念的问题。

中国人现在的观念跟过去的不一样，“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过去中国人的学问叫“为己之学”，认为学问是为自己而做的，是要丰富自己、提高自己的。但是现在人的学问是“为人之学”，你不为人，你的生活就无法维持；你不写文章，职称就无法评上去。过去中国人把“为己之学”放在第一位，认为学问用来丰富、提高自己的修养，沈植培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胡先生提起沈植培说：“他的学问要是分几十块，拿出其中一块给我，我就受用不尽了。”我们很难想象沈先生的学问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现在的教授和老一辈的学者相比差距真是太大了。胡先生总是给我们讲，沈先生小的时候父亲教他读书，每一本都要倒背如流，这样一直到他70岁的时候，引用的东西不用查就可以背出来。

学术史上的博学与专精

我们现代的学者和胡先生他们不能比，我们离开工具书就寸步难行。我经常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以前中国人读书，像胡先生那样，是从四书或者五经入手的，先小学，再经学，然后子学，再然后史学，所以他们小时候主要是在经书上下工夫；而我们现在在经书的功夫，与古人有很大差距。

我想这跟整个中国的学术史有关，先秦诸子时期，百家争鸣，一个老师教一个学派。到了汉朝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方统一了经学。到了唐朝的时候实行科举，科举考试一定要考五经，并且是从里面抽出两句来，你要背出中间那几句话，所以必须从头到尾把书背得滚瓜烂熟。再到后来是考八股，是从一句话中抽出两个字，拼起来出一个题目，你要能够就这两个字写出一篇文章来，而且还要符合儒家根本的原理，因此那个时候的人也一定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所以我们后来看到有人背《汉书》、背《资治通鉴》等，这都不奇怪。我们中国人是有“记中学”的传统的。比如顾炎武这个人，一流的大学问家，当时条件很艰苦，一天到晚在外流浪奔波，他就在马上背书，结果昏头昏脑地从马上跌下来。现在人几乎不可想象这些，胡先生也背书，但是胡先生成长在清朝末年，已经不是特别标准的了。

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过去的学问是综合性的，基本都是以几本经书为中心展开，所以大家集中精力读通一本经书就可以把所有学科的知识都学起来。比如说读《诗经》，孔子讲“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等于说我们现在讲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都在这本书里面了。中国人古代的学问都讲究要博大，而且综合性的考虑比较多，从汉朝到清朝一直都有这个特点。明朝后期基督教进入中国，我们才发现洋人有好多知识都超过我们了，但是中国并不不买账，你看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一些资料，经常是外国人发明一样东西中国人马上讲：这个东西我们老早就有了。甚至20世纪外国人已经发明飞机了，中国人还在就讲：我们以前讲人像鸟一样从高山上飞下来，这就是飞机的雏形，只是可惜没有发展下去。清朝初年的康熙皇帝是个例外，他非常崇拜外国人，曾经非常认真地向传教士学拉丁文，当时中国的天文测算规则跟外国传教士的不一样，康熙就叫两方来比试一下，结果中国误差比洋人大，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天文学已经落后于西方了。但是中国人依然不买账，一直到了清朝末年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这对中国刺激太大了。中国人过去总认为日本是蛮夷小邦，汉朝就开始向中国朝贡，日本对中国也一直都很恭敬；但甲午战争中国却被日本打败了。这时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外国的坚船利炮确实比中国强，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于是那个时候派了很多留学生到日本、到欧美去学习。翻开清朝末年的文献资料，那时到外国留学的人跟我们20世纪八十年代差不多，许多士大夫比如陈三立的子女，都到国外去留学，这些留学生对中国影响特别大，可以说是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除了出国留学以外，中国人还废除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甲午战争以后开始办新学堂，结果学堂还没有办好八国联军就打进来了。那时有个办学堂的人叫许景澄，我们读近代史的时候都骂这个人是汉奸，因为他与袁昶反对与八国联军作战，他晓得中国和外国差距大得不得了，因此坚决主张不能打，结果后来被慈禧太后杀掉了。但我觉得中国士大夫当中最了不起的就是这批人，他们是能真正践履道义要求的读书人。

