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  1956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985年北京外交学院硕士毕业，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侧重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研究，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等。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学术规范化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并针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我将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化的整个进程及其任务来讲述，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第二部分是规范化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及其任务；第三部分讲一下规范化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及其任务。

中国语境下的社会科学发展及其学术规范化运动

我讲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学术规范化运动，其实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科学严格地讲完全是舶来品。如果说中国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有学术传统的话，那么作出最主要贡献的应该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基金会就给中国提供资助，早年资助的是协和医院，但后来发现这种资助方式不成功，因为更重要的不是身体健康，而是人文精神、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所以，后来就制定有关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中国计划”，这是后来我们所知道的“燕京学派”，也就是当年吴文藻先生和他的弟子费孝通先生等一批社会科学者做中国研究的开始；另一学派是南开的工经系，当时也做得非常有成就。所以严格地说，中国社会科学完全是舶来品。在这种知识发展移植的过程中，我们不知道社会科学生产和再生产的规范。我们把功能学派等思想引进来，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知识是怎样生产和再生产的。我们完全是从无到有，不论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理论，还是我们的概念工具、分析框架等，都是从无到有。非常有意思的是：我最近在浙江开哲学会议，会中有人讲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社会——society，我们翻译以后，“社会”这两个字原来的含义就没有了，完全变成了译名。现在社会科学当中这样的词很多，只要讲社会科学，我们基本上就知道这些词。中国原来的词也没有了，都成译名了，或者是我们杜撰出来的词。自由主义理论、保守主义理论、共和主义理论……哪一种理论是我们自己的？在中国没有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的基本现状，即：从无到有，使得我们所有的问题、理论、观点、概念工具、分析框架等都是从外舶来。这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正是要面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这个特征，我觉得我要谈谈这个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利益的形成、精英的形成。1978年以后，高校开始恢复招生，社会科学重新开始了发展进程。当时主要有四批精英，一批精英出国了，一批精英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政府体制，还有一批精英下海了，最后一批精英留在了高校或者研究机构。这最后一批精英经过时间(主要是经过自然时间，而不是其他)到了今天成为了校长、院长、主编、学科带头人等，这批精英开始掌控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于是，这些人靠他们这二三十年所谓的研究而形成其利益。现在我们能不能触动这个东西？能不能触动他们从无到有形成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本身进行颠覆性的讨论、反思和批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因为这些人都有权有势。请问在座的学生，你们敢不敢当面批评你们的老师？你们可以批评邓正来，但是也许你们不敢批评你们的老师，除非你不想毕业。你们敢不敢批评你们的校长、院长？你们不敢。当然，我讲的批评不是乱批评，而是严肃的学术讨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也是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的第二点原因。

第三个原因，我在1998年开始学术“闭关”，直到2003年，5年之间坚守三条原则：不参加任何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活动，不参加任何国内学术界的活动，不接受任何刊物和报纸媒体的约稿，潜心在家里看书。这个5年非常有意义！我在1998年“闭关”的时候，中国的学术界还不大会培养博士生，严格地讲，不会整体性、结构性地培养；另外也不大会培养硕士生，项目评价制度的程序不知道，评奖制度不知道，答辩的整个程序也不知道；5年之后，他们全都学会了。什么意思？体制化、制度化了。你不得不相信：在5年那么短的时间内，他们全都学会了，比如说导师应该怎么选、教授该怎么评、奖金该怎么发、引证率该怎么评。我觉得最让我惊讶的是，有人对我说：邓先生，你是中国法学学术界引证率第一名，你比第二名梁慧星先生超出一倍还多。我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们说他们现在完全有能力知道这个事情，他们现在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有了，程序化、制度化，简直不敢相信！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制度方面的建构和所有知识生产者的日常生活关联在一起，涉及到你能拿多少钱，涉及到你可不可能享受到某种待遇，你能不能买得起某种住房，你的孩子能不能受到最好的教育，全部都是关联在一起的。这是第三个原因，从无到有再到制度化，让你感觉非常惊讶！

