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1954年生，广东潮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1984年获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等。

今天我想同大家聊聊大学的问题。

我们所说的“上大学”和“读大学”其实有很大不同：“上大学”很明确，就是在大学校园里面读书、考试、嬉戏、娱乐；而“读大学”不一样，它是把大学作为一种有血有肉的教育形式、社会组织、文化精神来阅读。把大学作为自己的阅读对象，是办大学的应有之意，但现在很多人只是在大学里面念书，并没有把它当作培养人、教育人、传播知识的机构对象来阅读。我希望，我们不仅要思考大学里面传播的知识，更要把大学生产知识的途径、目标、手段和宗旨，作为反省的对象。

不要小看“大学”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好写不好读。大学以及相关问题，比如说教育理念、运作程序、经费管理、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考试形式、社会责任等等，其实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在我看来，谈大学有两种，一种是专家所写的发表在教育学报的那种，即所谓教育学；另一种是面对公众发言，刊登在报纸专栏、文化期刊、学术演讲的那种，即从大教育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谈论中国大学问题。我觉得后者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

每一位专家学者，每一个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读书人，包括大学生，都应该关心中国的大学。中国大学往哪走，能往哪个地方走，将来会走到什么地方，跟你我对它的关注和介入不无关系。我希望，我的同辈，我的学生们，都关注我们的大学。我更加期待，曾经的山重水复，能促成日后的柳暗花明。下面我谈的六个问题，就是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

作为话题的大学

今日中国，关于大学的历史和现状、功用和精神，日益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各大媒体讨论大学的现象是古今中外一大奇观。大学成为整个社会的热点，为什么？

第一，外在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环境、法律规范、学术发展等状况，确实跟大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内在原因。年年扩招，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了，大学的是是非非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命运。此外，还有其他原因。这里，我主要谈一下内在原因。第一，中国的大学体制和教学方式有问题。不管你在大学里面还是大学外面，我们都能隐隐感觉到这个问题；第二，和现在整个社会环境一样，大学也处在转型期；第三，正因为处在转型阶段，就存在着往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公众具有批评和建议的热情。在西方，经过近500年的发展，大学已经定型了，就是这个样子，你说也没用，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相对少一点。中国10年前不一样，20年前不一样，50年前更不一样。我们都知道，中国大学还在动，所以我们希望介入、影响，让它往我们希望发展的方向发展。总之，由于外在的、内在的原因，大学已成为整个社会、整个知识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

举个例子来说，大学的扩招问题。中国大学大概从1998年开始扩招，这一动向关涉到学生的学习和生存问题，学习是读书的状态，生存是将来毕业以后找工作的事情。2007年发布的教育统计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普通、成人本专科（高职）招生724.44万，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包括本科、硕士、博士达到了2500万，这等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中国大学生规模天下第一，这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各大高校大扩招、大发展的背后隐含着深层矛盾，即很多大学面临着破产的危险。贷款扩招，扩招再贷款，高校在这个泥潭里面越滚越深，高等教育面临着灭顶之灾。也正是在这种连续扩招和教育产业化的双重夹击下，大学的性格在蜕变，大学的精神在沦落，熙熙攘攘的大学校园再也不是原先那种象牙塔了。

大学作为公众关注的对象是有道理的，我们是纳税人，有必要进行关注。但是，这个关注中，我希望走出愤青的思路。今天的大学被新闻化、娱乐化了。大学教授在娱乐版出现，且其风头不逊色于娱乐明星，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实在有损于大学形象。

作为文本的大学

我谈大学有一个特点，不把专业背景、文学研究的思路和趣味带到教育史的研究里面来。比如说，我一般不讨论教学管理、制度建设、科研经费等问题，也不谈如何筹款、如何建楼、如何教学等等，我就谈一些有关大学的传说、趣事和神话。

不避雅俗，兼及文史，在叙事和论述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是我谈大学的姿态，所以我也就特别关注作为“文本”的大学。文本可以是正儿八经的校史，可以是丰富芜杂的文献资料，也可以是五彩缤纷的故事、传说、人物传记等等。别有幽怀的论者，大都喜欢用人物或故事来陈述自家见解，那样显得更加可爱，更有亲和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特别关注正史和稗史，大学史和政治史，虚构、抒情和写实的，校园文学和关于校园的文学。在不同的文类边界中，自由地穿梭走动，在阅读中思考、反省、对话，这就是我所关注的大学文本。

