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Steven Cheung）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在交易费用、合约理论和产权理论等方面贡献卓越。他1935年出生于香港，1957年留学加拿大，1959年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门•阿尔奇安（Armen Alchian），1962年获硕士学位，1967年获博士学位，并到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与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亦师亦友，1969—1982年为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1982-2000年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院长，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罗纳德•科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1997年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非美国本土学者。

2014年11月，张五常《经济解释》一套四卷出版。这是张五常积毕生所学、几经修订的一部经典之作。为此，11月1日，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专门主办“《经济解释》学术研讨会”，以研讨张五常《经济解释》的学术思想、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张五常、张曙光、周其仁、华生、许成钢、张维迎、张军、盛洪、韦森、史晋川、姚先国、罗卫东、罗必良、王宁等100多名经济学家和知名学者共聚一堂。

《经济解释》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经济解释”既是书名，也是张五常对自己漫长学术生涯所坚持的经济学研究立场的总结：了解世事，解释现象。经济解释（Economic Explanation），顾名思义，是从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科学方法，来解释现象或人的行为。作为一门学问，经济解释倡导经济学从黑板经济学走向真实世界。

张五常本人在会上作了《从<经济解释>的创作历程说经济学的三个基础》的主题演讲，讲述了创作《经济解释》的曲折历程以及《经济解释》对传统经济学的扬弃和与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差异。《经济解释》力图继承和发展真实世界经济学的伟大传统，全面拓展和革新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

作为制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和奠基者之一，张五常与其他经院派经济学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不满足于书斋中的学问而长期坚持在街头巷尾观察世事。他认为，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有真实世界现象的支持。而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是制度研究的最好试验场。基于这样的理念，张五常一直主张中国经济学者要利用得天独厚的研究优势，以总结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照搬西方经验。1979年至今，他长期跟进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并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1979）、“Will China go capitalist?”（1981）、《中国的经济制度》（2008）等重要著作，对经济学界的中国问题研究和制度研究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些著作的主要观点都被收录在《经济解释》之中。

《经济解释》的传承、创新与方法论涵义

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沃因说过，张五常坚守了亚当·斯密的伟大传统，用看来简单不过的传统方法，去处理那些高深莫测的世事，或者那些被认为明显对的流行解释。罗卫东（浙江大学教授）认为，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到1890年马歇尔发表《经济学原理》，再到2014年张五常教授《经济解释》出版，标志着经济学发展中经验主义传统的延续，非常值得当代经济学者加以深入研究和重视；王宁（浙大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国际主任）认为张五常是中国最有资格坐在亚当·斯密椅子上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发展中，存在着实体论和形式论的分野，形式主义是当前主流经济学的常态，而《经济解释》可以看成是重建实体主义经济学的良好开端；孙广振（澳门大学教授）认为，《经济解释》通过引入交易成本分析，从而拓展和丰富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使人们注意到市价所组成的星河图中暗物质的存在，注意到不同制度条件下合约的重要性。

什么是好的经济学？谢作诗（浙江财经大学教授）批评主流的基准模型研究方法是把理想状态与现实状态作比较的黑板经济学，而《经济解释》则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调查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上，不搞形式化。莫志宏（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则通过比较张五常与科斯的经济学方法，认为他们都把僵硬的形式化模型不能分析的“制度”纳入分析之中，从属于新制度经济学这样一个大的家族系统，而且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高度相似。郭誉森（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则预言，《经济解释》将开启一场“古文经济学”运动，有助于恢复中国传统的“说道”“尚简”的科学精神，做到“模以明道”，唯此，经济学才能走出黑暗时代而复兴。

