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俊卿  1958年生，辽宁东港人。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化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主要从事文化哲学研究，著有《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论实践的多重哲学内涵》等。 

韩水法  1958年生，浙江余杭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德国哲学、政治哲学与宏观社会理论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韦伯》等。

陈家琪  1947年生，陕西西安人。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与法哲学、德国哲学等领域的研究，著有《经验之为经验》、《沉默的视野》等。

俞吾金  1948年生，浙江萧山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著有《生存的困惑：西方哲学文化史探要》、《文化密码破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等。

庞学铨  1948年生，浙江天台人。浙江江大学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著有《存在范畴探源》、《西方现代精神与中国》等。

衣俊卿：用世界的语言进行国际对话，才能展示我们的文化

我研究的是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形态，另外还在做文化哲学的研究。根据今天的题目，我想从文化方面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2008年，中国发生了几件重大的没有预警的突发事件，它们考验了我们国家很多东西，这需要我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思考，但是，我觉得最先考验的是我们平时说得比较多的文化软实力。这次中国对于这些大事件的处理，可以说在世界面前空前地展现了中国人的力量。应该说，我们在文化软势力的展示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在任何一个本土的事件都可能演变为全球事件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够更好地形成和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这可能是对包括哲学在内的很多学科提出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在今年重大事件的处理中，我们比历史上很多时候都更好地利用、展示了我们的文化实力；但这也暴露出我们很多方面的弱点，比如在语言表达方式、价值判断方式等方面，我们可能更多地喜欢说自己的事情、自言自语、自说自话，不能很好地把我们所具有的力量融入到这个事件中来，不能用一种大家通用的语言来讲。

我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知道全社会都在弘扬“抗震救灾精神”，这是我们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但是大家是否注意过我们是怎么表述这种精神的？我认真做了调查，发现无非就两种表述：第一种是把“抗震救灾”中凝聚的力量叫做“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又得到了弘扬；另一个就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我不否认这两种表述，但是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更大的方式来表述？是不是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关心社会的核心价值，才能凝聚一种组织力量？不是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在这点上是可以一致的。如果“抗震救灾”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这就好像给世界一种感觉，以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赢得“抗震救灾”，所以，这样的表达方式可能并不适合国际范围的对话。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其他什么文化，这些的东西都不是自己说它好它就好的，关键是在对话和交流当中，能够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本土文化、本土精神、本土价值，只有同时和世界结合在一起，才能有一种生命力。

还有一个关于抗日战争的例子。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杀了600多万犹太人的事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而在二战的远东战场日本杀了何止600万中国人！但我们经常强调的总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犯下罪恶，而不是说它首先是对人类犯下罪恶，这种罪恶是对人类生存本身的一种蔑视。犹太人正是没有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民族，而是提升到整个人类上来讲这件事情的。而对我们的讲法，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如果不了解情况，很有可能会理解为邻里之间、哥俩之间的冲突。当今的世界就是这样，自己的文化资源一定要张扬出去，但不能用自己的方言，一定要用一种世界语言来表达，这样才会有交往的可能。我们有很优质的文化资源，可是如果不能用较好的方式让世界接受它们，我们就不会取得很好的效益。

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当我们要向世界传达一些信息的时候，经常是在“出口返内销”，本来是想向其他人介绍，结果却使用只有自己听得懂的语言。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和世界融合在一起，也已经积累了很好的中国经验、中国方式，但如果不能从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把中国经验在理论上形成一种通用语言、进入国际交流，不能在文化交流中提升价值，那么我们的文化还是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我想2008年的重大突发事件，可能启示我们要在很多方面不断地改变、不断地学习。此次我们已经有所进步，可以全球直播地震救灾、赢得世界的好评，今后只要我们有心做，能学会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解决世界的问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就会越来越强。

韩水法：从个人存在状态的观念出发

今天的题目是“当哲学照进现实——关于当前社会重大事件的哲学思考”，这些事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看，因为无论哲学也好经济学也好，它们都是对人的行为从不同角度进行的研究，它们的对象都是人。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人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研究？我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考虑的。西方人和中国人的观念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因为对人的看法不一样。尽管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达成共识，但是在另一些事情上我们并没有一致的看法，这就涉及到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对自己存在方式的理解上有着巨大的争议。

我想中国碰到这么多的问题，和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大关系。中国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组织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孙中山先生说过一句话：“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他就是有感于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所以才要来拯救中国、从事民主革命运动。后来，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寻找新的组织人民的方法，比如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的问题。诸位可能不知道以前的集体化人民公社，后来人民公社搞不下去才变成现在的包产到户，这就是组织方式的变革。

