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正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所所长。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1981年在杭州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6至2005年期间，先后任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教育学系系主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首任院长。现任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理事长，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理论与教育史学科组成员，浙江省教育学会顾问等。1993年开始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殊津贴，同年被评定为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2002年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奖，2004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5年获浙江省首批特级专家称号，2010年获浙江省功勋教师称号，2014年1月受聘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浙江大学教育学学科素有渊源，百余年来，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教育学家，孟宪承、郑晓沧、庄泽宣、俞子夷、王承绪、陈学恂等，形成了浙江大学教育学学科薪火传承的一个学术谱系。他们之后，刚刚获评“浙江大学资深教授”的田正平，以他严谨而富于开创性的教育史研究范式，宏大而精微的教育史研究框架，以及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紧密结合的学术风范，不仅成为今天浙江大学教育史学科当之无愧的学术带头人，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研究新方向的引领者。

开创近代教育史研究新范式

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下一个重要分支，教育史致力于研究以往人类教育活动的各个领域，探讨人类对自身教育经历留下的个体记忆和群体记忆，通过重现已逝之教育情境，昭示人们关注前人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在田正平的研究框架中，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沟通和涵盖了文化史、学术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人类学史等诸多学科的内容。从业近半个世纪以来，田正平和他的团队通过中国近代教育史范式研究、教育史专题研究、教育家个案和群体研究以及社会大变革下的士人心态研究等多方面的探索，在继承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教育史学科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开创和引领了国内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主流方向。

1963年，田正平从山西应县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经历了一段“除了搞运动，就是写检查”的荒谬的大学时光。尽管如此，田正平还是在“读了许多杂书”“跑了一趟长征”的同时，临毕业得到了一个较系统的专业训练的机会——参与《中国教育制度史》的编写。尽管书出版时，田正平“已经是一个比较熟练的泥水工了”，但近半年的“研究工作”，还是弥补了被运动延宕的大学教育的缺失，也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他对教育史研究的兴趣。这或许是这位泥水工后来专攻近现代教育史的一个起点。

北师大毕业十年以后，1978年，田正平以专业成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杭州大学教育学系学习，师从著名教育史学家陈学恂先生。在先生门下，田正平用十余年的时间，协助陈先生先后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了1000余万字的中国近代教育史史料、论著与文献，使原杭州大学教育史学科长期以“最权威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基地之一”的形象，在国内外同行中享有盛誉。

今天来看，正是通过这些史料的搜集和研读，田正平得以厚积薄发的姿态进入教育史断代研究领域，并且在陈先生仙逝后，成为这一学科的带头人。他九十年代初提出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范式，呼应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和席卷整个国内知识界的新启蒙话语，为近代教育史研究突破长期以来的“革命史”规约，创立更合乎教育史内在发展规律、有更强的解释力的研究框架，立下了首创之功，也为近代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全新学术空间和价值取向。

在近百年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学术界素有“近代”“现代”之界分。与此不同，田正平更强调，近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而现代化是一种价值取向。他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研究区间设定为19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即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认为，这个与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近代中国”，正与早经步入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隔阂，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器物的”、“制度的”和“文化根本的”的“不足”；而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和思想运动，中国社会和中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动荡与变革，这种动荡与变革，体现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表现在教育近代化问题的解读上，则如田正平所述：“这个过程，既体现在教学内容、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更反映在教育理论、教育思想，以至于教育观念、社会心理、价值取向等精神、思想和心理层面”。故而，田正平的“近代化研究范式”，基本是一个规训而开放的研究体系：这是历史进程中的“近代”，也是整个现代化——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中的“近代”，从而，相对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始末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史，他又将此一阶段“教育近代化”称之为为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

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这样的研究思路和范式，既有利于人们从近代中国教育发展进程中梳理出新式教育产生与发展的清晰线索，书写更贴近于历史事实的传统教育的“转化和演变的过程”；也有利于思考和把握传统教育变革所呈现出来的本质特征，探寻教育现代化“精神、思想和心理层面”的丰富内涵，从而，使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得以摆脱革命话语、政治话语、教条话语的羁绊，有可能更真实地重新构建这一历史过程。