合约和产权理论

会上，盛洪（山东大学教授）结合中国改革实践对张五常的合约理论进行了创造性解读，认为其与中国经济奇迹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他主张把张五常合约理论解读为：一定的产权制度下可以有不同的合约，而且不同的合约会有不同的效率。由于产权具有法律强制性，而一般合约具有退出的灵活性，因此，即使法律或政府决定的产权制度是错的，且由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或其他原因而暂时无法纠正，也可以通过改变合约的方法去纠正，而无须马上改变产权制度。由此，他认为，中国的权利结构改革正是从修改合约这条通道开展的，这不仅可以避免由于改变产权制度可能带来的政治和法律上的重大变革甚至流血革命，而且效果也会比较稳定。

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则分析了通过合约运作产权的困难。他认为，科斯、张五常的产权分析，都忽视了产权主体和产权客体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可分性，或者说产权客体对产权主体的人格化意义和禀赋效应。比如对中国农民而言，土地并非单纯的经济要素，而是被身份化了的人格财产，其禀赋效应会由于赋权的身份化、确权的法律化、持有的长久化而不断增强，这对农村土地流转形成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选择产权交易组织或交易装置来进行匹配，即在交易领域内实行互补的、迂回的交易方式。华生（东南大学教授）也认为产权与合约的实际关系相当复杂，尤其是我国的所有权与合约之间的关系。产权界定不可能把所有细节包括进来。他以土地产权为例，通过考察土地开发权是如何从所有权使用权中逐步剥离的，进而说明随着技术条件的变化，产权界定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史晋川（浙江大学教授）结合自己对山西省煤矿产权改革的案例研究，着重说明在不同所有权情况下，通过合约来组织所有权之外其他权利的动力和困难。他认为，国有产权与其他产权相比，在不改变所有权情况下去做其他权利的缔约，难度最大，往往要依靠政府来强制推动，从而造成利益扭曲，偏离帕累托最优。所以，所有权在产权缔约实践中并非不重要。在法制健全的社会中，不同的所有权条件下，用合约安排其他权利的交易费用和绩效，可能差异不大；但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不同所有权条件下用合约来安排其他权利，其交易费用和绩效就可能差异很大。所以，张五常教授所说可能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健全的法治社会基础上，所有权可以不重要。

卢现祥（中南财经大学教授）也指出，产权界定与保护系统的完善，与限制统治者或者国家、政府的权利密切相关。中国要建立有效的产权体系，关键是要对政府权利进行制约；产权制度的选择最终是由人性来决定的。一种与人性相冲突的产权制度，不可能通过道德理论和说教来完善；在所有权错置的情况下，使用合约方式变革或者转让权变革等以系列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效的产权制度，并不仅仅是土地等资产权利的简单界定问题，它还需要观念、历史、法律体系等配套系统的支持；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研究，其实质是研究掠夺性制度如何向生产交换制度转换的问题。

姚先国（浙江大学教授）从中国产权制度变革独特性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五常教授的“所有权不重要，转入权重要”观点的理解。他认为，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中国经济学界长期由政治经济学教条所带来的对所有制的崇拜，同时中国的改革实践也证实了在所有权不动的情况下进行合约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的可行性。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强大约束和体制演变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力量，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总体设计，保持所有权不变情况下的合约方式变革很可能仍然是中国未来改革之路。

市场和政府理论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结合五常教授的政府竞争理论和中国政府的实际运行，报告了自己对政府竞争理论的理解和拓展，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和潜在社会危机提供了一个解释性框架。他主张对政府竞争实行成本和收益分析，认清这一成本不仅包括经济发展的代价，也包括行政运作的支出和生态环境的污染。政府竞争的目标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发展初期，由于基础设施差、投入资金少，政府竞争所带来的租值耗散比较小；但在当前阶段，基础设施已经发展起来，资本也有大量储蓄，社会所需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更多可能是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政府的限权改革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但这些或是政府不擅长或不愿意做的。如果政府仍然大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就会导致严重的租值耗散。