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是由吴汝纶主持的，他听取了很多外国人的意见，其中有一个美国人说你们中国人的学问是综合的，老是混在一起，现在一定要分科教育，比如物理学是物理学、化学是化学。所以中国人办新式学堂实行分科教育，京师大学堂就分7个科目。谭嗣同到北京以后，吴汝纶又请他提意见，谭嗣同说你们要加一个经学，因为经学是我们中国的根本，所以7个科目变成了8个。中国实行分科教育以后，老的观念慢慢地就改变了，大家做学问开始讲究专精了。到了民国的时候，科目划分就更细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文科学还是占很大的优势，所以当时梁启超就讲知识要广博、学问要博大；后来越分越细，受欧美影响越来越深，也就越来越提倡专精了，这也是所谓的西学东渐的一个部分。

但我觉得，西学东渐最厉害的一个部分来自前苏联。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不讲西学东渐，但其实也在西学东渐，因为前苏联也是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西方人。我读大学的时候更是专精得不得了，比新中国成立之前还要细，因为前苏联的教学体系就是划分得很细的。前苏联的大学分为理工科，理科要跟文科合并成综合性大学，比如南京大学过去叫中央大学，中央大学解放前有8个学院、43个系，是当时全国教育体制中最完整的大学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南京大学完全被分化掉，文科只有中文、历史、外语三个系。改革开放以后，新的体系出来了，我们发现前苏联体系不如欧美，因为欧美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可以综合在一起互相渗透，很多学问都是互相交叉的，因此我们现在又要把分开来的学科融合在一起。

治学之道——从博学与专精看起

现在很多高校的老师，一辈子就教一个朝代、一个人物，比如研究李白的一辈子教李白，研究杜甫的就一辈子教杜甫，研究《文心雕龙》的一辈子教《文心雕龙》。我参加过好多学会，发现这些老师确实下过一番工夫，但是真正能写得出好文章的人不多。好的作家、好的作品都是比较出来的。比如说最近几年我一直做李白的研究，李白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点？这个问题需要比较才能回答。盛唐诗人李白、杜甫、王昌龄等等彼此之间都是朋友，如果真正要做研究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比较李白跟他附近的几个朋友，看看他们的不同，然后再进一步研究这些不同的来源。学科分得太细，会影响研究的水平。

我认为在做学问的时候，首先要把博学和专精的关系处理好。虽然我们现在很难达到古人那样博学，但是基本的书籍一定要读通。中国近代研究哲学的人中，冯友兰先生的水平是很高的，据他的学生说，冯先生一年当中有两本书是一定是要复习的，一本是《孟子》，另一本是《庄子》，中国人过去把这叫做“温故而知新”。真正做学问的人，必须在基本的书上下功夫，不能光要求速度快。我跟胡先生做研究生的时候，他说学《楚辞》三本书一定要读，一本是王逸的《楚辞注》，一本是朱熹的《楚辞集注》，还有一本是戴震的《屈原赋注》，这三本书一本代表汉学，一本代表宋明理学，一本代表朴学，各有长处。

胡先生在两江师范学堂学习的时候，学校请了很多日本的一流学者来讲学，因此胡先生懂日文，他讲《九歌》吸收了很多日本人的研究成果，他讲中国古代的神分三种：天神、地祇、人鬼。天神包括太阳、月亮、星，这个全国各地都可以祭祀；人鬼，比如岳飞、关公，也是都可以祭祀的；地祇就是地方神，这是有地方性的。胡先生举了个例子，说妈祖只有在福建才有人祭，北方人是不祭的，这跟地方风俗及历史有关。我30岁时写《<九歌>新考》，那时候思想活跃,写出来的文章也很有锐气。我在里面对胡先生的研究补充了一条，考证认为楚国位于现在的淮水流域，而不是黄河流域，并认为闻一多、郭沫若讲的都不对。我一直认为，做学问既需要有独创性，还应该依靠其他一些学问，比如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

再有一个例子是，我写了一本《李白评传》，里面的李白或许跟大家通常认为的李白不太一样。我关注到李白这个人有不同于常人的文化背景。李白在5岁的时候，其家从西域安西大都护府的碎叶迁到四川，因此我认为他受羌戎和南蛮文化的影响很深。我们可以看到李白的有些行为是跟中国传统完全不一样的。比如，李白的一个朋友去世以后，他埋葬了那个朋友，一年以后挖开坟墓一看，尸体已经腐烂了，李白很伤心，拿起刀把朋友的骨头刮掉了。中国人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高适、王昌龄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做，以前的中国人甚至连胡子都不刮、头发都不剔，这叫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李白对待死人、葬礼的态度异于传统中国文化习俗，中国最早讲葬法的文章是墨子的《节丧》篇，墨子在这篇文章中反对儒家的厚葬。儒家讲究孝敬父母，所以父母死后要享受跟活人一样的待遇，而且汉朝人信奉天人合一，所以汉墓是很豪华的。儒家还讲父母亲死了以后儿子要守丧3年，这个主张跟人的感情有关，所以在感情上很难打倒儒家。但是，墨子的东西也有道理，事实上他反映的是少数民族的葬法，羌人到现在还是火葬，我认为这又和道教有关系，因为火葬的时候是把人化成烟的，道教里面讲成仙就是这么个升天的过程。羌人的生活区域在北方，道教就产生在羌人和四川的交界处，而李白就住在这个地方，并且李白还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李白给朋友剔骨头，这在少数民族看来是二次捡骨葬、剔骨葬，它也是有自己的理由的。李白还喜欢跟人家打架，中国过去的文人是不太崇尚武力的，因此我认为这都是他受南蛮文化、羌戎文化的表现。

