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涌泉  男，1956年10月出生于浙江义乌，现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兼任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先后被确定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培养人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并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浙江省特级专家”，获“中国优秀博士后”和“高校青年教师奖”等荣誉。

        一个时代

时至今日，张涌泉教授还是会感慨当年的岁月。

作为一个在义乌农村长大的孩子，虽然父亲是一所中专学校的老师，但由于母亲在农村务农，命运的最开始，仿佛注定他一出生便是农民。文革喧闹十年，在读小学和中学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东西。1973年底，17岁的他高中毕业，回到老家当起了正儿八经的农民。期间，农活做过、搬运工干过、砖瓦匠也当过。然而，身体素来单薄的他在面对这些强体力劳动时，总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揉着酸痛的肩膀，想到一辈子就要这样与泥巴为伍，少年的心中不免充满了悲凉。

上天是否会创造奇迹，给他，以及像他一样憧憬改变命运的人？

1977年，奇迹真的发生了！这一年，国家恢复高考。作为一个亟待改变命运的人，张涌泉无疑是幸运的。1978年春天，他迈入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校门，成为一名让人羡慕的大学生。

对于他来说，仿佛一切都是新的。历经多年的知识饥荒，呈现在同学们面前的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满怀着对知识的空前热情。当时的杭州大学中文系名师荟萃，姜亮夫、夏承焘、王驾吾、蒋祖怡、蒋礼鸿、徐朔方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扇通往多彩世界的大门。他们的课让人如痴似醉，他们的书是如此精彩纷呈。在老师的感染下，读书求知成了学子们人生最大的爱好和追求。凌晨，去书店排队买书；食堂入口的黑板报上，“诗人”们的新作纷纷涌现。学生迷恋的有中国的屈原、陶渊明、李白，也有西方的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

对知识的渴望和执著，伴随着张涌泉的整个人生。即使在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义乌文化馆，他也能在艰苦的环境里找到学习的方向。文化馆有线装古籍5万余册，却是尘土满目，杂乱不堪。张涌泉一边用心整理，编目分类，一边潜心吸取着古籍里的知识。两年多的时间，不仅让这些古籍面貌一新，更使自己打下了深厚的文献阅读基础。1984年初义乌图书馆从文化馆分立时，张涌泉成为义乌图书馆的首任馆长。

“快把窗户打开，多放进一些春风阳光！”这一让张涌泉至今难忘的诗句，正是那个时代的鲜活反映。窗户开了，春风来了，阳光来了，而少年，正青春。

一路名师

面对五彩缤纷的世界和纷繁多姿的学科知识，张涌泉在无限憧憬的同时又有着无尽迷茫。学习的目标是什么？未来在哪里？疑问时常萦绕在他的心中。

最终，让这位迷茫的青年明确未来方向的，是教古汉语的郭在贻先生。这位中等个子，说话时带有浓重山东口音的老师，外表看起来似无过人之处。然而，他渊博的知识加上生动的授课技巧，让听课变成一种绝妙艺术的享受。许多学生成为他的忠实信徒，张涌泉即是其中之一。两个学期结束，张涌泉在古汉语期末考试中得了全年级最高分。郭先生找到这位素来不善言辞的学生，向他表示祝贺。从此，张涌泉心里隐约有了一个梦想——成为郭先生这样的语言学家。

在他最开始走上这条学术之路的过程中，郭师无疑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对他的勉励。在最开始展露才华时，是郭先生认可并给予了鼓励；在结束四年大学生活被分配到小县城义乌工作时，郭师亲赠十四个大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让张涌泉有了与命运抗争的信心和勇气；在考取研究生，开始研究敦煌变文写本文献时，郭师抱病为他审读论文，并写了很长的评语，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这种对年轻一代的热情扶持和殷切期望，让张涌泉多年以后都感激莫名。二、传授治学的经验和方法。郭先生常常谈到的一句话是：不要急于述作，要打好基础，甘于坐冷板凳。张涌泉始终记得郭先生论文手稿的一丝不苟，用毛笔小楷写得极其工整，所有的引文都详细注明书名、版本、卷次和页码。这种谨严朴实的学风，给张涌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段求学时间里，张涌泉系统地掌握了训诂学、俗语词研究等基础知识。