周其仁（北京大学教授）结合中国实践，着重谈了市场中的政府角色和张五常教授在国家理论上的学术贡献。他认为，虽然在观念和实践中，政府和市场经常被假定为两个主体，但前苏联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这两者密不可分，一个经济体不可能建立排除市场的超级国家公司，也不可能建立没有政府调控的市场。如果政府谦卑地落到市场中来，经济就会有持续发展的前景；反过来，政府如果高高凌驾于市场之上，较少提供服务，而要求获得很大的税收和其他收益，那么，20世纪的教训就会再现。经济理论工作者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政府才会在市场中提供支持市场的那些最必要服务，而不会利用它的合法强制力超越它服务的取费范围。对这个关键的约束条件的回答，可能决定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成败，也是检验经济理论的一个关键点。

张维迎（北京大学教授）通过对市场失灵理论的反思，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了市场中的政府角色问题。他认为，被广为接受的市场失灵理论的三个方面（外部性问题、垄断问题以及信息不对称问题）都不能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首先，所谓的外部性无处不在，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就等于假定不存在社会。因此，如果以外部性来证明市场的失败和政府干预的合理性，那就会没有任何一个方面不需要政府干预；第二，很多所谓的垄断行为，恰恰是市场当中的竞争行为。政府反垄断常常是打击了市场竞争；第三，信息经济学关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就会存在逆向选择的说法是错误的。按照这种说法，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就变成劣胜优汰，所以需要政府干预，需要成立大量政府监管机构。但实际上，因为专业化和分工，非对称信息正是市场的需要，而且市场本身能够解决非对称信息。没有非对称信息，市场的任何优势都不复存在。换句话说，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是“一双隐形的眼睛”，实施着优胜劣汰。

中国的制度变迁问题

从经济解释的视角，张军（复旦大学教授）认为中国35年来的制度变迁特别是过渡性制度安排，是一种基于经验主义的制度改革思路，表明中国的制度改革注重识别和尊重当时的初始条件与约束，符合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目标。而中国未来的制度变迁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变革，将是经济发展的内生过程。随着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不断积累，政治参与诉求开始增加，对人权或者是政治权利的主张会逐步增加，更多的人会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寻求更多的政治权力，从而会导致制度转型更多地从经济制度转向政治制度。所以产权的保护尽管重要，但在未来，更重要的是人权的保护。

张旭昆（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以“骡子经济”做比喻，说明正处于工业革命阶段的中国经济的总体特征是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的结合。这种经济虽然能高速增长，但不可复制，更不能长期持续，并进而造成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悬殊：既有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分配收入差距，又有统制经济残余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是政府管理者大量控制重要的非劳动性生产要素，使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利于劳动者。虽然在统制经济下，收入分配向管理者偏移的倾向也会受到抑制，但长期来看，这种遏制是否有效还值得观察和研究。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问题

张俊喜（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报告了对政府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试图破解政府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呈非单调性丘陵状关系之谜。该研究以有效消费为核心概念，通过公共资本流量纳入消费函数，把公共消费纳入生产函数，建立了经济增长率内生化模型，进而说明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比例并不是越高越好。黄凯南（山东大学教授）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研究发现，整个中国经济增长，资本的驱动很大，而就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从2001年之后明显放缓。因此，未来把更多资本投向产业升级或结构变迁中，对整个经济增长会是有利的。

赵伟（浙江大学教授）则深入研究了中国实现无衰退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能性。他认为，尽管西方国家的经济史表明，没有哪个国家能实现无衰退的转型升级，但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因素以及在全球三个经济核心中处于最弱位置，一场标准的经济衰退将会引起中国社会震荡，弱化要素的向心力，造成高技能劳动力人才的流失，最后导致经济混乱，所以中国无法走西方的转型路子，无衰退的转型升级是中国的唯一之选。他认为，中国的无衰退产业转型升级要靠重组（Restructuring），即实现结构调整的平衡增长，加强和促进中低端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而不是弱势的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因为中国在空间集聚真正有实力的是中低端制造业，而美国的空间异质性是金融与研发，欧洲是高端制造业。这样，全球资本流动呈三角形流动，资本流动是平衡的，中国就可以保持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要素向心力，不至于出现崩溃。

                                                                                        （文/罗君丽、谭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