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元康  1943年生，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台湾中正大学文学院前院长。台湾大学学士及硕士，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伦理学、社会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现代性问题、中国政治理论等，著有《当代自由主义理论》、《罗尔斯》、《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等。

非常高兴做这个“现代化与中国当前的哲学课题”的演讲。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因为它对我们中国当前有着重大的意义。“现代化”是我们整个民族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应对西方挑战中面临的最大、最主要的课题。不光是学术界的人要研究现代化，产业报国的实业家也需要现代化；文学家要解西方、了解中国，也是在做这个课题；科学方面，比方说医生，也是要探讨如何把医学现代化。所以，现代化事实上是我们整个民族最重要的课题。

回顾：现代化的百年尝试

与日本等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拖了一百多年都不成功。最早的有魏源提出来“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提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一个器物的阶段。我们为什么会被打败？就是因为西方的船坚炮利。于是我们就学西方的器物，以为其他的东西不用变动，就可以跟西方并驾齐驱。可是没有相应的知识、没有相应的制度，就没办法正确使用那些器物。船坏了你也不会修，炮弹用光了不能永远去买，所以这个器物的阶段是很不成功的。

光是器物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设立学校、改教新的知识，把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加进到我们的教育中来。这就有一个制度的问题，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其实就是从制度上变革。于是我们由器物的阶段进入制度的阶段，最明显的改革有康梁在教育上废除科举，孙中山在政治上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可是制度改革好像也还是没有什么用，中国还是积贫积弱，还是没有能真正地现代化。因此就到最后这个阶段，也就是所谓五四阶段。

有了好的制度，没有相应的观念或德性，那么制度就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制度上的变革必然牵涉到观念的问题、心态的问题。所以陈独秀他们提出来两个有名的先生，一个德先生、一个赛先生。他们认为西方现代文化的精髓，就是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和科学世界观的进路。这是观念思想的层面，但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还是没有现代化，这到底是为什么？

1949年之后，台湾、香港和大陆被分隔开来了。到了七八十年代，现代化好像在港台比较成功，但在大陆却没有那么成功。有些新儒家认为港台现代化的成功是儒家文化的功劳，我不赞同这样的看法。如果要分析大陆和港台现代化的差异，我们应该首先来对现代化本身有所了解。

其实，1949年以后的大陆也是想现代化的，有些人把这叫做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我认为，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是要超越现代化，马克思对现代化没有好感，他认为现代化是人的一种异化，社会主义恰恰是超越现代化的一种方案。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是对现代化研究最深刻的两个思想家，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现代化的模式。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同，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在现代社会的产生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虽然马克思跟韦伯对于现代社会的产生是有分歧的，但他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描画、剖析却大致相同，他们都认为：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

1949年以后的港台基本上就是采取资本主义的道路来现代化，大陆走的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认为社会主义是要超越现代化的，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异化问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最主要批评；但是，大陆1978以来的改革开放基本上走的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而这或许是中国一百多年以来最成功的现代化尝试了。现在英美学界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到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思路，但我不知道它究竟能否实现。

在回顾了这段历史之后，那么，现代化对我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里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问题：中国当前的哲学课题。

中国当前的哲学课题

请注意：不是中国哲学的当前课题，而是中国当前的哲学课题。所谓课题，指的是我们中国文化应该如何去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至于哲学课题，是指哲学处于这样一个境况的时候，我们能做些什么？有些人认为我们中国人面对的是科学的课题、生产的课题，没有哲学的课题。但是我认为西方文化对我们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挑战，那么中国文化应该如何回应这种挑战，这就是我们中国哲学当前的课题。这当然会牵涉到什么是哲学，以及我们对于哲学的理解。

简单地讲，哲学就是一个时代所具有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形式的、比较抽象的讲法，要再具体一点，就可以讲我们对哲学的理解了。我个人比较赞同黑格尔的讲法，他认为：哲学就是把时代的精神把握在思想当中。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精神，中世纪有中世纪的精神、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精神，传统中国社会也有自己的精神，比如儒家的思想。每一时代的具体制度、价值，基本上都是从这些最根本的精神里引发出来的，而哲学就要把握这个时代的精神。有一位很棒的现代哲学家，塞勒斯，他把哲学叫做“see how things tend together”，“看事物怎么联在一起”，这里的“things”和“tend together”都是广义的，哲学就是我们对整个世界的一个了解。