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及其任务

第一个阶段大约是在1990—2003年。在这个阶段，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形式规范问题。各位可以去检索一下，大概在1995—1996年以前，中国的学术刊物，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在内，比如《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法学研究》，都不知道注释，很多论文都没有注释，这些研究好像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假设学术研究是没有传统的，是拍拍脑门、关着门就可以想出来的，所以没有注释，不知道参考文献，这些形式上的规范都不知道。如果有注释的话，一般都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大概就是这些东西，没有其他的，让你完全惊讶知识竟可以这么生产！这是第一个形式规范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评价程序问题。1995年以前我们不知道评价程序，不知道评议不应是外人而应是同行评议。学术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要得到同行的承认，而不是得到外行人的承认，外行人的承认和掌声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但你看看当时我们中国的学术界，听了外行的掌声很高兴，却不知道同行评议。此外，我们也不知道匿名评审。我们的学术刊物不知道匿名评审，没听说过，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第三个问题，就是剽窃、抄袭，引用了别人的东西不去注释。有一本叫《南极政治与法律》的书很有意思，是中国海洋局的局长和南极考察队第一任领队两人一起写的，出版之后送我一本。我看了很惊讶，感觉这本书我好像看到过，怎么会是他们写的呢？但又想不起来在哪看过。后来我到书架上查原著，原来这本书是澳大利亚的一位学者写的，叫《南极法律与政治》，我还不太相信，之后又去查证。最后发现连注释、章节目录都是一样的，只是前面加了个导言，后面加了个结尾。他把人家的书翻译过来，翻译得还很差，最后竟然变成自己写的了！像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至于那种剽窃、抄袭就更多。最可怕的是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项目、教育部的项目，一个项目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如果这些项目被查出来是剽窃、抄袭，这些钱该不该退？你拿的是纳税人的钱！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建构学术的内在规范，也就是知识从内在的角度如何生产、再生产，如何确保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大约在1990—2003年之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当时有几个民间的学术刊物影响非常大，比如《学人》杂志，他们的主编有三个人，被我们叫做“学人三巨头”，两个是北大的陈平原先生、王守常先生，还有一个是清华的汪晖先生，他们当时搞学术史研究时，提出了学术规范问题。第二个民间学术刊物是我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我们的刊物介入以后，完全是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当时还派专人来讨论问题，栏目的名称就叫“中国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在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界，可以说最好的学者在当时基本上都参加了那场讨论。那场讨论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我们第一次直面学术规范（我们到底要不要规范？要什么规范？为什么我们要规范），并对这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最终的贡献，第一个是匿名评审，因为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搞了匿名评审制度之后，到今天就可以看到很多刊物上都标明是匿名评审。尽管有些不是匿名评审也会标名匿名评审，但这至少说明了匿名评审的重要性，另外很多大奖的获得也都是通过匿名评审的。第二个重要的贡献是，我们用了非常大的力量打击相当数量的学术剽窃、抄袭现象。我们知道，剽窃、抄袭是违背知识生最基本的规范的。这两大贡献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我这里想特别强调一下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我们从1993年就开始讨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没有出现哲学学派。举个例子，在2004年，我去巴西参加一个由巴西总统召集的关于发展理论的学术访问会，参加会议的都是“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都非常有名。我和这帮人在一起时感觉很汗颜：为什么整个世界发展理论研究，没有中国人的声音？而中国恰恰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西方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哲学学派出现，而中国没有？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解释：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之所以没有成就，是因为中国意识形态管得太严。但我经过研究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比如东欧，当时在前前苏联的集权控制下依然产生了非常多的科学家，都非常优秀，社会科学研究也极其精彩；拉美在军政权统治下照样产生了“依附理论”。但中国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环境其实相当宽松，怎么会是意识形态在支配呢？法国著名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通过研究，发现意识形态支配的有效性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承认，责任不只是在于意识形态，还在于我们和意识形态的“共谋”。按照布迪厄的理论，人类日常生活中有几个场域：学术场域、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和日常生活场域，每一个场域都是严格按照它自己的逻辑在进行生产。也就是说在学术场域，生产知识不能按照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去生产，不能按照唯数量化的标准评价——因为学术产量多并不等于学术水平就高。但是中国的学术场域很有意思：它不是按照学术逻辑生产的，而是按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的逻辑来生产，所以它没有自主性。