随着新的研究范式的提出，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田正平和他的学术团队进行了多方面的开拓性研究。1996年，田正平主持推出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全国哲社“八五”重点项目，丛书由七种著作组成），多侧面、多层次地探讨了中国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基本特点和主要问题，内容涉及制度变迁、理论传播、教会教育、群体研究和区域研究等多个主题，全面体现了教育近代化（或曰早期现代化）分析框架的诠释功能。该丛书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影响持久不衰；而2001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卷》和2009年出版的《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则将中国教育近代化（或曰早期现代化）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并分别获浙江省第10届和第16届哲社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后者还获教育部第6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3）。教育近代化研究范式的提出和在此范式下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田正平和浙江大学教育史研究团队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领域，“以田正平教授为代表的浙江大学的学者们，做出了最多的贡献。”

宏大而精微的教育史专题研究

对许多人而言，如果没有从故纸堆里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敏锐目光和能力，占有资料就只是占有了一堆纸片和数据。因为资料不会自己说话，数据不会自己显示观点。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经历了十年史料工作的严格训练之后，田正平开始了自己的学术探索。在厚实的史料基础支撑下，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从乡村教育到留学教育，从制度研究到心态研究，悉被纳入田正平的学术视野，形成了一个开放而交叉的学术研究网络。中国社科院叶隽研究员称其研究已“为中国学界的学科交涉自觉形成做出了示范，因为它展现了教育学界前辈学者努力开辟新颖路径的尝试，以及某种潜意识中的跨学科诉求。”

义务教育史研究。20世纪末，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将在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全面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成为一项国家工程。2000年8月，《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一书出版。全书以70万字的篇幅，全面展现了中国义务教育从艰难起步到基本普及整整一个世纪的千回百折的历史画卷。全书分别从理论、实践和国内外比较三个层面，对义务教育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和阐述。在田正平看来，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历史课题”。在过去一百年中，我国义务教育经历了起步延误、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工业化程度低下和外部环境恶劣等种种艰难困苦，而“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几代人的理想和追求”，此书被定名为“世纪之理想”，也正应和了义务教育发展的任重道远。义务教育年限和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发展的重要标志，成为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2003年，本书荣获教育部第3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职业教育史研究。上世纪80年代，在教育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被中止了30多年的职业教育开始全面恢复。事实上，中国职业教育的产生几乎与新式教育同步。1917年，由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首倡者、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在研究、试验、推广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了长期的工作。田正平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深入研究黄炎培的教育思想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历史，完成了《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一书。他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切入，对职业教育“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办学目的、“社会化、科学化”的办学方针、“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教学原则和“敬业乐群”的道德规范等诸多要素，作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为改革开放后职业教育的重整旗鼓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该书荣获教育部第2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9年）。《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简论》一文全面梳理了其职业教育思想体系。

高等教育史研究。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后发外生型”的发展状态，是田正平很早以来就关注的一个问题，2006年出版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全书以扎实的史料和充分的分析，从模式转换、制度变迁、财政运作和教师流动等视角，深入展开对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诸多重大问题的探讨，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在以“模式的转换与传统的调适”为题的“导论”中，田正平强调，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始终伴随着中西教育文化传承与嫁接的矛盾，一方面，在对西方高等教育借鉴、模仿、磨合及与此相关的模式转换中，中国高等教育得以产生、发展、初具规模直至今天迈向世界一流；另一方面，“政教合一”“重道轻艺”等中国传统文化也与西方高等教育在理念、体系上存在着冲突与抵牾，并波及百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曲折历程。该书获第14届浙江省哲社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教育部第5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9）。

