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  1940年生，祖籍广东南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的研究，著有《儒学与人权》、《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等。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人文教育与大学灵魂”的课题。

大学的教育理念

灵魂这个名词，在学术报告中并不多见，特别是从实证科学这个角度来看。实证科学家不会把灵魂、灵觉、心灵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必须有客观的基础，而且能够被量化，这样实证科学的研究才是可能的。因此，灵魂或者心灵这样的对象不符合实证科学研究的原则。

但我对科学的理解可能不一样。

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座铜像，在它的右侧，上面刻有三本书，有两本是翻开的，而另一本则没有打开。这种设计是有独特寓意的，它象征着在人类知识领域中，有一些真理是不能靠理智获得的，但是这些真理却非常重要。

哈佛的校训是“真理”。有些真理是我们可以把握的，但是有些真理我们却没有办法通过一般科学实证来掌握，那就是人文领域的真理。比如：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的终极关怀是什么？一般人认为，这些好像都是一些没有答案甚至是虚无缥缈的问题，从事科学研究、从事知识探讨，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但是那些真正在科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并没有这样去思考问题。比如：2009年，我受邀到德国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这个会议的主持者是德国的总理，总理在他家里邀请15个哲学家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主题：一在个是“何为人”，还有一个是“我们为什么在这儿”，也就是探讨人生的意义的问题。所以说，这些问题不仅是一般人应该注意的，而且社会精英层面也应该予以足够的关注。德国就提供了这方面的范例。

这些课题虽然不在实证科学探讨的范围之内，但是并不意味着这种知识没有价值。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实证科学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实证科学的理念有其偏颇之处，也有其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学教育如果仅仅局限于实证科学，那么这样的大学教育至少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对于心灵的真实——不管对真实怎么样去理解——掉以轻心，或者完全不去顾及，那么我们的教育至少不是全面的，甚至可以说这样的教育是比较肤浅的。

在西方知识界，有这样一个词：“心灵的深度”——用它来表述追求智慧的思想。这就是来自希腊哲学的智慧。希腊哲学甚至有这样一个观念：如果我们不对我们的人生进行反思，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是没有意义的。这个观念和儒家传统伦理学中的为己之学、身心之学、性命之学、君子之学等相类似，这些文化传统都致力于挖掘我们的人格的潜能，让我们人格的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人文学和科学都是大学教育的组成部分，一所优秀的大学应该在自己的教育理念中体现这两者。那些到过哈佛访问过的人会发现，在校园最突出的位置有一个爱默生的雕像，哲学系的大楼叫做爱默生大楼；另外，学校很多地方还可以看到爱默生的日记或文章的引言。爱默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哲学家。还有威廉•詹姆斯，他是专门研究心理学的，研究社会对于人的作用，从各种角度来了解宗教等，对人的精神文明作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这样说，爱默生和威廉•詹姆斯体现了哈佛的校训“真理”。

理性主义不能被等同于实证主义，但现在流行的对理性主义的理解却主要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实证主义思潮大概从17世纪、18世纪开始，到了19世纪、20世纪初叶，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就发扬光大了。这种理性主义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认为理性可以像光驱除黑暗一样驱除我们知识的蔽障和精神的苦闷，只要光照所及的地方，黑暗就退却。这个信念影响到后来中国的五四运动，而且主要是影响了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当时，有一个轰动全国的大辩论，有人称之为“科玄论战”，几乎是人文科学和实证科学的论争。代表人文科学的是张君劢，他是梁启超的学生，他的观点是说，有一些体验，有一些人生的智慧，有一些意义的追求，是不能用实证科学来理解的。

现今的科学观念已经比实证主义盛行时期的科学观念拓展了许多，是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可是，中国很多的科学家，包括非常有名的科学家，还是停留在实证主义这个基本上已经过时的科学理念之中。典型的例子是把中医当作伪科学，这个看法就并不体现科学精神。因为科学精神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谦虚，也就是对许多科学不能掌握的领域表示尊重。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你知道得越多，那么你就越应该了解到，你所不知道的甚至你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也就越多。从这点来看，你越是了解这个世界，你就越是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不知道。例如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领域，知识的推进都体现了这样的道理。

有关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智慧、人生的价值等问题，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尊重，这些问题是不能够被量化的，不能通过纯粹、客观的方式来加以了解。但我们不能客观掌握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没有价值。对于这些课题，我们应该是继续探索，保持谦虚的心态。就像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在数理逻辑方面造诣非常突出的学者，他在退休后，专门开一门课，讲授非科学的知识。