1989年初，郭师不幸因病离世。很长一段时间，张涌泉都沉浸在失去恩师的哀痛之中。当时的他，一方面悲痛不已，一方面迷惘困顿。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他人生中第二位学术引路人——项楚先生。

项楚先生研究古典文学出身，有着深厚的小学根柢和广博的古典文献学养。其《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文学丛考》等著作蜚声海内外学术界。作为一个迷途中的敦煌学研究者，在项老师的鼓励下，张涌泉参加了四川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被顺利录取。

在川大求学的日子，是张涌泉又一段难忘的时光。1989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组织国内外学者编写“敦煌学导论丛书”，项先生鼓励张涌泉写《敦煌俗字研究导论》。在老师的鼓励下，张涌泉开始着手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敦煌俗字研究》。从论文框架的构建到最后的写定，项老师都给予了悉心的指导。此文后来受到了诸多学者的高度肯定。

博士毕业后，命运之神再一次显示了她对张涌泉天赋与勤奋的认可。他来到北京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学者裘锡圭先生。裘先生是我国最为著名的文字学家之一，其《文字学概要》是中国文字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性著作。裘先生对学生一方面极为严格，关于书稿中的问题，哪怕是一个字写得不够规范，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够准确，都会一一当面严肃指出；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生活，裘先生则关怀备至。作为一个单身在外求学的人，每逢节日，先生和师母都要请张涌泉去家里坐坐，吃些果品糕点，并设了一个奇特的规定，不准买东西去。对于学生在研究上的进步，裘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支持。张涌泉撰写《汉语俗字研究》一书，当时尚未入裘门的他冒昧地托人请裘老师审稿。裘老师不仅抽时间通读全稿，纠正了原稿中的一些错误，而且为这本著作作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13年，裘老师又推荐此书参评“思勉原创奖”。在授奖仪式上，张涌泉感激地说道：前辈学者对晚辈后学的殷切期盼，我将永远铭记在心间。

对于张涌泉来说，这几位恩师不仅教了他做学问的方法，还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为人之道。对待学问一丝不苟，对待教学悉心勤勉。

秉承着这种治学精神，张涌泉指导出了两篇优博论文，他培养的学生也以勤奋踏实的求学态度为人所称道。

曾经的迷茫少年，在老师们的引领下，在时光的流逝中，用自己的努力实现了梦想，并成为晚辈后学的学术楷模，影响着更多的后来者。

当年心底那个隐约的梦想，就此落地开花，灼灼其华。

一方耕耘

作为浙大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的学术研究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其中，首先要提到的，是他的俗字研究。

所谓“俗字”是区别于正字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把汉字分为俗、通、正三体。说明俗字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乎六书标准的浅近字体，适用于民间的通俗文书，适宜平民百姓使用。

汉语文字学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小篆以前的古文字学和隶书以下的近代汉字学。俗字研究则是近代汉字研究的核心。长期以来，俗字研究、近代汉字研究是我国文字学领域中的薄弱环节，处于空白和半空白的境地。

提到俗字，一般人的印象往往是杂乱无章，理不出头绪。张涌泉说，事实上俗字也有自己的章法和传承。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交流工具，俗字作为一种传播媒介，自然不能例外。书写的任意性不能不受到文字社会性的制约。表面上看似杂乱无章的俗写文字能够流传，能够被社会认可，自然有其渊源，有其道理。

