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蒸  1936年生于北京。旅美学人，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中心特约研究员。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外国哲学室，先后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柏林工业大学语言所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比较伦理学、解释学、符号学、仁学现代化，著有《儒学解释学》、《历史符号学》、《结构与意义》等，译有《纯粹现象学通论》、《哲学和自然之镜》等。

作为现代西方理论之一的符号学

符号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涉及到各个学科门类，所以，很难形成一个专门的科系。但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符号学可以说形成了一种运动，特别是在法国和美国。符号学这个说法涉及到跨学科，这里我特别注意的就是“现代西方理论”一词。

我曾经在一次国际哲学讨论会上提供过一篇论文。论文中我就提到，未来人文科学里面最尖端、最重要、最艰难的领域就是现代西方理论同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关系。在海外，谈论古今对话的有很多，不过基本上局限在古典理论范围内，比如中西哲学对比、托马斯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对比等。这里，我强调现代西方理论，比如符号学完全是现代的理论，它和古典理论有着巨大的差别。

这个差别最重要的是表现是在哲学方面。西方古典理论跟现代理论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非议，以20世纪初作为一个分界线。所谓现代西方理论，是指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它是各个学科内部理论的成就，这些理论成就并不完全依附于哲学。而西方古典理论是以哲学为中心的，不管是哪个学科，理论化的发展与提升，最后都归结为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最高成就表现，就是一个哲学性的问题。

可惜的是，我们哲学专业受到传统哲学史的限制，从柏拉图哲学到现代哲学都是作为一个哲学史的整体系统来谈的，这跟现代人文科学各理论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说明的。比如说语言学，特别是结构语言学，我们很多哲学家，理论能力很高，但对这一部分并不感兴趣。因此，这种分歧就导致如果以传统的哲学理论来规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就会产生很多假意，最终也不会被认可。

另外，就现在的人文科学来讲，现代西方理论有其重要性和特殊性，其解释能力远远超过哲学的解释能力，因此，也不能动则就把现代社会和人文学术的各种现象用某种哲学流派加以解释，这样的解释是过于简单的，如果没有完全了解各个学科的成就，就泛泛归纳为某种哲学解释，是会存在问题的。

提到现在西方人文理论的重要性，好的一面表现在，自战后解构主义运动发生以来，其最重要的特性是跨学科，摆脱了哲学中心主义，同时还开始关心利益的解释问题。虽然如此，但是西方人文科学的发展状况仍不佳。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成为人文科学的最主要潮流，它反对崇尚科学、反对追求真理，导致其研究缺乏规范性和目标性。更主要的原因跟我们整个社会状况有关，全球化、工业化的进程中，物质建设被当成第一位，相应地，支撑物质建设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也变成了主导，而人文科学被挤到了边缘。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有迹可循，既有章法，又有效果，而且可以被验证；而人文科学恰恰相反，它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明确的标准，所以，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屡屡遭受质疑。

那么人文科学是不是真的不重要呢？完全不是。人类关心的最基本的问题，如价值问题、信仰问题、对人生认识的问题，以及对人生意义的追求问题等，这些都跟人文科学有关。我们每个人在年轻时代都有各种浪漫的追求和美好的憧憬，这些怎么解答？需要一种知识，不是自然科学知识，而是人文科学知识。即使是在人文科学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仍然继续存在着，乃至重新创造巨大的诱惑。

我们搞跨学科研究、搞符号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改善这种状况。跨学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摆脱哲学中心主义，摆脱单一的教条。我们浙江有几十个流派，其中重要的流派有七、八个，每个流派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不能以某一个流派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对其他学派进行单一的提升。我们必须参考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成功经验，参照它们的成功经验来改造和提升人文科学。这就要用到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这种情况下，符号学为跨学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

中西方文化各有其发展系统，两者之间对话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特别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宣导下，科学技术主导社会方向，造成对人文主义的排挤和挤压，而使得整个现代西方思想缺乏一种对人文科学和学术真理的追求态度，所以，中西方文化的对话也面临着紧迫性。但是，这一对话，尤其是汉学界，究竟如何开展呢？当前汉学界的对话仅停留在一般的介绍性层面上，因为这个研究涉及到中国语言和历史知识，汉语的艰涩和历史的久远，使得这一对话步履蹒跚。因此，汉学界真正要对话，中国面临一个巨大的责任，就是从语言和文化入手，促进理解力和现代化的双向互动。

