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5日上午，应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的邀请，德国科隆大学教授Bernd Heine在人文学院咖啡吧作了题为《话语标记的生成机制问题》（How do the discourse markers develop?）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是“浙大东方论坛”西溪分论坛首讲，由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陈玉洁副教授主持，我校数十位老师和同学参加了本次报告，也吸引了兄弟院校的多名教师参加。

Heine教授首先就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的定义和术语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他指出与话语标记同指的术语不下40种，目前比较通行的是Discourse Markers。接着，Heine教授就话语标记的生成机制进行了讨论。他主张，话语标记不是普遍认为的是语法化的结果，也不完全是语用化的结果。话语标记兼有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和语用化(Pragmaticalization)的特点。至于语法化和语用化的关系问题，目前国外学界主要存在三种立场：(1)语用化并不存在；(2)语用化是一种独立的机制；(3)语用化属于语法化的一个小类，是语法化的一种特殊情况。

鉴于上述理论都无法圆满解释话语标记是如何产生的，Heine从话语语法(Discourse Grammar)出发，将话语中的信息单元分为句法单元(Sentence Grammar Units/SG)和嵌语单元(Thetical Grammar Units/TG)，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提取(cooptation)。提取机制是一种认知交际策略，它可以把一个SG成分提取出来充当TG，以便满足交际需要。提取机制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历史文献显示，TG用法几乎与SG用法同时在历史上出现，如英语的What else。当一个句子成分的TG用法出现之后，它会存在多种变体，如I think有变体I would think/I thought/I will think等，这种临时性和同步性违背了语法化的渐变性，随后的高频使用会可能使它经历语法化，直至最终成为一个话语标记。任何话语标记都必须经历提取这个过程，但是不一定会经历语法化，而语用化应当包括提取和语法化这两个过程。

最后是交流互动环节，Heine教授一一回答了听众提出的关于话语标记产生的年代以及话语标记与连词的关系等问题。本次活动使师生们了解到话语标记这个研究热点在国外的基本情况，接触到了目前国外最前沿的理论视角。

                                                                                     （图/吴越、文/杨望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