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会长，兼任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典学、政治哲学、中西古典思想等，已出版《拯救与逍遥》、《重启古典诗学》、《设计共和》、Sino-Theology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等中、英、德学术著作30余部。

我发现最近五年以来学界非常关注历史问题，也就是世界历史问题，这背后显然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让中国在世界历史当中占有一个位置。所以我今天报告的题目就是对西方文明史性质作一个检讨。

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是在清末才开始认识西方文明，但是如何认识西方文明的性质，迄今还是一个问题。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对西方文明的性质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西方学界自己对西方文明有自己的答案，可是答案不止一个，而是有很多。如果我们仅仅是图方便从西方学界直接拿取现成答案，就会遇到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我们应该拿取哪一个答案？

所以我今天就简要考察一下西方晚近最著名的文明史家麦克尼尔的文明史观，以及最著名的西方思想史大家斯特劳斯的相关见解，来看一下西方学界在认识西方文明性质上出现的重大分歧。

麦克尼尔的文明史观：

工商主义及自由民主观念引领着人类向前发展

我先从麦克尼尔的文明史观讲起。在1949年，为了让美国大学生认识西方文明史的范围和连续性，年仅32岁的麦克尼尔就出版了简明扼要的历史教科书《西方文明史纲》。这部书迄今还是美国大学的通用读物，最后一次修订是在1986年，迄今还在不断重印。这部教科书其实是一部简明世界历史，一共分为三编，第一编的题目就叫作“世界历史中的西方文明”，作者显然是想把西方文明的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视野中来考察。

那么，什么是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狭义概念，指的是16世纪以来现代欧洲的崛起，在此之前是所谓中世纪，或者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不等于狭义上的西方文明。当然如果广义西方文明就会延伸到希腊罗马。所以随后两篇就是“古典文明”和“欧洲文明”，把西方文明切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部分。在麦克尼尔笔下，“欧洲文明”相当于“现代文明”的代名词。

把历史分为“古代”和“现代”是18世纪才出现的。第一部西方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是《普遍历史：自最早的时代叙述到当今》，它1729年开始策划，由英国八个书商组织写手而不是专业史学家开始编写，但完成时间比伏尔泰的《世界历史》要晚一点。所以通常会把这两部“世界历史”都看作是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的一个开端。

麦克尼尔传承了当时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观。出版“文明史纲”14年后，1963年，麦克尔尼又推出了让他获得更广泛声誉的名著《西方的兴起》，副标题“人类共同体史”。这部书已成为当今世界文明史的经典之作。从正副标题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它是以“西方的兴起”作为一个观察点来看整个人类文明。如果说《西方文明史纲》已简要勾勒了西方文明史的大致轮廓，已经在铺垫“西方的兴起”这样一个大的主题；那么《西方的兴起》则纲举目张地展示了西方文明史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这两部书都是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

《西方文明史纲》第三编里的“欧洲文明”，就是狭义上的西方文明，同时又是指现代文明。麦克尼尔力图展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现代文明等于欧洲文明，欧洲文明等于西方统治的时代。

这样一个观点是与启蒙运动时期的启蒙史学思想相一致的。把麦克尼尔两部书与18世纪思想家们的书作对比，就会发现除史料采集和编排之外无明显差异，其史观与18世纪史观保持了信念上的一致。麦克尼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说，要让自己的史书“作为世俗的世界观取代基督教的世界观”，因此可以确定麦克尼尔的史书属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启蒙史学的一部分。

世俗史观取代基督教史观，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差异。如果是基督教的历史观，那么它会从基督教的角度，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写下来，其观念是一致的；可是世俗的世界观就不一样了。世俗的历史观尊重个人抉择，会出现一些差异。麦克尼尔显然想用他的启蒙史观来证明他所信奉的世俗的历史观是唯一正确、有效的历史观。

从这个意义上讲，麦克尼的文明史观就会进入现代19世纪西方一个新的历史观点的冲突里。这个冲突就是自身文明性质的一个冲突。用麦克尼尔的话来说，他想要构造一个普遍的历史的观点：为了“展示许多其他民族怎样地拥有历史”，必须把其他民族的历史“纳入到合理有效的解释性方案之中”，因此，他致力于把世界历史放到一个更恰当的框架之中，一个是哲学，一个是地理。历史地理的变化会涉及到经济、军事等的一系列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哲学的框架。

《西方文明史纲》最后一节的标题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工业的欧洲”，时间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节相当于《西方的兴起》的最后一章：“西方的兴起：全球范围的世界主义”。在《西方文明史纲》的最后一节，麦克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

“1789到1914年的欧洲历史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呈现为现代形态国家——英国的工业主义扩展及其演变；被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赋予实际意义上的自由与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理想的传播与演变”。

可以说西方的兴起有两个标准，或者说西方施行全球统治的标志有两个，第一个是工业、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西方的崛起，而且使之在世界上获得了统治性的、支配的权力；第二个是由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带来的观念上的政治影响，即自由民主观念的传播。