为什么人们对奥运会有这么大的成见？因为中国的组织方式和其他国家的不一样。比如以前北大是可以随便进出的，但奥运会开幕后每天都要拿证件进出；以前北大有很多餐馆，但是奥运会期间都搬掉了，很多工厂也关掉了。当然，奥运会增加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可是这种组织方式使很多个人、社会团体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样就产生了观念上的分歧，并且这种分歧一直影响到现在。这样的组织方式是有传统影响的，在这种组织方式下，每一个个体的地位经常会被虚拟的集体利益抹杀掉。同样，在这种组织方式下，如果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提升，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大环境是可以提升的。

为什么汶川大地震中的救灾抢险会改善我们的形象？因为我们把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生命都看作是最重要的、优于其他事情的。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是重视个体生命的。但是在普通的问题上，我们是否还能做到这种地步呢？这里有一个观念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看待一件事情往往只看到结果，而没有看到前提。

再比如说大学，也涉及到如何被组织起来的问题。美国是当之无愧的拥有世界上最好大学的国家，我们看到他们有那么多一流大学，于是我们就把大学合并起来、增加博士生的数量，从2007年开始中国的博士人数就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但是这样能够提高我们整个大学的水平吗？在我看来是很难的，我们的学习制度、学术制度依然落后。

大家或许会提出一个问题：个人的存在状态和金融危机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这样考虑，金融危机是不是根本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状况，或者说改变了西方的优势地位？这里我们需要看到，西方的人民是怎么结合起来的？他们的社会有什么基本的观念？这些都是哲学考虑的问题。哲学实际上很简单，它就是研究每一个个体的存在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很多复杂的事情，我们都要从这个问题开始考虑。

我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哲学史的故事。康德写过一个小册子叫《永久和平论》，他当时写这篇文章受到很多人的嘲笑，因为那时还没有统一的德国，那时的德国是300多个独立的小国家，整个欧洲大陆也是天天打仗，大家都觉得康德的设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康德觉得问题很简单，他认为就应该有这种生存方式。200多年后，二战之后的欧洲人开始重新思考康德的文章，于是建立了欧盟，欧盟的哲学纲领就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有时候我们可能只看到重大事件的表面，但我们可能更需要研究背后人的存在状态，这可以让我们把一些问题看得更清楚、更明白。

陈家琪：以利治利，尊重个体

北京的《新青报》有一个从1978年写到2008年的栏目，叫《三十年间的旅途》，让我给每一年选一两张照片。1978年是中国命运发生变革的一年，也是我个人命运发生变化的一年，那年我成为武汉大学的研究生。这30年间，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非常巨大、甚至巨大到让我们无所适从；也就是说，社会整个变化以后，我们的观念却没有跟上。有人把这种叫“市场经济”，有人说不是“市场经济”，还有人说是“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不管怎么说，一个问题很明显地提出来了，这就是“利”。

在“文革”的时候，根本没有“利”可想，一切都是国家安排的，没有多少自己的利益可以去争取。现在的利益很现实、很具体，比如金钱、名誉、地位、住房、汽车等，一切都与利益有关。这样的变化发生以后，我们的意识、观念没有跟着变；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具有这样的观念系统，我们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宣传、学校课本讲的话和社会的变化不相适用。大家在学校听到一些话，回到家里、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听到的是另一些话、看到的是另一些词。

前不久，中华文化促进会在杭州开会，我也去了。当时，大家也是对现实愤怒不满，提出了要讲义、不讲利，我在会上发了言，引用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这本书里面反复提到的一句话，她说美国立国的时候想的问题是必须“以利衡利，而不是以欲衡利”，也就是说必须“以利衡利，以集权衡集权，以雄辩衡雄辩，以权利衡权利”。我认为我们应该是“以利治利”，而不是“以义治利”。“以义治利”讲道德、讲良心，这话我们一直在讲；“以利治利”这个利益可以讲很多，比如精神利益，尊严、自尊、面子也是利益，人在追求当中，不仅仅想要物质利益，还想获得满足。霍耐特有一本书叫《为承认而斗争》，其中指出人其实都是为获得“承认”而斗争的，我们都想获得别人的承认，要别人承认自己是一个能干的人、有用的人。