乡村教育史研究。20世纪初，清政府将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推向广大农村。在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农耕中国，没有乡村教育的现代化转型，没有乡村民众的切身参与，“教育现代化”恐怕只能是一句动人的口号。因此，田正平特别关注了乡村教育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并表示，直至今日，“中国广大农村的教育问题依然是一个值得全民族予以关注的大问题”。在对百年前乡村教育历史的考察中，作者发现，新式教育最初在乡村社会遭受的“礼遇”，不是中西合璧的“你侬我侬”，而是作为一个“外来者”所面对的冷漠与敌视，它直接面临着来自私塾和乡民的抵制、诋毁、破坏甚至暴力冲突。《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一书将考察的中心集中在“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这个焦点上，从冲突的表征、起因和解决途径几个层面，述说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的举步维艰。2013年，本书获教育部第6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田正平和他的团队是国内较早关注留学生教育和中外教育交流研究的学者群体，浙江大学教育史博士点在全国率先设置了“中外教育交流史” 研究方向。田正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论文《游学日本热潮与清末教育》（刊发于《文史》），因坚实的史料基础和由此生发的新的观点，获教育部首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0）。“十五”全国哲社课题《中外教育交流史》2004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先后获浙江省第13届哲社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第4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中国图书奖。

教育家个案和群体研究。教育是一项以人的培养为核心的神圣事业，其兴衰成败牵动着整个民族、国家综合素质的走向。尤其是被尊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育者，其心态和思想的起伏波动，信仰和行动的正邪曲直，都会直接从受教育者—民众身上折射出来，从而影响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整体形象和能量。田正平关注的近代教育家，有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盛宣怀、张之洞、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黄炎培、胡适等，对他们教育思想的研究，集中呈现在《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第三编“近代教育家群体研究”中。这些研究多能结合其教育实践和教育环境，既刻画大时代里弄潮儿的精神风采，更展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艰难步履。此外，《严复教育思想简论》一文论证了严复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严复不仅多年从事教育工作，更有全新的教育理念，能从中西文化的宏观比较中探索改革传统教育的新思路，堪称中国近代教育的开路先驱。田正平还是国内最早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者蔡元培给予特别关注的学者之一。早在1980年代初期，即发表《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历史进步性》一文，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活动和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以后又发表《蔡元培与民初教育改革》等文，对蔡元培的贡献做了全面评述。

士人心态研究。在历史研究中，日记因其“私密”性和特殊的史料价值，历来受到治史者的重视。2010年以后，田正平陆续收集了数十部晚清、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日记，包括翁同龢、王闓运、李慈铭、恽毓鼎等传统士人，以及胡适、蔡元培、张元济、吴宓、竺可桢等现代知识分子。这些日记多是煌煌巨册，真实记录了近代中国历次教育大变革下传统士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田正平非常享受能够静心研读、深切品味这些文字的时光，自己设定了一个“教育大变革下士人心态”的研究课题，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如在相继刊发的《<恽毓鼎澄斋日记>阅读札记》《<朱峙三日记（1893-1919>阅读札记》等论文中，田正平选择了清末废科举、兴学堂这段中国教育特殊变革时期两位士人的日记，恽毓鼎和朱峙三，前者是光绪帝身边的起居注官，后者是教育大变革时代的普通乡村士子，他们共同见证了历史变革、时代动荡给这些传统士人造成的独特体验和感受；《胡适<留学日记>阅读札记》，则梳理、解读了胡适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的最初轨迹。作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先锋旗”，胡适“弃农从文”“教育救国”的心路历程，以“造人”而“救国”的现代教育观，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更人本化、精细化的教育史学研究方式，拓展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史的研究视域，丰富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内涵。

对历史和现实的深长关怀

与田正平交谈，最大的感受是一位学者对学术研究的挚爱和责任，对学术传承和学科建设的极大热忱，对所治之历史和现实的深长关怀。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历史情怀和现实诉求，或都是我们值得珍视和追索的品质。