当然，不同的文本资料会呈现出不同的大学特征，而不同的读者也会从中解读出不同的观点。比如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归国后就以一种建设者的姿态来发言。批评家和建设者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充满激情的批评相比，强调建设会显得黯然失色，因为强调建设就会显得平实，还受制于性格、学识、才情以及现实条件的制约，而不像批评那样热血沸腾。1930年，胡适和罗隆基、梁实秋等人著《人权论集》，提倡人权，最后被国民党政府禁止了。胡适在序言中借用了“鹦鹉救火”的故事，明知小小的翅膀滴下的水未必能救火，但也要尽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一点良心上的谴责。胡适想用这个故事表达一个观点，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等到我一定能救火了才来救，首先是心情，一种不忍见被大火烧伤的心情。如果把这种心情带入到发言和思考中，那么我们对中国的大学就会有另外一种姿态。

同一个故事，同一个文本，会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对同样的“鹦鹉救火”，瞿秋白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王道诗话》，认为胡适不是一个真正提倡人权的人，讲“鹦鹉救火”的故事不过是粉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鹦鹉自喻，以滴水之功来表白心迹。大概所有的大学文本都会有这个问题。诸位比较熟悉浙大的校史，浙大文本有各种各样的读法，有师长的读法，有学弟的读法，有校外的读法，有校内的读法，等等。每个人的读法是不一样的，面对五彩斑斓的大学的文本，要保持自己的阅读兴趣，并且保持一个反省、批判的精神。

作为象征的大学

谈论作为“象征”的大学，最容易被提及的是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1937年到1946年总共9年，8000多名在校生，3000多名毕业生，培养出了一堆人才，很了不起。

这些年来，关于西南联大，有不少校史资料以及研究著作出版，还一些当时年轻的教师日后对西南联大生活的追忆，记录大学各种琐碎事件的日记，以及小说作品、散文随笔等等，这些资料让我们今天对西南联大有越来越多的了解，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且日渐进入西南联大的历史情境，包括其日常生活、政治激情、文学课堂以及学术环境等。其中，沈从文和汪曾祺，给我们提供了联大文学教育的精彩场景。

汪先生追忆西南联大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泡茶馆》，第二篇《西南联大中文系》，第三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都是妙文。“泡茶馆”是当时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的象征，在那个特定状态下，泡茶馆给了学生阅读、思考、讨论、创作的自由空间，文章最后一段说，泡茶馆对西南联大的学生来说，第一，养其浩然之气；第二，茶馆出人才，不是穷泡，不是瞎聊，茶馆里照样读书；第三，在茶馆里可以接触社会，让你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发生兴趣。《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为北大80周年校庆而作。老北大和西南联大是一脉相承，汪曾祺写文章时，特别强调联大老师讲课从来没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作为象征，不仅仅是西南联大值得我们追忆，还有好多好多大学值得我们追忆，特别是一些在历史上有深远影响但却并不知名的学府。无锡国专、新亚书院、南洋大学，我们今天还要谈到它们，关键在于它们的精神。现在很多大学过于注重经费、排名、获奖，而忽视了大学的精神。我看了西南联大的照片，特别感动，他们的那种精神是写在脸上的。虽然穿得破破烂烂，但是一个个站在那儿都很精神，比我们大学合照好看多了。大学精神要谈论，不谈论它就会消失。谈论它、继承它、发扬它，它才能延续下去。

作为箭垛的大学

有这么一个笑话：某同学到外地大学找朋友，朋友不在，隔壁的同学一听说是北大博士生，立刻把他赶出来，还说：你不说北大我还不生气，你一说北大，非让你马上离开这里不可。这故事弄得北大的留学生很紧张，不知道出门该如何应对，是否需要乔装打扮。我说，没那么严重，这笑话背后，是很多人对北大爱恨交加，故喜欢拿北大“开涮”。北大成为话题，成为箭垛，成为大家拿来开玩笑、谈论的目标，那么，作为箭垛的大学要如何看待知名度提高的情状？誉之所至，谤必随之，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其实，国际上也有很多高知名度的大学，今天也备受各种“道德诉求”以及“流言蜚语”的困扰。在我看来，这些批评，有的切中要害，有的则未必。