如果“利”不一定就是物质，那么《史记》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样的“利”也就包括别人的承认。汶川地震发生后，四川大学的人给我讲了一些事情，他们说成百上千辆出租车在瓢泼大雨、山摇地动的时候一起开车赶去都江堰救人，没有一个交通警察、没有一个红绿灯，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我总想大力歌颂这种非组织的、自发的行动，因为这些行动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力量所在，这样的行动不是出于物质的奖励而来的。当时大量的志愿者搭起锅灶，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做饭给灾民吃，这些全都没有人去刻意组织。我认为社会组织说到底就是人发自内心的对自己力量的肯定与表现，所以，“以利治利”也包括人的精神追求、人格追求和尊严追求。尊严本身就是一种“利”，以前讲“大公无私”，“文革”就以此批判刘少奇的一句话“吃小亏占大便宜”，因为他说，如果你这个店一直坚持卖真货，你这个店一直很诚信，大家就会到你这里买东西，你的生意会越来越好，从小利来看你是吃亏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又占了大便宜。“文革”就说这是谬论，因为我们要的是大公无私、不要占便宜、不要谋利。

30年来，我们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还在进行之中，并没有完成。所以，在杭州开的“中华文化促进会”上我就反复讲了组织价值问题。现在很多人写文章说组织价值取决于西方，说西方人的组织价值就是殖民，这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和世界对话？怎么看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我们自己的价值秩序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的价值整体没有成形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要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表现自己的潜能、自己的才干？

我认为网络提供了这样的前景。前两天我看到中央电视台邀请了几个人讨论网络上“人肉搜索”的问题，说搞人肉搜索完全没有法制观念，但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形成也是媒体的重大失职，本来是应该你去做的，但你没做，所以网络才去做。网络一时很难建立这样的价值秩序，但这种秩序毕竟正在逐步形成当中。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这个变革首先是社会的变革，“利”的价值观念还没有成形，我们应该允许用自己的表现、自己的表达来促成我们的民族构成这样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2008年的这些重大事件，让我们看到了政府做得好一个方面；同时，也让我们也看到了非政府组织形式的宝贵和可爱。它们可以在很重大、很特殊的情况下自发地做一些事情，这种东西是最有价值的。如果这种东西能够成为共同遵守的价值秩序，那么我们的民族就真正会有力量。

俞吾金：尊重生命，增强风险意识

目前的哲学研究大都在讨论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但当我们碰到现实生活中一系列关系到生命流逝的事件时，却似乎完全忘记了研究的内容，采取了冷漠的态度。如果哲学研究完全脱离现实，那么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认为哲学的研究应该跟现实生活紧紧联系。在我们国家经历了这么多重大事件之后，我想谈谈几点哲学上的思考。

第一点，是我国的社会科学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社会科学主义就是“把自然空间的概念和方法，不加分析地运用到人文科学或者哲学当中”。我们国家中虽然存在很多组织化的东西，但真正能够激励个体的应该是制度上的东西。如“为人民服务”提的再多，也没有制度上的改变来得更有效。我们做任何事情、制订任何制度的出发点应该是生命第一，生命甚至包括人以外其它动物、植物的生命。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科学主义的大背景下，对人的生命不重视。我们长期的革命斗争以及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证明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其实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还是宣传人道主义，尊重个人的全面的、正确的发展。

第二点，是我们社会缺乏普遍法权人格和道德。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是自下而上进行，而我们是自上而下进行。在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制度的制定都是摸索着进行的。虽然现在我们每年颁布很多部法，但是中国强调中国文化教育是人与自然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推广法权人格？转变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从法律角度出发，从一个自然人转变为具有法律意识的人，用法律约束他人，尊重他人。这其中，法权人格的建立本身非常重要。中国社会目前的法律意识还非常淡薄，所以，我们要用比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即中国的“仁义礼智信”，最后一个是“信”，“信”就是“信用”。但是现在我们的信用度非常低，相互之间缺乏信任的情况非常严重，所以在道德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来让大众讲信用，是非常不合实际的。

第三点，是我对社会风险的感受。现在是风险社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应该重视用科学防范风险的精神来最大程度地抵挡偶然性风险防范。2003年的非典，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这些事件都提醒了我们风险的问题。我们以前都缺乏研究，缺乏对风险的了解。汶川大地震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骄傲于中华民族精神，更重要的是让它引导我们去科学地防范。我们要学会科学地预测，从重视老百姓生命的终极目标出发，预先投入精力去了解生命所处的生存状态，这远比后期的弥补更重要。只有唤起每个人对当前社会的反思、参与，我们的社会才能充满希望，我们国家才能沿着现代化的道路健康向前发展。

庞学铨：关心哲学从关心身边的事情开始

说到哲学，人们一般总感觉很抽象、很陌生，甚至认为哲学是不关心身边的事，也和身边发生的事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搞哲学的人是不是总是埋头思考一些和现实问题关系不大的、云里雾里的问题呢？事实上，哲学是对现实生活及其重要问题进行不同的解读。