强调“现实感悟”。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性。史学界所关注的“历史研究的当代性价值命题”，自是史学研究的内在动力所在，也是历史观的本质所在。在田正平的教育史研究中，关注现实是其一贯的主张和实践。他认为，历史是一面镜子，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是为现实的教育变革提供历史的借鉴。一方面，作为教育学的基础研究，教育史研究须深植于历史学的土壤，研究者要耐得住坐“冷板凳”；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回应和思考教育变革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他诚恳地表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要成就，都是“从现实的感悟中汲取研究工作的源泉和动力……真正的史学工作者一定也是一位不脱离现实、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现实的感悟永远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源泉和动力。”可以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的启迪，引发田正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范式、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诸多创新观点和建设性意见。

田正平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入学的第一届教育史硕士研究生。在经历了十年被荒欠的人生岁月后，那一代人对知识的信仰和对命运转折的感念，极大地体现为对学术研究的神往和敬畏。那种对历史的不敢懈怠，对现实的不敢轻慢，自觉地“从现实的感悟中汲取研究工作的源泉和动力”，让他们一代知识分子，在百废待兴的现实问题面前，承担了比以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他们通过重新梳理历史，找到了解读现实、谋划未来的可能。于是，在经过十年的知识积累和史料的储备之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田正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范式、中外教育交流史、职业教育史研究、高等教育史研究等各方面，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极大地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教育问题的关切。正如他在谈到选择义务教育作为研究课题时所说的，“作为教育史从业者，如何总结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届政府推行义务教育的经验教训以为当代服务，就成为我们选择这一课题的原始动因。”正是由于努力将自己的学术兴趣、学术方向与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相吻合，所以田正平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都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

坚持“史论结合”。研究历史，是为发现意义。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使论有据、史有观，一直是史学研究工作者追求的一种境界。而“赋予教育史学研究以意义”，正是田正平史学研究的内在特点。

20世纪八十年代的杭州大学教育学系，在陈学恂先生的引领下，通过海量的近代教育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形成了一个近代教育史资料基地，如何利用这批宝贵的资源，让它们见证历史并照进现实，就成了田正平这一代学人们努力的方向。

从扎实的史料工夫出发，田正平的“以史证论”，首先表现为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清理和阐述。正是十年的资料功夫，使得他们能让被旧学术框架屏蔽或过滤的大量活生生的历史资料和文献“重见天日”，也使他们的研究更“接地气”、“腰板硬”，并得以一改延续几十年的“革命化”“政治化”套路，在国内史学界率先提出中国教育近代化—早期现代化的全新分析框架，极大地拓宽了近现代教育史研究的范畴和层面，开创并引领了20多年来国内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主流方向。

其次，是对历史现象、历史问题的重新发现和诠释，从中表达自己的学术判断和立场，从而体现一位学者的教育史观。《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一书，有个引人瞩目的副标题——“以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考察为中心”。全书细致地考察了1901到1922年间乡村新教育推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事件，借助于丰富的史料，对不同表征的乡村教育冲突产生的缘由作了深入的分析。分析发现，乡村教育的矛盾和冲突，源于旧式教育体系的冲击、乡村教育资源和利益的重新切割、乡村社会的急剧“劣质化”和新教育经费的拮据等，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的艰巨和复杂，由此可见一斑。这一成果的受到极大肯定，一方面得益于选取了一个机智有效的研究角度——对一个农耕国度教育问题的关注，首先从关注农村教育问题开始；但更多还是因为贯穿于沉默的史实、材料背后的发人深省的诠释和解读，于读者启发至甚。

注重“学科交融”。教育史学，本就是历史学和教育学的学科融合。但田正平的教育史学科设想，却跨得更多、更远。他曾明确指出，“一个世纪以来，经过几代教育史工作者的努力，教育史学科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教育史研究视域的不断扩展。”这种扩展包含了取材范围和研究范式。跨学科研究，让田正平的教育史研究呈现出更开阔、更丰富的阐释空间。

《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一书，涉及了大量教育财政、教师薪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使民国高等教育问题显出了更多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具体的数据和实例，教育自与经济学、财政学密切相关；以考察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为中心的《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则将清末民初乡村社会的全貌整体呈现在研究视野里，可谓是从社会学角度切入的教育现象研究；对地方教育史志和区域教育生态的关注，则体现了某种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式；而从日记、私信，还原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变革、动荡环境下的心理和心态，则体现着某种见微知著的心理学研究的努力。