所以，我自己的研究体会是我们做学问还是要讲博学的，因为学问的东西触类旁通，没有广阔的知识面是旁通不起来的；当然专精也是有必要的，我们应该在博学的基础上突破一点。就治学方法来讲，博学和专精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一个人要把专业书的70%泛读、30%精读，精读的书要翻来覆去地读。过去碰到好多人说自己读的书太少，这不是根本问题，只要能读书得法、有所突破，就一定可以有所成就。

问：您刚才说要从文献下手，采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从文献下手实际上是一种专精的方法，而比较方法则是从博学角度提出的，那么这两个很具体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

答：过去南京大学有一位老教授提出，要把文献学与文学结合起来，但首先把文献学放在第一位。我们也的确是根据这个目标来培养学生的。但是后来情况有所转变，培养人首先是从理论出发，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讲大道理。做学问采纳一些基本的思维观念、观点作为参照和依据当然是好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文献、从材料出发，不能空讲。现在好多学者都只注重理论，文章看上去写得很漂亮，但是具体看下去就会发现很多毛病。如果从文献出发，归纳不好、提炼不好，人家不会讲你胡说八道，因为有材料依据。所以，我觉得做研究首先要从文献出发。比如说研究李白，首先就应该把李白的文献资料掌握好，要弄清楚他的生平、时代背景等等。现在有些人完全从理论出发，国外某一种理论来了以后，就马上把中国的材料硬搬上去，这种做学问的方式不一定会很理想。

问：关于中国的古书，比如先秦诸子的《论语》、《孟子》这些，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立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现在大家的研究都比较注重它们生成、发生的过程，周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我喜欢读诸子的文章，我觉得中国人中最了不起就是先秦诸子。在先秦诸子中，我只对韩非子下过工夫，因为“文革”的时候我脱产研究法家著作，写了一本《〈韩非子〉札记》。那个时候读韩非子是很有趣的，每天什么事情也不做，一天到晚读韩非子，读了以后做札记，力求写得有新意。这本书出来以后，日本东京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在美国看到了，专门跑到中国来找我。还有马来西亚大学一个系主任，以及台湾的学者等，他们看到这个书以后，也来向我请教。因为他们哲学系分工太细，而我这个书实际上不完全是讲理论，里面涉及了很多历史、文学的东西。王力先生讲先秦诸子的时候说韩非子主张用人唯贤，这不对，因为韩非子认为法是最重要的，用不用贤，一律用法来衡量。王力先生学问大得不得了，但是他讲韩非用人唯贤，说明对先秦诸子的学派原理没有搞清，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对先秦诸子下点工夫。其他诸子的书我不敢多谈，因为对他们没有下过工夫，而且现在出土了很多文献资料，我也没有好好读，所以不敢讲。

问：周先生，您刚才提到李白有非汉族文化的特点，但是我们知道唐代的整个文化都有非汉族的特征，比如女性穿着比较暴露，从这个角度来讲，能不能说李白的这种非汉族特点本来就存在于唐王朝当中了？

答：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一个原因是唐朝社会的开放性，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就是唐朝了。现在还有人在争论唐朝皇族是不是少数民族，所以我也说李白的这种个性跟他的时代背景是有关的。唐朝人比较开放，民族之间的界限不明显，而且唐政府并不管你这个人是不是少数民族，甚至外国人都可以在政府做官，比如日本人晁衡就在唐朝做官。李白能够产生在唐朝，一方面体现了唐朝开放社会的特点，一方面也可以说他的这种特点本来就存在于唐王朝当中了，他不可能产生在宋朝，也不可能产生在明朝。所以我们要把握好时代的背景，每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