我们再以当代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为例，罗尔斯晚年做的工作是政治自由主义。他认为当代西方世界宪政民主背后有一套基本的民主观念、思想。用哈贝马斯的话，这叫做组织社会的根本原则。这就是黑格尔所讲的一个精神，而罗尔斯的工作就是把这套东西给它彰显出来，把隐藏在西方政治文化中的那套精神勾画出来，这是政治哲学的工作。这也是我对哲学的基本看法和了解。

更具体一点讲，哲学可以分成几个层面：第一，人跟自然世界的关系。传统中国人认为最高的境界应该是“天人合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现代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自然就是给人用的。有一个人叫威尔逊，他追溯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追溯到《旧约》上去，《旧约》里面上帝创造了世界，然后告诉人这世界上美好的东西都是给人用的。关于人和世界的关系，古代与现代不一样、中国和西方也不一样，但是哲学家要去把这些不同的关系勾画出来。第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知道，传统的社会秩序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秩序，韦伯形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血缘共同体，是靠血缘为纽带来维持的，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织、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西方人现在认为最根本的社会关系是政治关系，最根本基础是契约。有一个哲学家戴维•戈达德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Social Contract as Ideology)，他就讲这三四百年来西方的文明，也就是整个西欧和由西欧衍生出来的北美、澳洲，最根本的一个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契约。人跟人之间讲契约那就不是一个自然的关系。为什么？契约关系是要通过人的意志的；我们两个本来没有关系，我定个契约把这个东西卖给你，你给我多少钱，或者你跟我换一个什么东西，这纯粹是一个人为的东西。第三，人跟自我的关系，额也就是一个人怎样了解自我。对自我认识的改变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革命。笛卡尔是现代哲学之父，他有个最有名的观点“我思故我在”，这就跟传统很不一样。查尔斯•泰勒把它叫做self define self，自我界定自我。等下我讲现代性的具体内容时还会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哲学就是做这些很抽象的东西，它的作用在于自我理解。我个人始终认为，自我了解是自我克服、自我超越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要克服自己、超越自己，就必须要首先了解自己。不做自我了解，就不能自我超越。因此，每一个大的文化背后都有一套哲学作为支撑。所以我们要了解西方，就要了解西方背后的哲学，然后才能去修正、克服或者超越。

西方现代性的起承转合及其特质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因为抗拒现代化的结果就是被淘汰，没有一个文化是愿意被淘汰的；而我们要进入现代化，就要对现代化有所了解。

“现代”这个词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且也是一个经济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和哲学的范畴；也就是说，现代性是有它的具体内容的，它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政治上是宪政民主、社会学上是滕尼斯讲的从共同体到社会，哲学上则是主体性的兴起。

哈佛大学思想史教授布雷顿在他早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现代思想的形成》，这本书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延续性的。他认为现代思想的形成经过了四个阶段：15世纪的文艺复兴；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四个阶段分别表现为四个思潮：

第一个思潮是文艺复兴。我们知道在15世纪西方出现了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就是从比较束缚中世纪解脱出来，回到希腊那里找到一个源头，这是布雷顿提到的第一个思潮，也是西方现代的源头。

第二个思潮是宗教改革。我记得曾经有一篇文章讲宗教改革，第一句话就是reformation changes the course of history，宗教改革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个中国人不是很能了解，但宗教改革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刚才提到的韦伯，他就整个把资本主义的兴起都追溯到宗教改革上去，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用了一个词“affinity”描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认为它们之间的亲和性触发了资本主义的释放。这就是布雷顿提到第二个思潮。