这之中，特别让人感慨的是田正平长期准备、竭力推荐的教育小说研究。“中国的新式教育与现代小说几乎都萌发于20世纪之初，新式教育的成长发展，造就了一个人数相当可观的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而这个成长过程又充满了各种曲折、矛盾与艰难。至少从理论上讲，这些内容应该是文艺创作的极好题材……”的确，在与新式教育同步的现代文学领域，一方面，“教育小说”已经是一种成熟的写作类型，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而小说和其他样式的文本中涉及教育叙事的则更普遍、更庞杂；另一方面，许多作家都身兼作家和教育家之职，对教育有更多话语欲和话语权。这些现象足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所以，能否通过梳理考察现代小说中的教育叙事，从观念形态的角度展现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一将教育学与文学联姻的研究方向让田正平兴奋了好多年。当然，作为一种拓荒性的跨学科选题，其成功的机率几乎与高强度的挑战同在。2006年，一位博士生接过了这个选题，后来，在田正平的指导下，在研读了700多部小说以后，在对小说里的教育叙事作了较明确的理论界定以后，《观念世界的教育变革——现代小说中的教育叙事研究》一书顺利完成。这一研究较好地实现了“历史”与“文学”的互证，实现了“教育”与“文学”的交融。

感悟“教学相长”。对于每位热心教书育人的教师来讲，与学生的交流互动，是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田正平感慨这样一种“教学相长”，“横”可以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纵”可以延展自己的学术生命。

从事专业工作35年，如今真正做到了桃李满天下。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之外，田正平出色地培养了25名左右的博士，其中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1名，浙江大学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2名；合作研究博士后16名，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获博士后基金资助。博士生和出站人员很好地传承了浙大教育史学的学术衣钵，绝大多数成为高等院校教育史专业的学术骨干或学科带头人。

在学生眼里，田正平是一位治学严谨、待人宽厚、乐携善教、爱生如子的长者。虽已年过古稀，仍在中国教育史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孜孜不倦。这种对学术的敬畏感和锐意求新、不断开拓的进取精神，不谋虚名、不求功利的治学态度，对一众弟子影响至深。所以，尽管田师在学术问题上态度十分严厉，有的时候有点“不近人情”，甚至坊间还盛传“读田老师的博士一定是死去活来”这样的共识，但走出师门，弟子们无一不对老师由衷感佩，并自觉受益终生。无论是初入师门的面谈，还是读书计划的制定、论文选题的商议，或是课堂讨论的严肃、合作研究的严谨，甚至“一字一句”替学生精心修改论文的习惯，都成为他们人生的记忆里“最美丽的风景”。他们中有的追着田师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也有许多人慕名前来，包括一位大洋彼岸的“中国友人”，年长田正平一轮的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史学者学者欧文·雷文。从2001年到2006年，他被以同样要求通过博士阶段学习。这其中花费了老师多少心血！

当然，在田正平看来，与学生的交流合作使学科发展获益良多——“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仅饱含着我的导师陈学恂教授的辛勤教诲，也饱含着我们学科团队全体教师的智慧和付出，同时也包括已毕业和仍然在读的学生们……”2007年，浙江大学教育史学科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这其中，在他周围形成的一个以青年教师、博士、博士后等专业人才为主体的研习团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田正平的指导、引领下，这些研究人员不再局限于教育史史料的挖掘、整理，而是结合自身的学术兴趣和特长，利用宽厚的史料平台，关注现实问题，向着各种跨学科问题发起思考和研究，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教育史学与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并每每取得突破和良好的社会效应；更为可喜的是，这些研究的参与者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快速成长和提升，成为近代教育史学科亟需的栋梁。

在这支迅速成长和日渐成熟的学术队伍里，田正平正是那个最核心的旗手、指挥家，我们通常所说的学科带头人。他带给这支队伍以应对任务和挑战的理念、方向和责任。 

                                                                                                                 （文/李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