浙东思想学派与史学

西方人对于价值观问题的处理很简单，即用宗教来解决；而宗教不需要讨论，宗教是一个信仰的贯通。以理性态度对待人类生存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价值信仰。而后现代主义理论持反科学的论调，摒弃理性，无法达至这个目的。如果按照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走，似乎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进步有一套客观的标准，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又充满生产力和解释力。理想中的人文科学也当如此，但是现在情况却恰恰相反。当前的人文科学缺乏科学性、逻辑性和理性判断，严重丧失了意见力、解释力和批判力，深陷危机边缘。

西方一些学者欠缺一种以学者为主体的志向，按照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来推动人文科学，发展人文学术，最终会是一个泡沫。这样的研究仅是外在的表现，而不是学术内部的成功。中国的传统思想自孔孟传下来，在价值层面上追求客观真理，体悟内在之“道”。加之，西方的解释学、现象学、符号学，甚至是解构主义理论的兴起，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古代思想、古代文化和古代信仰等各种思想体系进行一个现代化的解说和分离。比如宗教，它为什么在西方这么受重视？因为它与现代自然科学分开，信仰归信仰，科学归科学，而两者又可以结合在一起。西方人文传统的两个部分：宗教和科学，其中，宗教继承历史事实，解决人的价值问题。而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没有中断，主要是历史主体思想——伦理思想——的作用。所以说，在西方人眼中，我们是非宗教的。

现在，我们主要从《论语》、《孟子》这两部书来看它的基本思想，它的主要部分是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这与西方传统追求超越、超验不同，我们主要强调主体伦理的自主性。结合人文科学的改造需要来说，对学者个人主体力量的强调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按照现代西方社会的趋向去做，反对个人主观对客观标准的判断，那么必然是随波逐流。

孔孟之道主要体现在四书五经中，四书和五经因孔孟思想的不同而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五经是汉代建立起来的，唐宋以前都是以五经为主；南宋理学在对孔孟思想的回归中增加了四书的内容。这两者可以作为一个桥梁，把孔孟原点的精神在整个秦汉以来的政治设想和意识形态之间作了一个协调和沟通。明朝以后，发展出心学，产生王阳明与朱熹之间的分歧和辩论。王阳明看到朱熹总结出来的理学传统并不能格物致知，只靠学问并不能够建立起整个主体的伦理自主，王阳明的这一主张是向孔孟之道回归，但其玄学思想无关于国家大事，也无关于社会的改善；朱熹从儒家政治向度回归孔孟之道，直接面对现实的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代表着一种务实、求实的精神。理学的这一主张引起学者对心学的批判。这个批判马上变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非议，就是玄学派和实学派的区分，这种区分在南宋时期很明显地发展起来。

浙东思想的渊源从相对于心学的玄虚中提出实学的要求，并且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学方面，这是南宋时代的情况。到明代，从某种意义上讲，心学也是一种实学的回归。在朱熹那个时期，又提出了良知学，直接加到心学的技术上。这一办法最早是从孟子的人性论这方面演绎出来的。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除文笔之优美，还引领着一代人的虔诚信念，所以说王学的成功是一种行为艺术，它通过文本的创造力和言语的改造力吸引着一批向往真理、向往真知、向往真诚的学人。

这种表现跟今天功利主义时代的学者心态是不一样的。王阳明及同辈人一生在想如何求真，如何在内心追求我们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孔孟就是这样，特别是《论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用内心的真实对抗外界的利诱。理学在失去了王阳明的指导之后，发展并不成功，后来出现了很多问题。后来，刘宗周一代纠正了这个偏颇，更进一步强调两种倒空，倒空学问，倒空心学。空话、大话、虚话可以随便讲，但并非能与行为相结合，强调行动上的作为才是最重要的。明末清初时，学界有很多类似可歌可泣的现象，集合前面的理学和心学，从而创造出一个新方向，即历史学。史学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追求新的历史学，而且其发展进一步规范化。一个读书人何以独自面对历史的演变，而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责任？王阳明隐居山中埋头读书，然后出来继续传播学问，这背后定然有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而我们很难在西方文化中看到这种精神力量。

史学研究亟待符号学

在我们广义的理解中，史学在人文科学里面是不受重视的，但是我在很多文章中，我都把历史学当作最重要的的学科。未来中西思想沟通、发展之后，更是如此。历史学是人类最为艰难、挑战性最大的部分，因为它较为混乱，而且是一次性的实践，很难有规律可循。此外，它还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如果不对它进行梳理和通透，我们就不能充分利用这个知识。

从这个角度来讲，明清时代的研究比较简陋，同现在不能相比，不过历史作为一个象征的存在，是人际关系在市场中的表现。如果这一点把握不准，就很容易颠倒研究关系和研究方法，很容易将其作为一个超越性的神来研究，或作为一个超越性的逻辑来追求。历史是经验内部的东西，它不是一个超验性的存在，超验的精神性追求不适合于历史研究领域。

