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1日下午，“浙大东方论坛”第246讲、浙江大学马寅初社会学讲座第7讲“数字化与文科范式革命”在浙江大学图书馆紫金港校区农医分馆二楼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和浙江大学图书馆主办，浙江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协办。主讲嘉宾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与谈人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吴超和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戴良灏。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宗仕主持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邱老师开宗明义，结合人类历史上的三次技术革命，指出数字化已经成为当下问题探讨的前提，对科学（不限于文科）研究的影响在于范式革命。首先，邱老师回顾了托马斯·库恩对“范式”（paradigm）的讨论，库恩认为范式存在“新范式-常规科学-反常-危机-视角转换-前范式阶段-新范式”的循环，科学是通过范式革命而进步的，革命的动力来自于反常和危机。邱老师认为库恩及其追随者对科学知识的定义是从理论出发，属于整体论、历史主义的看法，与之相对还有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的从经验出发、演化论、实证主义的界定。邱老师重新体会波普尔与库恩对科学知识的不同看法，指出在其中还有诸多遗留问题。

接着，基于库恩对范式的讨论，邱老师给出了描述一个 “学科范式”的三角框架，分别为资源/素材、技术/方法和视角/理论。邱老师秉持着科学知识在总体上对人类社会仍是以积极影响为主的假设，指出人学学科强调对精神的挖掘，社会科学强调对规律的发现，文科实际在这两种逻辑的互动中不断发展。文科的第一个范式革命，可以被称为“认知革命”，是传统学术的开端，也是人类整体性知识积累的开始。在认知革命中，学者们所使用的资源/素材主要为文本/图像，技术/方法主要为思辨/逻辑，视角/理论主要为学术/知识。认知革命中所生产的知识本质上是个性化地对人文和社会属性进行非测量的刻画与解释，是从自然和人文的神圣性与神秘性向人类理性的演化，即精英化的知识。在这一阶段，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并没有分离，甚至与自然科学也没有分离。该学科状态一直持续到“科学革命”，这时自然科学才从传统学术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以自然为素材和以人与社会为素材的学术分异。引发革命的是技术/方法与素材互动的变革，研究对象一直存在，不同的是素材获取技术的变革带来素材变革，并进一步带来了运用技术的变革。具体来说，是统计技术的引入和发展，把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当人文学科引入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的时候，便开始偏向社会科学；当社会科学转向价值诠释和意义阐释的时候，便开始偏向人文学科。这个过程，即为文科的第二次范式革命——“计量革命”。计量革命是现代学科的开端，也是学科性知识积累的开始。在计量革命中，学者们所使用的资源/素材开始转变为文/图像和测量数据（调查数据+统计数据），技术/方法变为实证方法，视角/理论变得更加学科化。计量革命中所生产的知识本质上是个性化地对人文和社会属性进行基于测量的刻画与解释，是从自然和人文知识的总体性、整体性向学科分化、专门化的演化，即世俗的知识。而目前，新兴的数字化技术开始侵蚀文科第二个范式，催生第三次范式革命——“智能革命”。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不同，学科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不过是对人类社会认知的一幅幅拼图，而社会却始终是一个互动整体，是一个人类社会生态。学科化与社会整体性特征间的张力反映了文科第二个范式的短板。数字化提供了一个把人文和社会属性转化为数值数据的机会，也提供了一个重新以整体方式认识人类社会的机会。素材、技术/方法的再次统一，让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得以走向新的综合。在智能革命中，学者们所使用的资源/素材包括文本/图像、测量数据和痕迹数据，技术/方法在实证方法的基础上增添了计算/建模方法，视角/理论也多了人机智能的选项。智能革命是学科综合的开端，也是人+机器智能积累的开始。

最后，邱老师指出文科第三次范式革命需要经历四个阶段，分别为“素材像素化-像素数据化-数据理论化-理论智能化”。邱老师认为，第二、三、四个阶段的发展极有可能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形成深度互构。第三次范式革命不是某个学科的库恩范式失灵，进而需要以新的范式替代，而是文科整体的范式革命。当下的努力其实还处在早期阶段，即文科素材内涵的数据化阶段，新文科建设与第三次范式革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邱老师的讲述微言大义，深入浅出，引发在座师生的热烈反响。与谈的吴超教授和戴良灏研究员就数字化中的“算法黑箱”、未来社科对计算科学方法的依赖、素材数字化的负载极限和推动范式革命的外部社会因素等话题与邱老师进行了简短但深刻的交流。到场的其他老师同学也踊跃提问，邱老师均耐心做了回复。整场讲座内容充实，气氛热烈，充满知识摩擦与碰撞的火花。本次讲座吸引了社会学、哲学、艺术与考古、公共管理、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百多位师生参加。

供稿：张忠继

摄影：苏开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