举个例子，最近媒体在炒北大科技园区建五星级酒店的事，主要批评中有这么两条：钱都用来建酒店，怎么支持“本科基础教育、维系学术的正源与本色”？其实，建酒店的钱，是科技园区自己筹集来的，是一种企业投资行为，根本不可能转而用来支持本科教学。有趣的是，在校园附近建酒店，好多大学都有类似的举措，而且开业在先，未见纷争。为何轮到北大，就引起这么大的风波？背后的原因是，公众不满中国大学近年来的表现：学术水平没有多少提升，而校园建筑却越来越富丽堂皇。正是这一点，使得很多人对大学“有气”，于是，只好拿北大“说事”。一些对北大的批评，也许不够准确，但背后的问题意识，却具普遍性。

想起20世纪二十年代初，当时新文化运动结束，北大名声日盛，胡适说了一句话，“暴得大名，不详”。直到今天，很多人跟我说，北大是精神乐土，是文化圣地，别的学校堕落了，北大不能堕落。把北大扛在这个位置上，北大会非常难受。不管妥协是否合适，大家都不允许北大妥协。我说“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对于北大来说，现实生活中不可能那么纯粹，肯定有很多的杂质；不容许北大有杂质，正所谓爱之深、恨之切，所以我们对北大会有这么一种判断。万千宠爱集于一身，不骂你骂谁。

北大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人指手画脚，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但是，对中国来说，北大这个箭靶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学者、教授们在指责北大、发表意见，别以为他们是在谈北大，其实他们是在谈自己大学的问题，借北大表达他们对大学的想象，所以，虽然北大本身的改革没有什么成功，但是它却为中国人贡献了一个大学改革的话题。

作为景观的大学

将英国的剑桥大学作为旅游景观来论述，不是蔑视它悠久的传统和辉煌的学术，而是想突出剑桥大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这个形象跟一位诗人徐志摩有直接的联系。我到剑桥访问的时候，剑桥一位教授带着我在校园里面转，一边转一边告诉我说，太感谢徐志摩了，今天校园里面一大堆中国人来旅游，很多中国人到英国念书，他们对剑桥的仰慕和熟知与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相关。所以我开玩笑说，徐志摩是剑桥大学的形象大使，他的经历、他的诗文，他的风神俊朗、他的风流儒雅等等，构成了我们想象中的剑桥大学。

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诗中含有多少浪漫情怀！许多人把这当作旅游指南，其中只说“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并不足以完全呈现剑桥大学。徐志摩写了三首有关康桥的诗：《康桥，再会吧》、《我所知道的康桥》和《再别康桥》，凡是去过剑桥的人，马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想了解剑桥的人文和历史，徐志摩诗中所提供的信息几乎等于零，因为其中没有人名，没有地名，没有建筑，而只有诗的语言；你不知道剑桥有多少学院，图书馆在哪儿，课程设计如何，该怎样利用或欣赏这所著名大学的学术资源，等等。《我所知道的康桥》中提供了若干有用的信息，如康河分成几段，两岸有常青的草坪，以及蜚声世界的学院，当然还有那句最有名的表白，“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净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这当然很抒情，但这种情感不见得非在康桥才有，在别的地方照样可以有。换句话说，诗人敏感地察觉到这所大学自然的美，但是，却忽略了大学作为获取知识的一个场所本身具有的魅力。

同样是在康桥的另一位作家——萧乾，他写过一篇文章《负笈剑桥》，文章抒情笔墨不多，夹叙夹议，追忆自己留学生涯的同时，介绍了这所大学的历史、建筑、风景、学术特色、课外活动等。这些东西不完全是指南，很多是讲自己的经历和感想，只不过中间穿插了有关的史料，所以，同样读这两个作品，我到剑桥之前，得益于萧乾的远远比得益于徐志摩的要多。萧乾对剑桥大学建筑、教学及科研方面的了解，明显在徐志摩之上。徐志摩给我们描摹的，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剑桥，那当然是剑桥，但不是剑桥的全部。萧乾则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剑桥，即这所大学理智和冷静的一面，那就是对真理的刻苦追求。

我读过许多关于剑桥的文字，其中不乏精彩的作品，但是要我推荐，我建议大家同时读徐志摩、萧乾二人之文，因为这两个人能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对这个大学有大致的印象；而且我认为这两篇文章不可偏废，它们一个呈现了大学的历史、学术、文化层面，另一个则呈现了大学抒情和写意的一面。

