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晚，“浙大东方论坛”第182讲在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223报告厅满席开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罗红光博士，为我校师生带来了题为“‘客观性’是如何产生的？——人类学的探索”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浙大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浙大人类学研究所协办。浙大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庄孔韶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罗红光研究员首先通过四张图像及其背后的四个故事，拉开了讲座的序幕。他认为，田野研究点的民众虽未经过专业的人类学训练，但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观念的关系，却仍拥有一套地方性的理性思维予以处理，进而形成知识。在这个“知”的过程中，人们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存在，转变为了对人有社会意义的存在。无论是“科学的”思维，还是“野性的”思维，人们认知上述三组关系的劳动，本质上都是如此。

人类拥有认知世界的能动性，然而其探索所得的“真”，却有三种不同的维度，即“真理”、“现实”和“真实”。人类在通过实验理性——一种带有实验科学色彩的，讲求证实、证伪的理性范式——追求自然“真理”时，其按照自己的需要给万物规定了尺度，并以此为度量衡，衡量未知的领域，由此观察其所认为的客观“真理”，这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但是，人类学家的研究往往基于实践理性，这使其能够注意到调研对象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即调研对象不仅生活在自然“真理”之中，还生活在其自身通过“知”的过程而形成的人造现象，即“现实”和“真实”中。这一观点正是量化研究容易忽视的内容，因为量化研究人为制造的测量尺度，使其忽略了调研对象自身的认知能力。

罗老师援引内蒙古城市化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实验理性下的定量研究，与实践理性下的定性研究的区别。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以内蒙古各城市三大产业的GDP产出与贡献为指标，计算出了其各自的城市化率，进而将城市分为五个类别。但在罗老师的定性研究中，其罗列了牧民生产生活链中的七组关系，进而将内蒙古城市分为了四个类型：企业型、集贸型、政策型、移民型。他认为，当下的城市化改革是一种“一刀切”的做法，其基于社会进化论的测量使其忽略了文化的因素，而力图实现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均等化，这带来了很多问题。定量研究对城市GDP指标的计算，将这些问题隐藏在了城市化的整体局面里，因而难以被研究者发现。这便形成了量化数据评价莺歌燕舞，但是专家学者与当地牧民却诟病积怨的大反差情况。

在内蒙古城市化的案例中，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都自认为十分客观，然而其呈现的研究结果却相差悬殊。罗老师认为，实验理性与实践理性虽然在研究中都是需要的，但人文社科研究仍应讲求实践理性。他呼吁，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应在科研工作中有所合作，例如定性就可以被用于检验定量的成果。我们应该将两种方法在科研工作的项目设计、研究实施与结论验证上交叉，由此实现知识的公共性。

在讲座的提问答疑环节，罗老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议题广泛的对话，就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保护，不同地域的发展模式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质性与量化研究以及“客观性”问题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文/高英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