“五四”以后，尤其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俗字研究的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有关的论文、著作日渐增多。八十年代，在阅读敦煌卷子的过程中，张涌泉敏锐地发现其中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文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体字。于是，在郭在贻先生指导下，张涌泉开始了汉语俗字的研究，并指正了语文著作中与俗文字有关的很多疏失，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例如唐代苏鹗《苏氏演义》卷上云：“只如田夫民为农，百念为忧，更生为苏，两只为双，神虫为蚕，明王为圣，不见为觅，美色为艳，口王为国，文字为学，如此之字，皆后魏流俗所撰，学者之所不用。”又宋人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一五引韦述《集贤记注》云：“齐、周书纸墨亦劣，或用后魏时字，自反为归，文子为字，欠画加点，应三反四，又无当时名辈书记。”按：《苏氏演义》原书久佚，今本系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文中提到的后魏俗字“文字为学”是指什么字呢？《职官分纪》中提到的“文子为字”又是指什么字呢？实在令人费解。但如果我们知道敦煌写本中“学”字多写作“斈”，就会明白“文字为学”、“文子为字”皆当作“文子为学”，即指“斈”字而言。很显然，对俗字缺少了解是很难校订上述引文的错误的。

1992年初，张涌泉遵从郭先生遗嘱，在川大“自乐斋”里开始着手进行《汉语俗字研究》的写作。后来这部书作为唯一一种语言文字学著作入选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1995年4月，《汉语俗字研究》由岳麓书社出版，《中国语文》、《中国图书评论》、《古汉语研究》、《语文建设》、《汉学研究》（台湾）、《大公报》（香港）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认为该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俗文字学的概论性著作，作者不仅全面地介绍了俗字学的各种知识，还通过对大量俗文字资料的深入探究，揭示了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很多文字现象，指出了语文著作中与俗文字有关的很多疏失，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许嘉璐语），“填补了文字学领域的一大段空白（《大公报》），“其成果达到了当今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美国《芝加哥日报》）。1995年，《汉语俗字研究》获得北京大学第六届王力语言学奖，后来又获得“思勉原创奖”。

《敦煌俗字研究》是张涌泉俗字研究的另一部代表性著作。在这部书中，张涌泉通过对唐五代这一俗字流行高峰期大量俗文字资料的深入探究，揭示了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很多文字现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敦煌俗字研究的意义和方法，指出敦煌俗字的研究有助于大型字典编纂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汉字的整理和规范，有助于敦煌文献的校理。大型字典是以收字数量多为其显著特点的。那些“多”于中小型字典的字其实绝大多数就是俗字。所以收录、辨析俗字的情况如何，是检验一部大型字典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比如《汉语大字典》：“囯，同‘國’。《龙龛手镜·囗部》：‘囯’，‘國’的俗字。《宋元以来俗字谱》：‘國’，《列女传》、《取经诗话》、《岭南逸事》等均作‘囯’。《五代史平话》上：‘刘季杀了项羽，自立囯号曰汉。’”按：根据《汉语大字典》提供的材料，“囯”似乎出现于辽宋之间（《龙龛手镜》为辽代释行均所编），其实不然。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囯”大约产生于六朝时期，敦煌写卷中则凡“國”字多作“囯”，如伯3375号《欢喜國王缘》：“忽然入定辞前世，欢喜王宫囯后妃。”是其例。大字典的举证显然太晚了些。又如“國”字，现代日语采用俗字“国”，中国的简化字从之。这是日本人津津乐道的一个例子。如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研究部长说：“他们（指中国）并没有完全不顾到日本。例如國字，他们先略成囯，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王的存在，似乎说不通，于是便学日本，加进一点，变成玉字了。”但“國”字作“国”并非日本人的创造。“囯”是六朝前后出现的俗字，其字从囗从王，盖会意也。俗书每有增加笔画的通例，所以无点的“囯”速书便有可能写作有点的“国”。如敦煌写本斯541号背《毛诗传笺·邶风·式微》小序“黎侯寓于卫”毛传：“黎侯为狄人所逐，弃其国而寄于卫。”便是其例。可见日本人把“國”字作“国”，不过是沿袭了中国汉字的俗字罢了。