以上是国内向度问题，还有更多的国际向度问题，比如说，如何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和知识霸权。这是中国在世界结构下必须面对的问题。关于“世界结构”，大家可以去阅读我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那里面有较为详细的讨论，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及其任务

第二个阶段在2003年之后，制度化的完成使我们之前面对的问题，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过去是没有知识生产机器的，现在有了知识生产机器，而且这台机器搞得越来越漂亮，非常厉害。北大搞改革的改革派张维迎、李强这些人来问我：邓先生，我们的改革有没有道理？陈平原、钱理群这批人反对我们。我说我不管你改不改，我只告诉你们一个基本的看法：你们想改革，可是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台机器是干什么的？你们现在的改革无非就是把它的效益提高得快，外表伪造得好，垃圾产生得多。你现在把它搞得那么漂亮，搞得那么快，那么有效率，到最后垃圾生产得也会越来越多。你首先要搞清楚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性质是什么：如果你搞不清楚，无论你怎么改，你只会使它更具有合法性，更加掩饰这台机器生产垃圾的数量。

由于这台知识机器的形成，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比如抄袭、剽窃就不再是过去的抄袭、剽窃了。现在的抄袭、剽窃是更厉害了，不仅是教授抄，博士生、硕士生抄，本科生写论文也要抄。现在很怪：很多重点大学都规定博士生、硕士生在答辩之前要发表多少篇论文。你们想想：硕士生写论文做什么用？你明明知道他写出来的没什么价值，你非要他写出来干什么？这种数量对学术研究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你们要记住：这是台机器，我们很多的优秀学者没有办法，他们在学术生产制度这台机器当中，这台机器让我们必须这么去运转，它高效地运转，你不转你就出局，别人当教授，你就当不上，非常恐怖。所以现在的抄袭、剽窃是我们这台机器的内在要求。两年制的硕士生，一年的课程，学法学的要司法考试，想当公务员的要公务员考试，同时还要写硕士论文，论文到哪里去发表？只能花钱买版面。没有钱怎么办？我不知道你们最近看到过一个报道没有：我们的硕士生在卖血呀！我们很多贫穷的子弟们，他们在干什么？卖血！为了什么？就为了那个根本没有意义的数字！这些论文他自己根本不敢给别人看，他的导师也不会向任何人推荐，学校也不会展示，就这么个数字，有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这台机器做的事，所以现在的抄袭、剽窃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台机器诞生以后，中国社会科学当中出现的问题，我把它叫做“制度化的学术腐败”，最明显的是官学交易、卖文凭。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去清点一下博士生，其中有多少是官员？又有多少杂志在卖版面，多少次考试搞交易？现在考试交易已经没办法抓了，除非你不让我进考场。只要你能让我进考场，我就能当这个枪手，这个已经相当普遍了。还有项目交易，你评我这个项目，我给你另外一个项目，都是交易，甚至在论文答辩中也搞交易。这背后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真正面对的。

因此在第二个阶段除了要继续打击抄袭、剽窃，继续推进形式规范的应用和自主性运动外，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要对这一台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如果不进行反思和批判，后果不堪设想。大学的老师都知道教育部的教学评估，你说哪有这样的评估？你走到哪个学校都是倒计时，有些学校800多天就开始倒计时，做假要做3年。好不容易喘口气，教学评估又要来了，又要开始做假了。你说这是真搞评估吗？为什么就不明确规定哪几项考核是不要准备的，抽查就可以？多简单的事情，老师好好教学，领导好好管理。某大学校长告诉我，过去的考卷没有了，现在要补上怎么办？纸是新的你不能写呀，于是拿高压锅蒸，蒸到纸发黄变旧，他说这样就可以用了。你们不要笑，大学当老师的都知道做假怎么做：重新填表格、重新填数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认真对付这台机器，它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卷进去。我们的教师，真正的学术中坚力量，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中坚力量，却不能有时间去做学问，不能有精力做学问。今天填这个表格，明天填那个表格，哪里有心思在学问上？但是老师为什么要做假？原因很简单：你不做假，你就不“优秀”，给你的钱就少，你就评不上什么东西，什么“211”、“985”，花样多了！没有钱你怎么办？跟你利益相关的，就要把你圈进去。所以无论如何要对这台知识生产机器本身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批判。

