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  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研究所博士，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中国宗教等。著有《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中国文人阶层史论》、《汉代思潮》、《近代思想与人物》等。

各位朋友，我比较喜欢用传统的方法来讲问题，所以我想举个小例子，来说明我今天要讲的主题——“生活的儒学”。

生活儒学与哲学儒学

我在台湾办南华大学的时候，有十来个学科，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叫生死学。什么叫做生死学？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到死亡问题，生死学其实就是现代社会新的哲学系；但是和传统的哲学系不同，我们除了谈东西方文化如何处理生死问题等理论问题之外，还希望解决当代人面临的困扰。比如我们现在得绝症的人很多，这些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心里很难受，所以对他心理的治疗就非常重要，那么就需要有一套安宁照顾、临终关怀的系统帮助他安安稳稳地上路。此外还有对家属悲伤的处理、对自杀的预防等等，这些都可以通过生死学来考虑并解决。我们生死学这个学科办得很新颖、很活泼、很受大家的认可，不久就声名鹊起。

结果，就有一些棺材店、殡仪馆的人来找我，问我可不可以帮他们也开一些课，甚至成立一个研究所。他们说你们办教育的人，应该针对我们社会的需要来办学。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有多少出生率就有多少死亡率，丧葬在台湾是非常大的产业，但也是我们平常都避讳的行业，结果等到家里有人去世了，我们却根本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办，只能花冤枉钱、花了自己又不舒服，政府也不来管理，于是这个行业就很混乱，从业人员也没有职业尊严，觉得社会都看不起他们。于是我们设计了一些课程，运用佛教、道教的理论和仪式帮他们设计课程，里面还有一些关于尸体化妆、尸体处理的特殊技术培训，这些人培训完之后挂上了我们的培训证书，对他们的形象也是一种提升。我自己还帮台北市政府写过一本小册子《市民通用丧葬手册》，发给老百姓教他们怎么进行丧葬。但是，这个丧葬仪式不是很简单的吗？它跟儒学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儒学是个很难讲的话题，我先从孔子开始回溯一下儒学的传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儒家大概是先秦九流十家中最具有知识化传统的一家了。《论语》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学”当然有很多的含义，但最基本的就是读书，因此儒家特别强调整理文献、阅读经典，儒家也因此成为我们整个文化的中坚。到了秦代以后，儒家知识化的传统越来越突出，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经典都毁了，汉人就从考订文字、整理篇章开始慢慢发展出一套整理文献的基本方法，这事实上建立了中国知识化传统的一个基本典范。汉代儒家还建立了一套相关的教育制度，这就是博士制度。所以儒家虽然有很多面向，但是知识化的传统却是最突出的，它对整个中国的教育、整个中国的学术传统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这个教育体系还和人才的选拔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传统到了清朝被格外强化，乾嘉时期的朴学其实就是讲汉学，就是把汉人的这一套变成方法学。到了近代，虽然五四运动看起来是要“打倒孔家店”，但是大家请注意，五四运动里面所谈到的“整理国故”其实是利用西方科学改造乾嘉朴学，是朴学更进一步的知识化，是把逻辑学、伦理学、形象学等加进来，变成我们现在用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这是在知识化的传承系统之外再加上了西方体系化、知识化、抽象化、概念化的哲学。

这样一个知识化的传统当然会受到一些人批评，比如新儒家的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等，他们对这个思路和方法是有批评、有反省的。牟宗三先生写过一本书叫做《生命的学问》，他说儒家讲的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客观化、外在化的一套知识，而是要解决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问题。这个完全外在化、客观化、知识化的学问不是儒家应该走的一条路，儒家的学问应该是面对我们具体的生命问题提供一些解答，所以说“学以养心”，学习是用来安身立命的。牟先生讲生命的学问是掌握到儒学真正的精神之所在了。但是新儒家也是自相矛盾的，为什么？熊十力先生一开始要讲的道理非常简单，但他用的却是佛教唯识学的体系，这个体系最核心的部分跟儒家不一样，所以先要改造这个体系，因此他的学说比宋明理学还要复杂。到了牟先生就更复杂了，牟先生先是把西方至罗素数理逻辑为止的知识论传统重新演绎了一遍，确定了新的问题，然后再从康德三大批判开始来会通中西哲学。徐复观先生则是先去跟汉学传统结合起来做更精密的考证来反对胡适之、反对郭沫若，破除五四以来对儒家的误解，然后再参考、吸收黑格尔、胡塞尔的哲学。因此整个新儒家知识化、体系化、抽象化的程度，跟五四运动整理国故的人比起来，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说牟宗三先生，他认为我们中国人一直没有西方超越功利的、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传统，我们当代中国应该建立这样一个学统，所以虽然他也讲生命的学问，但是当讲到学统的时候概念化、知识化就越来越复杂，距离一般民众的知识也就越来越远。因此，我们现在讲儒学基本上是放在西方哲学的筐子里面讲，儒家好像就只是哲学。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现在谈儒家就只谈儒家的心、性两大块，对儒家的其他部分，比如儒家对丧礼怎么处理，我们是不太懂的。