作为文物的大学

作为文物的大学是指凝固着历史、文化，以及作为精神守护和见证者的老建筑。为学生营造一个能够沉醉于其中，同时又具有很好的人文氛围的校园，是大学的责任。大学校园的环境影响学生的情趣，影响学生的趣味，影响学生的自我期待。北大的学生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政治热情，以天下为己任，而且时刻保持着一种强劲的战斗精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与北大最早建在景山脚下有关。校园建在故宫旁边，从校园里面就看得见皇宫，学生在一个看得见皇宫的地方念书，很容易养成一种政治期待。

我谈大学的建筑，关心的是建筑的文化内涵，而不是建筑的外形。房子盖得好不好，是建筑学家关心的事，而不是文化人要关心的；文化人要关心的是在房子里面曾经发生过的故事。现在的人谈论大学动辄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却忽视了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书院传统，以及晚清以后中国的大学经验。这样的改革是找不着北的，只谈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不会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书院传统，以及晚清以后的大学经验，才是今天中国大学改革一个重要的参照系。1992年，在一个落日余辉的下午，我第一次拜登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门口那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以及书院里面的道统祠和历尽沧桑的《汉封将军柏碑》，顿时让我肃然起敬。

我们能够借校园、借建筑，来讲历史、文化，再来讲学术和精神。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大楼、大师两个争论中，我当然站在大师这个位置上，但是，这么说并不等于漠视大学校园里面作为物质形态的大楼。实际上，矗立于校园里面的各种建筑，不论高低雅俗，都镌刻了各个大学所经受的风雨历程，以及指引我们进入历史的文化地图。拜访任何一所老大学，都会有热心人给你指指点点，告诉你这个角落，那个楼梯，东边操场，西边塔楼，以及曾经发生的有趣的故事。这些附着在建筑上的人物、故事，连同那个饱经沧桑的老房子，早就成为大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当初写《老北大的故事》，其灵感趣味很大程度也得益于这些建筑遗存。

说到建筑，我想提醒各位一点，在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分三种：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在这么多大学里面，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凡是教会大学的建筑都比较倾向于传统中国建筑，而凡是国立大学的建筑都比较西洋化，为什么？我们国立大学希望走向世界，教会大学则希望被本土所接纳，现在北京大学的校园是原来的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的校园是原来的闽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则是金陵女子大学，凡是这一类大学，都力图用传统的建筑形式来表达它们融入本土的愿望。可是，今天中国大学中只有湖南大学里面保存了一个岳麓书院，象征性地体现了古今之间的对话，我们的书院传统基本上已经中断。

老校友对于大学的回忆，一半来自于给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长，另一半则来自于那些有过自己青春印记的校园建筑，但现在所有的老校友回到学校，却发现校园里面已经面目一新。按照我的思路，借助文化遗存，思绪千古，浮想联翩，带有人文气息的成分；但同时你也可以想象，老校友回到陌生的新校园，没有记忆，没有怀想，自然也就没有了认同感。大学靠两种东西凝聚，第一种是老师，第二种是校园。

对于今天就读的大学生来说，漫步在绿荫的校园，穿梭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在古典和现代的不断对话中，发奋推进学问，演绎五彩人生，这是顺理成章的。而在这个意义上，建筑的风华绝代和学问的博大精深，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名为《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的文章，书中说：“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然而没有乔木，是不成其故国的。……至少在明朝的时候，北京的老树就有名了，北京有大树，北京才成其为北京。”套用一句话来说，大学校园没有饱经沧桑的老房子，也就不能称其为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

问：您提出以后的中国大学可以把中国传统的书院精神和现在的大学融为一体，那么，在比较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下，中国的大学该如何做？

答：你知道我只是一个教授，不是一个校长，更不是教育部长，所以我没有能力改变现在整个大学的生态。如何把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以及晚清以后现代大学的经验，同现代所谓的跟国际接轨结合起来，我只能是纸上谈兵。换句话说，我会在许多文章中谈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理想。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你就会明白我的思路。作为一个教师，我跟你们一样，我们的研究生超过本科生，所以研究生教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日程。现在很多教授没有时间管自己的学生，我尽量地管我的学生，我保证每星期跟我的学生吃一顿饭，一边吃饭，一边谈学问，谈人生，这其实也是传统书院师生之间交流对话的一种方式。在整个大学体制西化的状态下，老师和学生之间保持比较多的对话、沟通和互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尽可能地把传统书院精神嫁接到现代中国大学的一个尝试，但是，我再三说，这只是一个个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大学，有很多事情不是个别人能够扭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