第三个思潮是科学革命。现代科学的兴起把人跟大自然的关系彻底改变掉了，以前西方人也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是17世纪科学革命以后整个宇宙变成一种机械的秩序。所以韦伯认为现代性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意义从世界之中驱除了，他把这叫做“世界的祛魅”。古代西方的世界观是由亚里士多德奠定的，他认为意义就在世界之中，但是现代科学家们认为世界是一个机械的秩序、意义在世界之外。于是，价值本身没有了客观实在性，它是由人主观赋予的。用哲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本体论的、存在论的家具，里面不包含价值了。一个东西为什么有价值？是因为有一个人赋予它价值，用威廉•詹姆斯的话说，如果世界上没有任何有感觉的东西的话就没有价值这个东西。韦伯还有一个描述现代性的词叫做“理性化”，“理性化”就是指整个工具理性应用在人的各个领域上。

第四个思潮是启蒙运动。过去大家都认为就是法国启蒙运动，事实上启蒙运动遍及整个西方。法国当然有伏尔泰、狄德罗这一大堆的人；英国有苏格兰启蒙运动；德国，大家知道康德写那篇有名的文章，What is Enlightenment，即《什么是启蒙》；美国也有启蒙运动，比如富兰克林、杰弗逊这些人。所以启蒙运动是遍布整个西方文化的。那么，启蒙运动最根本的精神是什么呢？康德讲得最好了，他说启蒙就是我们从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而使我们能够摆脱这种不成熟的就是理性。启蒙运动是反对传统的，我们中国的五四运动就继承了启蒙的这个特点。英国有一个思想家叫奥克肖特，他写了一本书叫《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指出，对于一个由启蒙心态的人而言，一旦形成一种习惯就是失败，这是对启蒙精神很准确的一个描述。

这是布雷顿提出来的四个大的思潮，整个西方文化就是这样从中世纪转到现代来的。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些思潮还不够，现代化还需要一个生产方式上的变革。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思潮也许是产业革命或者称为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现代。现代社会是什么？现代社会是一个市场社会，或者叫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社会必须要经济是一个工业的经济，而我们古代的经济都是自产自足的自然经济。比方说以前中国的小农社会，毛泽东就说中国人的基本心态就是小农心态。小农心态是什么呢？小农心态就是我自己生产我自己用，不去市场上交换。跟自然经济相对应的是交换经济，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要卖给别人的，像现在我们平时所用的东西，几乎没有是自己制造的。因此，整个社会已经变成市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交换的关系、市场的关系。

我曾经总结过现代性的一个特征：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和非宗教化的伦理。传统社会里面，政治是要干涉、参与经济活动的；而现代政治则要从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传统政治的目的是要教化人民，像柏拉图就认为政治的事务就是教育人的灵魂；而现代政治和人的灵魂是没有关系的。以前西方人的伦理是由基督教传统而来的，是奠基在宗教上面的；而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就是secularization。所以，我觉得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这个就是现代化的一个特点。

关于对现代化的理解，刚才我们提到了韦伯，其中有两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世界的袪魅，也就是整个宇宙只是一个机械秩序，那么上帝的地位在哪里呢？上帝就像一个钟表匠，造一个钟，这个钟就在那边自动运行了，这就是世界的袪魅。另外一个是工具理性的兴起，人类的各个文化都是根据工具理性的原则进行的，这个工具理性原则其实就是效率原则。有一个人写了一本讲韦伯的书，叫做《理性的限制性》(the Limit of Rationalization)，认为现代性事实上就是把一切都变成可计算性，就是工具理性。韦伯讲的这两个其实是一体的两面的关系：世界没有意义以后，一切就都变成工具化，那么所有东西我们都根据效率原则来构成它。事实上，韦伯的这两个东西休谟早就提到过了。休谟有两个很著名的理论，第一个是从is不能到ought，从实然不能到应然，就是事实和价值的分离；另外一个则是理性永远都是爱好的奴隶，因此我爱好什么是没有理由的，理性只能帮你去设计达到那个目的。