那我为什么要编一本《市民通用丧葬手册》呢？非常简单，因为儒家本来就是要讲丧礼的，儒家在古代对礼的处理、对礼的讨论是最多的。司马光就曾经编过一本书叫《温公家范》，里面就记载了我们在一个家族里面碰到的各种规章体系、各种礼仪制度，后来朱熹就根据这个编了一部书叫做《朱子家礼》，再后来清朝人又根据清朝的情况把《朱子家礼》作了一些扩大和整理，我现在做的无非就是把当时流行于民间的丧葬礼仪根据现在的情况进行一些调整。

礼乐制度是儒学传统的重要内容，可是我们近代人却只知道儒学都是一些概念、理论、体系什么的，那么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究竟生活在哪里？它只是以一种学说的方式活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它跟我们具体的一般人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变成像余英时先生所说的，是一种没有躯壳的、幽魂式的存在。我们大家谈儒学的时候，都是把它当作一种理论、当作一个学说，然后去分辨中间的一些概念；儒学并没有显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那么，什么叫做生活儒学？生活儒学就是要让儒家的东西重新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我现在做编制丧礼的这个工作，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这本来就是儒家要做的工作。我们现在之所以没有接受这样的一种做法，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把整个儒学都知识化了，即使是反对五四的新儒家也同样把儒学知识化了。

被遗忘的生活儒学

整理国故者自称接的是汉代的传统，但其实这是不了解汉代，因为汉儒除了注解经典、整理文献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整齐风俗。儒家讲人文化成，这种整齐风俗是汉代儒学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比如我们通常以为“采诗风气”是先秦的，其实这是汉人的讲法。汉人在解《诗经》的时候提出的一套讲法，说古代采诗之官到各个地方寻访风俗，其实是为了让汉代也确立采诗之官到各个地方寻访风俗的制度。汉人编《风俗通》等书籍，就是在做整齐风俗的工作，对于风俗的考评成为汉代很多儒者所关心的内容，他们会对当时社会的婚丧嫁娶等风俗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提供很多意见。清朝人继承汉学，只是继承那一套文献整理的方法，而没有注意到汉儒针对社会风气所提出来的这种人文化成的具体想法跟做法。

新儒家继承的是宋明理学的传统，他们讲朱子、陆象山、王阳明等讲得很好，把宋明理学里面许多复杂的问题都进行了重新阐发，讲得非常精到，但是你读他们的东西你就会感觉到有遗憾。比如牟先生写的经典之作《心体与性体》，我们现在讲宋明理学，这部书是最重要的参考书，它有三大册，里面有一册专门讨论朱熹，可是牟先生只谈了两个问题，虽然都讲得十分精彩，但问题是：朱子的学问真的就是这样的吗？不尽然，朱子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朱子家礼》。

朱子写《朱子家礼》专门讨论小孩子的培养、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婚丧嫁娶等问题怎么处理，此外还有写信、写文书怎么称呼等内容。这些都非常重要。各位知道，中国传统上有很多大家族，比如我江西老家就是姓龚的一个村子，这么大一个宗族虽然都是同一个祖先传承下来的，但是内部很复杂、有很多争端。比如村里耕田用的水该怎么分配，村子里的道路该谁修、怎么出份子钱，村里守夜人怎么派，还有祠堂和祭祀、公共田产、学校，这些公共事务都需要有人来管理。宋代理学家在这里是花了很多力气的，刚才讲到的张横渠，他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很有名，其实除了讲这句话以外，他还讲了许多具体的方法，比如分封制、井田制度、宗族组织法、宗族的祭祀等等。

还有怎么修族谱，我们从古就有族谱吗？不是的，大家知道，古人不是都有姓的，孔子的弟子很多是没有姓的，谁知道子路姓什么？还有名字的顺序，孟姜女姓什么？孟是老大的意思，不是说有一个姓孟的女孩叫姜女，而是姜家的大女儿。春秋战国以后情况改变了，很多早期的贵族变成了平民，平民地位上升，到汉代时候中国人就普遍都有姓。即便如此，南北朝时期的家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完全是两回事，那时候的家谱叫做百家谱，因为南北朝是一种世家大族制度，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因此，我只要知道你姓什么，我就知道你是处于哪一个社会等级。那时候常说王谢子弟、乌衣巷口，为什么叫做乌衣巷？因为当时以黑为贵，当时的皇帝穿的是黑色的衣服，所以就叫乌衣巷。这个门第制度中大姓、小姓各不一样，姓跟姓的关系也不一样，所以当时叫做百氏谱。但是唐代以后，贵族制瓦解了，到宋代就由宋儒司马光、欧阳修他们重新来定一套族谱，所以我们现在用的家谱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欧阳修的体系、一个是苏洵的体系。