《中国书评》从2004年开始复刊之后开了一个栏目，叫“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就是要对这台机器本身进行讨论。我们到底要一台怎样的知识生产机器？尤其是对大学，这些指标有什么用？能不能出几个真正像样的学生，出几个像样的学者，出几篇像样的论文？所以第二阶段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这台机器太牢固，这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无论是作为老师也好，作为学生也好，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后一个堡垒——教育的堡垒——早晚会被攻破，而攻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要按照学术生产自身的逻辑——自主性的逻辑——来组织知识生产。

最后我想强调两点。第一点，中国社会科学在整体上的发展还是健康的，严格地讲是在往良性的角度上发展。为什么呢？至少像我这样的言论能够在大学里讲，能够有地方专门出版。这是很健康的一种力量，而且整体的绝大多数都是健康的。刚才讲的学术不正常的现象、腐败的现象，毕竟还不是多数，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现象是非常恐怖的。第二点，学术规范化的目的，我们不仅仅要克服各种各样的伤害学术生产的现象、做法，或者叫“去弊”，更重要的是如何使我们的学术制度能够真正地激励上乘、优秀的学术作品的产生，使我们的学生当中真的能够有那么一种爱智的氛围出现，使这种爱智的学生（而不是学生干部）能够走上前台。现在的学生干部很活跃，学习一塌糊涂，掌握一些资源，活跃得不得了，跟老师拍马屁，搞得关系很熟，这是不对的。大学是干什么的？你们一定要记住：大学这个词来源于universal——普世的，大学从11世纪开始，从意大利开始，任何国籍的人都可以去那里讨论学术问题、知识问题，所以它叫university。所以，现在的学生不应搞活动、搞表演，大学是一个爱智的、搞学术的场域。能够对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这才是真正的大学意义之所在。因此，学术规范化的目的应该是产生能够真正激励学术发展、激励起学术力量的一种学术规范制度和学术知识生产机器。

问：假如我们脱离了您所说的那台学术机器，那么我们的评价标准从何而来？

答：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的提出能成为对这台机器进行反思批判的理由。我们这样的制度安排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弊病？我们知道这样的弊病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先把这些弊病去掉？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的大学能不能教会我们学生做人、做学术的最基本的品格？这些是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是我们都要评，都要竞争。可是为什么不能去反向地思考呢？我们恰恰要反向思考真正的学术品格。我们的学术品格是什么？十年磨一剑！大学不是简单的施教，而是要培养你的学术品格。学问做到最后就两个字：限度。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生怕越雷池一步，说了不该说的话，说了胡说的话，说了没有严格论证的话，这就是限度。你去看任何大师的作品，他开篇就告诉你本书只讨论什么问题。不是说其他的问题他不知道，而是他只能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在什么意义上讨论。所以，我认为一个大学应该从如何培养学术品格这个角度去考虑它的评价标准。

问：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如何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和学术霸权？

答：我所谓的“西方的霸权”，不是西方的理论本身构成的霸权，而是中国的学者在这个理论转化过程中把它变成了终极性的“理想图景”和目标，是我们自己建构了这种霸权。我讲的“自主性”不是说西方理论里有某种制约性的东西，而是中国某些学者在中国学术自己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存在“共谋”，这种共谋建构起了某种霸权性的东西。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丢掉了我们的未来，甚至失去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力。大家要注意，所有西方的东西都不是终极性的，都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改变和修正，但现在就是这些东西成了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不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不可能有自己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东西成了我们的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