刚才衣教授主要从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怎样运用和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让中国文化恰当地切入到全球化语境的角度谈自己的看法，他特别讲到了语言及其使用的问题。的确，文化软实力的提高需要我们注意自己的文化符号、注意自己的文化语言，尽可能使它们与世界进行相互平等而可理解的对话。韩教授从一些重大事件谈到了人的存在、生存，从人的生存谈到人怎么样用合适的组织方式推进和提升人的价值地位和生活质量，这和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非常吻合。中国目前的许多问题都与人的存在及其组织方式相关，而这种存在和组织方式又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这是形而上的问题。许多具体的事件和活动都有一定的组织方式，不同的组织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和反映，这又可以说是形而下的问题。形而上和形而下显然并不是分开的，而是相互沟通，从形而上推动形而下，从形而下促进形而上。陈教授的发言令我深受启发，从目前来看，我们整个市场经济依然不够完整，整个社会没有形成统一公认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大家也都非常浮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每一个个体应该如何生活、如何生存？我们需要追求精神的价值，包括个人的自尊、个人的精神和整个民族的精神意识，只有追求崇高的、核心的价值，我们才能活出自己的尊严、活出自己的价值。俞老师特别强调了对重大事件的处理要重视人文精神的弘扬，特别是要重视生命。另外还要树立法权人格、确定自己的价值以及增强对社会风险问题的研究，这些都和我们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密切。

从今天邀请到的哲学家对话中可以感觉到，哲学既不抽象，也不空洞，不是计划，也不是计谋，哲学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社会问题，只是它注重研究更深层的而不是表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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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刚才4位老师都涉及到尊重生命的普世价值观，但是普世价值观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中国传统的价值与西方的价值不能达成一致，这与中国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有关系。我想问的是，普世价值怎么样才能在一个与它相冲突的社会中产生？

韩水法：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你提到了哲学面临的一个难题。我基本上不使用“普世价值”这个词，我用“共同观念”。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形成社会的共识，成为社会的重要原则。比如宪法是所有法的根本，所有的法都要和这部法符合。虽然每个国家的宪法不一样，但是通常宪法最核心的内容是一个国家的组成和这个社会最基本的观念。比如20世纪德国痛感对人侵害，所以德国宪法的第一条就是“人的尊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侵犯”。但是，我们怎样达到这样的共同观念？这是核心的问题。我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共同观念有两种：历史的传统和当代人的共识。我们知道西方讲自由，因为那是一个普遍的东西。但是，18世纪以前，“自由”的概念是特权、是保护，只有贵族才能有自由，所以只有少数人才有资格说“不自由，毋宁死”。我创造了一个概念——“非人”，来指那些没有自由、没有公民权的人。但是，“非人”后来发现这些观念普遍化之后，他们也能接受，第一个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政治家和社会上层阶级都赞成这样的观念，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活动范围的扩大。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多的活动空间，以至于最后所有人都有同样大的空间，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比如说民主，让更多的人有选票，实际上是由一些思想家提出来的，然后有一些人支持这种想法在实际中被应用，人们就这样通过实践来解决这些问题。

问：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充分展现了中国的文化特色，但怎么与国外的文化融合得更好？

衣俊卿：我主要从社会和媒体这两个经常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角色方面讲。虽然有一些遗憾，但首先还是要肯定张艺谋开幕式的一些创意。首先他利用了现代的媒体技术，结合中国文化元素，非常直观地体现了中国人文精神，虽然缺少更多朴实的东西，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的阵容，已经非常不错了。虽然我们有一些价值是共同的、包容的，有一些普世的价值观，但人类的文化之树肯定是多样化的，文化产业也是多样化的。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平民化的时代，不要过分追求每件事是共同的，我们只要设计一个能够保持我们公平的程序，就可以了。

问：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越完善，那么这个国家的人会不会更有素质、更加文明？或者说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没有素质，才要建立更多的法律？

俞吾金：其实从建立法权人格来说，我们中国过去的法律就是以刑法为主，没有民法的发展。我认为民法才是鉴定个人权利与义务的根本法律。我想可以通过一个小故事强调这个法权人格：马丁审判一个犯人叫玛丝洛娃，在审判这个案子的时候，一个贵族聂赫留朵夫突然发现这个犯人原来是他姑妈家的一个佣人。在她年轻时候的，一个纨绔子弟玩弄了玛丝洛娃的感情。玛丝洛娃从他姑妈家出来以后，就做了妓女，之后发生了这样的谋杀案。马丁内心承受了很大的折磨，所以当他宣布将玛丝洛娃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他主动提出要追随玛丝洛娃(俄国《复活》托尔斯泰著)。我们需要这样的法权人格，如果没有这样的法权人格，每年出几十部法律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