这部著作被认为是“俗字方面的拓荒性著作”（裘锡圭语），而且“与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堪称双璧”（周一良语），不仅对敦煌学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而且对汉字学、汉语史、敦煌文献校勘、古籍整理、大型字典的编纂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另一部俗字研究大作《汉语俗字丛考》，是张涌泉在北大攻读博士后期间，在裘先生指导下开展的博士后研究课题。该著对《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中3274个疑难俗字进行了全面的考辨和系统的清理，洋洋一百二十万言。辞书学界通常把列举前代字书字书、韵书中的音义称为书证，而把古今文献中的实际用例称为例证。对于大型字典来说，举例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如果说字形、字义是字典的骨骼，那么书证、例证就是字典的血液。“一部没有例子的字典就是一具骷髅”。《汉语大字典》引证繁富，一般每个义项下都先举出原始的书证，继之列举实例加以证明，力图勾勒出字义词义演变的历史进程。可惜这样的做法主要限于那些常用字，而在大多数俗字的举证方面则颇有缺略，或者所举书证、例证时代过晚。比如“体”字，《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皆云“體”的简化字，然而既无书证，又无例证。事实上此字至迟宋代已见，宋人孙奕《履斋示儿编》卷二二引《艺苑雌黄》称俚俗“书‘體’作‘体’”。《汉语俗字丛考》这部“立论审慎，创获极多”的著述还曾在2000年荣获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在2003年获教育部高校第三届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

在学术研究取得重大影响的同时，在张涌泉的引领下，近年来不少学者和硕博士生纷纷加入俗字研究领域，俗字研究逐渐成为汉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这种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俗字研究之外，张涌泉在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敦煌学研究一直是原杭州大学的学术高地和原杭州大学乃至浙江省的传统优势学科。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诸先生的辛勤耕耘，使原杭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师出名门的张涌泉开始主编规模浩大的《敦煌文献合集》，拟对现已公布的所有敦煌文献进行分类校录整理，在普查、分类、定名、缀合、解题、录文、汇校等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海内外学术界近一百年来的研究成果，为学术界提供可以直接利用的敦煌写卷的校勘定本。

合集的第一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11册600万字已于2008年由中华书局精装推出。该书校录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每个卷子的校录至少要与敦煌文献的图版核对三次（先由校录者根据图版写出初稿，主编覆核图版定稿，排出校样后由校录者覆核图版定型），努力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分类整理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海内外学术界近一百年来的研究成果，对每个写卷进行了详尽的校录、比勘、考订，明异同，定是非，不但纠正了大量写卷本身的传抄之误以及后人的误录误校，保证了校录文本的可靠可信，而且融进了作者自己的许多研究心得，有不少创见或发明，诚可谓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被认为是“集大成，高水平”之著（项楚），“是名副其实的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光明日报》）。该著获后来相继获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荣誉。

另外，张涌泉推出的《敦煌变文校注》（合作）、《敦煌小说合集》（主编）等著作，同样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推崇。其中，《敦煌变文校注》获评第四届国家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奖一等奖、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首届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而《敦煌小说合集》评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

最近，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他的又一部著作《敦煌写本文献学》刚刚由甘肃教育出版社推出；在他的呼吁和努力下，一门崭新的学问——手写纸本文献学正在孕育和催生之中。

以勤勉之力跋涉于学术之途，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如今的张涌泉，在俗字研究和敦煌文献整理上，已取得了让海内外学者高度关注和首肯的卓越成就。作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未来于他，既有春风扑面的波澜不惊，又有春雷大地的新鲜召唤。

梦想生处，于过去，是一个青涩少年的懵懂张望和前辈大家的悉心引领；于当下，是无时无刻地阅读与思考；于未来，则是新的更高远的学术追求。新知的路永无止境，梦想，亦未有穷期。

                                                                                            （文/李霞玲、秦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