严格来讲，这个观念是启蒙运动时期“世界主义的历史观”的一个延续；而关于欧洲革命的观点，18世纪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就已经有过非常富有预见性的表述，即从英国革命开始就会一再滋生革命。孟德斯鸠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写作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见到了。他从哪里预见到的？就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后，分别订有《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这两个宣言才是真正意义上英国革命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麦克尼尔的史书有非常出类拔萃的地方。写史书首先考量的是概括能力，其次是文笔。因为史书里面材料太多了，如何在一个有限的篇幅里把线索勾勒出来，的确是不容易的。

麦克尼尔显然认为英国的工商主义与美国和法国的自由民主之政治理想是西方兴起的标志，这是他想通过他的史书来论证的一个“普遍历史观”。普遍历史观源自基督教历史观，认为上帝指引了一条人类历史的演进路线，从创世纪到人类的堕落与救赎，这是一条线性的发展。启蒙史观颠覆了神性，认为工商主义以及自由民主的观念引导着人类向前发展，这就是启蒙的普遍史观。麦克尼尔在他的《西方文明史纲》结语中说道，从历史叙述中“谁也无法提出能得到普遍接受的道德判断，而且，人们尚未对可能制约社会发展的因果原因产生无可争辩的认识。”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要从人类历史中得到一个道德教训、得到一个规律性的认识是很难的，但他接下去又说：

“基于因果关系和道德方面的历史教训而产生的说服力极强的信念，是历史研究的最后精华。”

研究史学离不开要对道德方面的历史性教训给出一个总结性的说法，给出一个信条，他写这个文明史就是要给出一些历史信条。

因此，麦克尼尔无异于承认，无论显得多么具有客观性的历史叙述其实都不过是某种说服力极强的信念的结果，以便年轻人获得道德方面的历史教训。在《西方的兴起》结尾，麦克尼尔基于他所看到的历史教训，提出了自己认为极强的一种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世界主义（cosmospolitanism）：

“未来的世界主义一定会带有西方的烙印，至少在最初的阶段，任何世界性国家都将会成为西方的一个帝国。即便非西方人掌握了全球范围政治军事当局的最高控制权，也只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他们只能通过宣扬这样或那样的民主政治信念来利用工业化、科学和减少公共权力这些西方最早的特性。因此，‘西方的兴起’可以作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历史的简要概述”。

西方的兴起带着它的工商主义、工商业的文明生活方式以及自由民主观念成为人类进步的永恒标志。即便今后哪一个非西方的国家成了美国那样的支配世界的霸权国家，也一定要用西方的这两个观念。现在中国要走向世界，要成为一个超越美国的大国，就必须接受它的工商主义——我们已经接受了，然后再接受自由民主，那样我们才可以成功。这就是麦克尼尔的逻辑。

世界主义是典型的18世纪启蒙哲学观念，由此衍生出一个世界主义史学，这一史学把传扬民主政治信念视为自己的使命。麦克尼尔不仅坚信而且依据新的世界史料来巩固这样一种信念。他说：“如同本书的题目和意义所示”，即便“亚洲或非洲的民族通过利用西方的技术、观点和思想来摆脱欧洲人的统治”，仍然只是在“加速西方的兴起”。这个话说得非常狠，就是你要超越西方超越美国，你再怎么超越，你只不过是加速了西方观念、西方的社会评判、西方理想而已，你摆脱不掉。

应该承认，麦克尼尔的这个信念基于历史事实。比如说，中国即便要摆脱欧洲人的统治也要通过利用欧洲的技术、观念和视角。不过问题在于，历史客观性虽然说服力极强，但是否应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道德判断却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人们所获得的道德教训也好，道德判断也罢，究竟应该依据历史，还是应该依据自然的理则。总之，历史和自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

总体来讲，麦克尼尔的普遍历史观，伴随的是18世纪的启蒙史学观，尤其是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里所体现的观念：推崇英国，以英国为榜样；举全球性的西方、东方古代以及当时18世纪的现代，来完成世界史的论证。可是孟德斯鸠和麦克尼尔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麦克尼尔到这个地方最后就消失掉了；孟德斯鸠能够看到商业文明也就是工商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政治信仰难免带来一个政治道德上的难题，这就是道德上的低劣和庸俗。他看到商业化的财富观、公正观乃至法律所界定的政治自由观念与自然的德性观是不相容的，因此商业政治必然威胁到甚至完全颠覆传统德性。所以，孟德斯鸠虽然赞美英国的商业化政治的好处，他仍然于心不安：毕竟，无论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价值多么值得赞许，自由的政治制度难免开放自私自利、欲望泛滥、党派冲突……总之，由于”商业天然导致道德腐败”，任何严肃的思想家都会看到，这个商业共和国的观念会给西方文明的认识带来一个严重的政治伦理上的难题，引来一系列西方思想家关注这个西方的崛起之中出现的问题。卢梭随后就作出了激烈的道德反应，接下来就是马克思。严格来讲，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另一个版本的普遍历史。《共产党宣言》一上来就尖锐地挑战了商业资本主义的道德问题。