西方的史学理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其研究方法受到了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重要影响。史学理论作为人文科学的认识论，集合了多种方法论。史学是最综合的领域，比如，文学是虚构的，不直接与社会现实相关；哲学也可以不与社会现实相关，它可以搞逻辑性的研究，也可以加入自己想象性的成份；只有史学，既可以有理论部分，又可以有现实部分的，它不能脱离现实，而且必须用理论来研究真实的社会状态和真实的文化状态，因此，历史研究并不是历史故事的简单汇编，它执意于求理、求实。不但是史学研究，其实所有的学科研究都应当追求现实、追求科学、追求真理，而且在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主观的持续状态。每个人都会有理想、有抱负，与此同时也要持守抱负的真诚性。

浙东思想学派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果说中国文化有几个高潮，那么浙东思想就是其中一个小高潮。中国传统的东西必须从理论方面予以解释，这样才能使其科学化。理论研究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文献研究和理论研究是完全一体的，而文献研究需要用现代理论方法来指导。符号学是理论化的方法，从未来的理论学考虑，现在绝大多数学科都可以纳入到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内，虽然这跟我们的认识不太相关，却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现在，我们的考古学上有很多考古遗产发现，可是我们没有常规研究、没有理论分析；而国外的考古杂志中都是理论分析，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相合的地方。

在信息全球化、知识一体化的时代，中国古代文献史研究也要放眼世界。孔孟都在关心全天下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按照当初的文本机械地去理解其所指，当今孔孟思想研究一定要跟我们的现实结合起来。一位现代儒家、一位现代儒士，一定要关心全世界的人，绝不能只局限于关心祖先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只有采取现代的方法和视角来分析古代典籍，才能真正实现古今对话，并以全人类学术成就作为自身的实践范围和学术目标，而不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地守着儒学的历史典籍。因此，现代西方理论与中国古代思想的对话将成为一门显学，而理论化的符号学必定在其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问：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人文科学发展，以及我们应如何发展中国的人文科学？

答：中国的人文科学刚刚起步，我们欠缺知识。我们的知识现在刚刚30年，但各种滞后的现象不只是30年的原因，也不只是30年前的27年的原因，甚至不只是1949年以前50年的原因。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发展参差不齐，在变革中步履前行，在这种不扎实的情况下，我们能够非常成功地走了30年，而且也取得一定成就，这已经很不错了。其实，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差不多，都是在摸索中前行。

但是，人文科学总要跟我们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要对社会政治问题有一个高度适应性的研究，尤其是那些不能单纯用哲学理论来解决的问题，更需要人文科学的介入和研究。再者，当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有各种形态，各类问题可以切分为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不同层面来处理和解决，这样人文学科可以在问题中有所发展。此外，还要创造利于人文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和氛围，这个条件和氛围一是靠人文科学自身的发展来赢取，二是通过人文学者的主动努力来争取。

问：请问在人文主义和人文思想碰撞的时代，如何才能够突出自己的研究个性呢?

答：我们这里谈的是理念，不是像社会工程和设计之类能直接改变的东西。我只关心我能够关心的问题，这就是一个理念的表达。我们开办几届国际性大会，中国的人文科学就能突飞猛进吗？办不到！我们只能通过一次次大会呈现我们的系列问题，把握好今后研究的方向。这里，我们首先会遇到各个学科的权威，单个学科的权威在不同层面上排斥着跨学科的研究。这种情况下，我总想办点事情，但总又办不到，我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表达问题，让我们青年学子有机会看到问题的所在。如果连问题都搞不清楚，或者说我们的问题是混乱的，那么就会对研究增添很大的困难。特别是现在，世界学术非常混乱，想统一是很困难的。我们以为宗教的问题是一种时髦，是一种好的东西，可这个不是社会的需要，而是一个学术的需要。因此，如何深化我们的学术素养，我们的知识就是最大的关键点，我们应以这个作为我们的最高目标。宗教通过信仰达到这个目标，而我们人文学者要通过研究和分析的办法来达到，这实际上跟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是一致的。

问：请问您如何看待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和联系？

答：人文科学中有理论的部分，也有应用的部分，应用的部分跨到社会科学里面来了。以前谈的问题总是对人文科学，对精神的世界影响，我们今天世界发展的情况到了一个地步，绝对不是人文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我们的历史是集合起来合力的一个结果。冷战之后，全世界都很看重物质建设，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理论可以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经验研究跟“形而上学”的研究，以及超越的研究，这两个之间如何配合的问题。这一点跟我是对立的，虽然我谈的是符号学理论，但这不等于排斥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