宗族扩大了就是乡里的群体，乡里面的约定叫乡约，乡约是由乡村父老大家来共同约定的，跟我们现在的契约一样。这样的约定里面有很多条例，比如日常事情怎么处理、节庆怎么做，除了有行政管理的功能以外，它还有很强的道德意义。乡约除了规定权利义务以外，更重要的是让这些人群有情意地组合起来，进而从情意的组合变成道义的组合。所以以前的村民之间除了经济上的互助，还有道义上互相扶持的关系。

我刚才讲的其实就是社会的辅助系统，儒学除了讲天理人欲这些理论之外，还在谈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事情。但是新儒家处理问题的时候只谈理论的部分，对社会实践部分的讨论就比较少，甚至没有谈到。比如我们谈阳明学的时候，只是注意到阳明讲致良知、知行合一两个口号，谈的多一点也不过讲讲阳明的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还有就是阳明后来的几个分支，却忘记了阳明找了一个朋友用朱子的家礼编了《谕俗礼要》，根据朱子的家礼对老百姓的风俗进行了扩充。我刚才已经讲了，宋代以后的宗族、家族跟宋代以前是不一样的，到明朝就更不一样了。老百姓不但可以祭自己的父亲，还可以祭四代以前的祖先，所以祭祀的制度也就不一样，阳明对这个部分有很多的讨论。阳明还扩大了朱子的乡约，他在江西、广西等地方之所以能够剿灭、平定各种动乱，最主要得利于两个措施，其中一个就是办乡约。阳明每到一个地方都办乡约，他在浙江、江苏、江西、广东办得最好，这一套办法一直延伸到越南，越南到现在还存有各乡镇的乡约上千份。可见阳明学不是一个空谈的理论，它还有社会实践的一个方面，这涉及到了很多复杂的制度。

所以，中国的儒学，特别是宋元明清以来，不只是学者讨论的学问，更是跟一般老百姓的具体生活结合起来的一种生活方式，你看中国传统社会中民间的对联都是诗礼传家、宗族世家等等，里面表达出来的伦理观、世界观都是儒家的。老百姓虽然不识字，但是他信奉的或者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基本上都是儒家的体系。这是宋明理学家发展出来的另外一条路数，这个路数在近代是被我们忽视掉的。

生活儒学的新落实

大陆曾经出版过一本书，里面第一篇就谈到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论，里面完全讲错了，因为他一直拿西方法理型、契约型社会和中国长老统治、礼俗社会作对比。其实我们儒学在生活中的落实不仅仅是通过礼乐、风俗，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宗教。儒学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教团形式和宗教仪式，有的还把这两种宗教结合了起来。

有一天程明道(即程颢，宋朝人，“二程”之一)和朋友到寺庙里去，他很感慨地说，三代的礼乐现在只有在寺庙里面还保存着，因为和尚的礼仪规范是有传承的，而儒家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团体来传承这些。所以宋明理学家以后，大家就发现儒家也应该形成一种宗教式的团体，于是儒家也在民间利用宗教的方式来鼓舞民众，有人还建立儒家式的宗教团体。比如写《老残游记》的刘鹗，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叫做“太古学派”的成员，太古学派其实是一种宗教，它是王阳明以后的泰州学派发展出来的具有宗教形式的儒家学派，它有很多仪式、讲道，而且整个村民都是信这个教的，聚族而居，都住在山东绥城黄崖的山上。清政府曾经认为它是邪教，派兵剿灭，杀得鸡犬不留，就是历史上的“黄崖教案”。但是这个教派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而是分为南北两宗，北宗很快也被消灭了，南宗则隐姓埋名、暗地传播，刘鹗就属于南宗第三传。