毫无疑问，现在大学是以追求知识为主要目的。但是，所有的大学，除了追求知识和从事科研之外，还要追求人文精神。真正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科学家不可能在从事纯粹科学研究的时候不受到人文精神的鼓舞。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这两所著名的大学在科学和技术领域有着突出的贡献，但是它们在人文学方面也不遗余力地发展。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加州理工的历史学，都在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没有人文精神，没有人文学，只有农学、医学、工学等自然科学，那么这个大学从国际的视野来看，可能就成为一个技术培训的基地，很难说是一个综合性的一流大学。

一流大学的标准

什么是一流大学？大家都很关注，我想至少可以用两种标准来评判。一种是大家都熟悉的标准，就是量化标准。另外一种是从“影响”来看，这个“影响”是没法量化的。不管是工科、医科、管理学、农科，它的知识生产都可以用相对客观的标准来排名。这样的排名的顺序大家也没有什么争议。

还有一个“影响”的标准，很多人不注重，但是我认为很重要。例如马来西亚大学对于马来西亚，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对于日本，汉城大学、高丽大学对于韩国，新加坡国立大学对于新加坡，这些大学对于本国的影响力，远远比美国常青藤所有大学加起来对美国的影响力都要大，但是这种影响力不能量化。我们从中了解到，这些大学有着相同的特征，那就是，人文学的力量毫无疑问都非常强。它对其所在社会的影响力是不可动摇的。人们一想到这个国家，就会想到这个学校。

此外，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标准是这所大学的历史悠久与否，也就是说这所学校是不是有值得尊重的精神传统。1936年，胡适先生参加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纪念会。哈佛大学的与会顺序是按照大学的历史排列的，他代表北京大学与会，结果，排名是572。他排了好长时间才进入会场。后来他做出回应说，我们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直承汉代太学传统。汉代太学最早成立是在汉代，即公元前124年！胡先生之所以如此强调大学的历史，就是因为，学校历史是否悠久，和它的精神传统密切相关。

另外，现在学科分类非常复杂，综合性大学并不是表明在各个领域都做得很好。比如，哈佛的法律学很好，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没有办法和耶鲁法学院相比，耶鲁一定是第一。哈佛的历史学相对也比较差，伯克利的历史学一直排名第一。所以，我们更切实的考虑是如何把自己的强项往前推进。我相信浙江大学也有相对较强的学科。所以一所优秀的大学，并不是说要在各个领域都必须做得好，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和强势学科。

人文学，是对人的智慧进行自我认识、自我了解最贴切、最直接的学问。这些学科就是文学、哲学、历史、心理学、法学等，它们都是在塑造大学灵魂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它们应该和理、工、农、医配合起来成为大学精神的共同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大学只突出理、工、农、医，但人文水准不强，就很难成为真正的一流大学。

一般有这样一个偏见，认为我们要找到一个人文学者很简单，但要找一个从事实验科学的学者很难。因为我们要为后者引进设备、建立实验室等，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设备投入。但是，要真正发挥一个人文学者的潜能又何尝容易。要找一个真正研究人文的学者，也要为他创造一个极其宽松的空间。他需要自己的教研室和图书，还需要自由的学术空间可以进行必要的交流和讨论。这些自由的条件和宽松的学术氛围对于人文学科何其重要！这种自由宽松的氛围甚至需要硬件来保证，比如大的会议厅，乃至茶室和咖啡厅。我举个例子，法兰克福大学的文科楼，进去以后有一个大厅，至少是我们讲堂的10倍大。这个大厅摆放的全是圆桌，每个圆桌可以坐七八个人，提供简单的饮食，购买非常方便。常常是每张桌子都坐满了人，有人讨论一些具体事务，也有人谈严肃的学术话题。因为所有的文科都在这个大楼里，所以教授、学生都在这里活动，一天24小时不停。这给大学创造了人文互动的空间。这个例子或许值得大家借鉴。

大学要发展自己的人文学科，一定要突出它的地方特色。理工类学科从一所大学换到另一所大学，还是一样，还可以做同样的研究。但是真正突出大学整体精神的多半是人文学科。对人文学科，我有一个看法，我认为它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就是说每一个大学由于地理的原因或周边人文传统的原因而具有它的特色，但这个特色又不是完全局限在这个大学之中，而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学问题能够提供自己的贡献。这种特色越凸显，这个大学的影响力就越大。