这在哲学上彰显出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主体性的兴起。以前我们证成价值就是要把价值推到客观世界去，因为意义就存在于客观世界中，所以在西方就是把上帝作为依据、在中国则是把天道作为一个依据。可是，世界袪魅以后，意义完全是我们主观赋予的东西，因此，我们都知道现代世界是一个多元主义的世界。多元主义的世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个人认为美好的人生是没有客观性的，这就引申出自由主义最根本的一个论旨：自由主义中立性原则。所以政府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美好的人生，个人的选择反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康德也好了，密尔也好了，都在讲“自律”这个词，美好的人生就是自主的人生，而这也就是主体性的寓意所在。我刚刚提到笛卡尔的自我，泰勒把它称做“自我界定自我”，以前我们界定自我是要推到别的地方，比如西方人说自我就是上帝根据它的形象所创造的，因此界定自我必须要追溯到上帝。中国传统说“天命之谓性”，你要追溯人就一定要追溯到天命那里去。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知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不用推到我以外的东西就可以界定我自己了。这就是泰勒把它叫做“自我界定自我”的一个道理。

展望：哲学课题的三部分

以上是我对哲学和现代性的内容及其意义的认识，那么，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处境应该做些什么？我把演讲的题目——“中国当前的哲学课题”，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我们要去了解现代性的内容。我们想要现代化，就要知道现代性的内容是什么，现在现代性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讲很容易。很容易不是说我们很容易了解现代性，而是说西方人已经做了很多。西方学界这一点令人不得不佩服，他们做自我了解这个功夫做得非常精致、非常深入，哲学家在做，社会学家也做，政治家也做，经济学家也做，大家都在做，我们可以从他们那边借鉴到很多东西。事实上，我们现在做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去看他们的东西。

第二，我们要去了解自己的传统。我们应该反省，为什么我们的现代化这么不成功，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是跟现代性有一些冲突矛盾？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78年改革开放，一百多年的时间，我们的进步是相当微弱的。为什么日本从1865年明治维新开始，到1895、1905年就相当成功地进步了，甚至到二战的时候可以和美国对抗？和美国打表示日本的工业建设、教育和制度都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没有这些制度的支撑，早就被打垮了。我们自己应该好好反省。我自己在这里做个简单的对照，现代性以前，我们中国传统的秩序是一个有意义的宇宙，是一个道德的秩序而不是自然的秩序。这和现代是很不一样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的社会、市场的社会，是一个纯粹的人为的关系。而中国传统的关系是一个自然的关系，比如说中国的国家是从家庭推演出来的，这就不是一个人为的关系。

第三，我们要去了解当两个相当异质性的文化碰撞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文化之间是否可以比较、是否可以翻译。这就牵涉到相对主义与理性的问题。理性到底是因不同文化有不同了解，还是普遍的？相对主义者觉得理性本身可分作两面，一面是形式面，一面是实质面。形式面也许相同，但实质面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这是哲学上很大的一个问题，从柏拉图对话里的苏格拉底与普罗泰戈拉的辩论开始，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解决。我刚才讲过现代社会是多元主义的，多元主义认为不同的人生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没有好坏之分，这也是相对主义与理性问题的一个方面。

基本上就是这么三类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去做的。我们为什么要学西方，因为我们想要现代化；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自己，因为了解自己是克服自己、超越自己的一个必要性条件。然后，在两个文化碰到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一些哲学上的工作，比如相对主义与理性的问题。 

       问：您对“民主”这个词怎么理解？

       答：民主可以了解成集体的决定。集体的决定事实上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投票，这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民主。第二种是通过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个协议。第三种是论辩，就是哈贝马斯讲的审议民主。现在一些思想家不太满意第一种方法，希望能弄出一套审议民主的想法。我们现在所施行的、所了解的民主好像只有第一种，事实上民主还有其他的方法。

       问：您能不能谈一谈政府的功能，刚才您说政府的立场是中立性的，这个和政府的功能是不是矛盾了？

       答：不，政府保持中立的立场，这是自由主义的想法。在多元主义的情况下，因为没有价值的客观基础，政府只能保持中立。积极自由的意思是，我自己统治自己，个人的生活也是自主的，你不能来干涉我。事实上，你如果有积极的自由，政府也不能干涉你的生活。如果提倡个人积极自由，就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因为如果政府干涉你，你就失去了自主。现代政治不是伦理的事业，而是大家集体过生活，要做集体的决定；牵涉到集体的事情，就不是道德所能解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