这种儒家的宗教形态不仅只有太古教，还有很多，在1949年以前可以说遍地都是，比如“万国道教会”、“红教会”等等，最有名的是“一贯道”。为什么叫做“一贯道”？因为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贯道”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大陆的部分被消灭了，到台湾去的这一支也受到过查禁，后来又开放了。现在台湾“一贯道”有几百万人，而且它还长期在大学里面办国学讲习班，特别是儒学，吸收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这是现在还存在的儒家宗教团体。大陆这些年有很多人争论儒家到底是不是一种宗教？其实在台湾、香港乃至海外华人世界，孔教实在是太普遍了，印尼、香港都有孔教会。我原来办过的佛光大学山下那个县有两个孔庙、一个关帝庙、一个岳飞庙，那个关帝庙和岳飞庙都在模仿孔庙跳佾舞，这些都是儒家的一种宗教形态。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改造了的佛教和道教，特别是佛教，也是儒学传播的途径之一。我们很多人都说佛教的影响大，儒家没有什么，可是你们仔细想想，哪有什么佛教的影响？基本上都是儒家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佛教已经被改造了。比如我们中国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个讲法其实是儒家《易经》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佛教讲人皆有佛性，可以立地成佛，其实佛教的人性是有等级的，不可能人皆成佛的，只有中国才这样讲。这其实就是儒家的性善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说佛教是被儒学改造成的一个中国式的佛教，作为儒学在社会上发挥安定人心作用的辅助系统。

我现在讲的生活儒学，一方面可以延续发展宋元明清以来的设想，比如我刚刚讲的宗族法、乡约；另一方面也可以采用宗教的形式或者跟宗教结合。除了发展这两个方面之外，还可以有一些别的路数，我们在发展这些新的路数也有将近20年的尝试了。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说傅伟勋先生是生死学的原创者，他在美国提倡谈生死学，因为美国本来只有死亡学，但是只谈死亡不谈出生，显不出出生的意义，所以他就综合二者开创了生死学。这个学科在他过世以后依然得到发展，香港的吴汝钧教授就从中发展出苦痛现象学，后来又发展出纯粹运动现象学等等，从人生命中碰到的各种苦痛出发把传统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这个部分扩充，并与西方、佛教进行有机的整合。还有一部分人的处理方式是把儒家重教育的传统发扬光大。现在台湾有很大一批人在民间讲学，主要是进行一种儒者式的人格教养。台湾还有一种社区大学，就是社区里面很多人晚上或者假日去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或者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心灵上的安顿，那么就有人通过这个东西，做一些帮助个人人格培养的工作。另外有一部分人提倡在现代大学体制里面恢复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精神，还有一部分跟政府机关做局部合作的儒家式的文化教育，比如在杭州西湖有马一浮纪念馆、章太炎纪念馆，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场地来办讲座、展览等文化活动，把学者的故居、历史场所变成一个向市民提供文化教养的文化站，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儒学重新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来。我们目前进行的尝试只是一小部分，离真正的儒学生活化还远得很，我希望可以同大家多多交流、互相启发。

问：您今天所讲的生活儒学，应该说也是属于儒学复兴的一个方面。现在有人提倡政治儒学，您对政治儒学的复兴怎么看？

答：政治儒学的复兴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一直有个焦虑：儒学能不能够在政治领域上发挥具体的作用，特别是儒学跟当代政治似乎无法相容，因为传统儒学没有发展出现代的民主制度出来；第二个是我们总感觉传统儒学是跟封建统治、专制统治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怀疑儒学在政治实践上到底能不能起作用。我对这两个部分要做一点解释。儒学过去在政治上和王权结合，但这种结合其实是统治者利用儒学进行统治、儒学成了工具，我们现在不去责怪这个统治者，而去责怪这个被利用的工具，这很奇怪。儒学是一个受害者，我们不去责怪那个加害者，反而去怪那个被害者，甚至还认为这是儒学和统治者的合谋、认为儒学本身提供了统治者专制主义的内涵，这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儒家没有发展出民主制度是不是就是儒学的缺陷？民主这个东西有很多的条件，而且民主制度到底是不是最好的制度是有争议的。更何况现在距离五四运动已经快100年了，我们应该具有对现代性的批判精神。我认为中国台湾的民主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反省的机会，你看台湾的民主天天吵来吵去，仿佛打才是对的、不打是不合理的，民主的特征似乎不是选贤与能，而是利益的、公开的争夺。这个民主制度要实现的话，必然是这个社会要有足以跟王权、行政权对抗的力量，在英国就是贵族制度、在美国就是地方势力。

传统儒家也是希望发展出接受儒家想法的士人，可以去跟王权制衡。另外，儒家强调的是天下意识，而不是王权意识，所以“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孔子本身所关心的不是在一个政治团体里面如何取得政权、如何制衡，而是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使社会成为人的社会，而不是我吃你你吃我、聪明人剥削笨人、有钱的人剥削穷人、有权力的人剥削没权力的人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即使形成民主制度也是假的，看起来政权上有制衡、有约束，但实际上还是财团等有势力的团体掌控着这个社会。我们现在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其实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跟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亡国亡的是政权，亡天下才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儒家考虑的比单纯的政治运作要更复杂、更深刻。所以儒家之所以没有开启民主制度，其实是有很多复杂的考量的，也许我们所谓的政治儒学不是指现在儒家能提供什么样的制度，而是要我们在生活实践中一步步慢慢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