从整个大学的发展来看，大学的兴衰和它所在的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密切相关。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优秀大学的格局也在不断变化。19世纪像样的大学都在德国，像柏林大学、汉堡大学、海德堡大学等；现在世界著名学府大的多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到了21世纪，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以后，美国大学是否会一直强势，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这些还难说。当然，就现阶段而言，坦率地说，就我所了解的中国的大学，要想在10年内赶上美国大学，都很难。有很多原因，其中除了学术体制外，还有学术氛围和学术风气的问题。我们需要真正开放的学风，也就是为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围绕共同的学术目标，互相促进、互相鼓舞、互相勉励的学风。但我们现在的“内耗”很严重。我到国内来访问的时候，和一些大学教师交流，问他们：你最佩服的教授是谁？他们肯定回答是自己的导师。那导师之外呢？是导师的导师。我问一些导师：不管是在哪个大学，你同辈中有没有你佩服的，应该向他学习的？大多人认为没有值得佩服的同行，甚至对同行的工作很少给予比较积极的评价。针对这种风气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我们的大学现在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之中，当然市场经济是创造财富不可或缺的机制，但是当市场经济渗透到每一个领域，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市场社会，除了企业，其他行业的创造力都很难发挥，这样就会使学术界的创造力难以体现。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要发展大学，就应该先把浮躁的风气去除掉。

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我们面对的最根本的问题：大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办大学？从学生、老师、学校，一直到社会，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观点：大学是为社会服务的，如果不为社会服务，大学的价值就减杀了。可是英美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重要影响力的大学却不是这样。我对英美一些著名高校的看法做了一些总结：大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培养人才，要使得各种不同类型的年轻人的知识得到扩展，想象力得到开发；让他们学会自我反思，能够追求智慧；让他们学会倾听，并且发展理性对话的能力。总之，要让他们发展一些内在的价值。丢掉这些内在价值，而去根据社会的现成需要提供技术人才，这不是大学的任务。大学确实要为社会服务，但并不是说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根据需要提供什么。这种服务是消极的，长远来看是扼杀原创力的。大学应该为社会创造现在没有的东西，甚至为社会发展指示方向，所以大学应该寻找社会的需要，不管是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而不是紧跟形势去满足社会的需要。

大学在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应该成为文化与精神传统的承继者。一个大学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它是一种社会的文化承诺。它需要集中一些有文化素养与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不仅传播知识、造就人才，而且传递和发展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因此，大学是精神文化传统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现在很多大学依靠行政资源或者商业资源把与财政、金融、管理等有关的学院越做越大，而人文类的学院就越缩越小，到最后，既不培养人才，也不传承文化，这个大学就彻底失职了。

大学除了要培养人才、传承文化，还要有批判的能力。这个批判不是网络上流行的随意的批评，而是负责任的批判、反思性的批判。大学的批判不仅是批判政治，还要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媒体，要建立一种批判的精神。从这个角度看，大学应当是培养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场所。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非常低，只要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知识人都可以叫做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说中国任何一所大学的大学生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当然候选人。可是，现在连大学教授都拒绝做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东西完全不关注。他们不关注政治，不参与社会，甚至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都不去。现在中国的大学教授专业性越来越强，而且忙于各种量化的学术考评，还有种种为生计所迫的社会兼职，这是很不健康的文化现象。作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聚集地，如果连大学都失去了批判的功能，那么，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关于大学教育的问题，我和前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院士交流过。潘云鹤先生说，工科是办实事，理科是讲道理，文科是探求意义。这三方面都很重要，办实事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做基础理论研究是为社会发展提供原创性动力，而文科是为人生创造意义。现在人文学科被边缘化到如此地步，这是值得我们忧虑和反思的。

我认为，如果一个大学要有进一步发展，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关注人文学。大学的灵魂，或者说大学的精神，必须依靠人文学来塑造。

问：请问中国的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有没有共性？

答：首先说明一下，现代化、现代性、西化等都是西方的概念。五四以来，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方式，希望中国向西方学习。因为中国已残破不堪，以中国糟粕中的糟粕与西方精华中的精华相比较，中国是什么呢？当然是封建遗毒、等级制度、小农经济、娶妻续妾的，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没有一样是健康的；而西方呢，是自由、民主、人权。这自然就产生了儒家传统和现代化之间到底有没有共性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20世纪六十年代在韩国、日本，七十年代在北美，以及八十年代在新加坡都有过激烈的讨论。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有些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太平洋；甚至有这样观点，儒家伦理比新教伦理更符合现代化的过程，关于这有很多的例子和著述。我们形成的基本定论是儒家伦理和现代化有种亲和性，具体说来，仁、义、礼、智、信儒家最基本的价值都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价值。人都是有恻隐心、同情心和慈悲心的，如果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突出的是一种强烈的理性，而不顾及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关爱；没有正义，而只有法制；没有责任感、诚信、和谐、安定，那肯定是行不通的。儒家最基本的价值不只是儒家的价值、亚洲的价值，也是普世的价值。所以我们再也不能以中国糟粕中的糟粕和西方精华中的精华相比，中国的核心价值要与西方的价值观念进行平等互惠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