施特劳斯的西方文明史观：

人类社会应该因循一个历史的法则还是自然的法则？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史学大家施特劳斯。麦克尼尔的《西方文明史纲》出版之后不到四年，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施特劳斯就完成了他的《自然权利与历史》。这部书写成于1952年，它不是通史，是一个思想史性质的书，而且从内容上来看，施特劳斯这部书堪称一部西方思想史纲，这就跟麦克尼尔的“西方文明史纲”对起来了。施特劳斯把西方文明的性质变成了一个难题史，这个难题就是，为什么孟德斯鸠这样的知识人在赞颂商业化、政治制度理想的时候仍然会于心不安，而现在20世纪的人反而已经于心很安了？

《自然权利与历史》全书共分为六章，但内在结构实际上也是三编。第一编可以题为“西方文明的危机”（第一、二章），第二编“古典的自然正确论”（分别是第三、四章），第三编“现代的自然权利论”。“古典的自然正确论”或可以对应麦克尼尔的“古典文明”，“现代的自然权利论”对应麦克尼尔的“现代文明”，也就是“工业文明”。

可是，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与麦克尼尔的《西方文明史纲》是一个针锋相对的关系。麦克尼尔要用“西方的兴起”这个标题，“与斯宾格勒形成对比”；而施特劳斯始终认为，斯宾格勒的断言有如警钟长鸣。斯宾格勒的什么断言？西方文明的衰落！施特劳斯认为斯宾格勒的断言没有过时，应该像警钟一样长鸣；而对麦克尼尔来说，就认为要用“西方的兴起”那样一种未来主义来取代斯宾格勒的悲观主义。

施特劳斯在讲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时候说：

“通过建立革命之后的国家首先承认每个人自身的平等尊严的国家，人们在原则上已经解决了其政治问题。这个历史的顶峰，作为历史的终结，同时也就是终极衰落的开端。”

严格来讲，19世纪末尼采以来，西方思想家心里面都有一个心病，就是西方文明由此衰落了。施特劳斯就是顺着这个思路来的，只不过他作了重大推进。他要考察18世纪思想家们在推崇西方文明崛起这样一种理据的时候，他们心里真的是如何想的。

我们来看《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导言，前面有两段题辞，来自希伯来《圣经》。第一段涉及富人与穷人的差异，富人因为私人财富而显得具有幻想，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后一段涉及到对财富的态度，把祖先留下的产业变成商业的买卖，对还是不对。

这两段出自希伯来《圣经》的寓意故事直接挑战了让西方兴起的商业价值观。我们由此可以推想像孟德斯鸠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推崇、赞美英国式的商业化政治文明时的于心不安，很可能是由于商业文明所推崇的低劣的人性道德品质。因此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哲学家，如果推重商业政治，别人会把他看作心智低劣。

《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导言一开始就提到美国的《独立宣言》。施特劳斯在叙述的时候，先用“命题”来指称《独立宣言》的要义，无异于说这个政治宣言所说的“自然权利”不过是哲学家所提出的一个命题而已；随后，施特劳斯换成了“信仰”，因为哲人的命题历史地变成了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一个政治信仰。正是凭靠这个信仰，麦克尼尔教导我们，要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若要成为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必须依靠洛克式的命题。可是在导言结尾临近的地方，施特劳斯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仅仅把人看作是一个由欲望和冲动所支配的动物的话，那么我们恐怕就不可能对人类的目的加以适当的考虑。那就是说，在考虑人类文明的性质的时候，我们道德层面到哪里去了？像洛克或者孟德斯鸠这样的哲学家为什么会把人所享有的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内在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当作普遍有效的自然法则？

我们都知道，命题是供人思考的，信念是供人信奉的。在信仰面前，人的理性必然或者说不得不停止思考。《自然权利与历史》迫使人们去思考《西方的兴起》供人信奉的究竟是什么。因为施特劳斯在书里用了naturalright这个词，既可以读作“自然正确”，也可以读作“自然权利”。那么导言前面两段出自《圣经》故事的表达就可以称作自然正确的观念。一旦把祖先留下来的产业唯利是图当商品买卖成了一种自然权利的话，基于习俗的自然正确的德性必然会被连根拔除，这是孟德斯鸠所看到的。所以，施特劳斯彰显古代的自然正确与现代的自然权利论的一种对峙，无异于重新挑起了古代文明观与现代文明观的一种论争，而不是把现代的自然权利论视为政治正确，即便依照现代的自然权利观会使得一个国家繁荣、富强。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因为我们的常识会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会使得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这个东西就是好的，就是正当的。这个观念现在受到了挑战。一个国家有了财富和富强，并不等于这个国家的立国原则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这个非常麻烦了。

自然与历史已经构成一种强有力的理据的对峙。人类社会应该因循一个自然的法则还是历史的法则？历史的法则就是“成者王侯败者寇”。不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还是伏尔泰的《论普遍历史》，无不在试图用历史的材料来证明人类社会应该遵循一种普遍历史的法则；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也是用新的现代史料来极大地推进这种普遍历史观。可是，施特劳斯指出，任何一个热爱智慧的人，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你是否认可历史的法则就等于道德法则？如果这个法则能够成功的话，历史上坏人作恶总会得逞，总会得到更多的利益，那么我们是否由此得到一条道德法则，说“你去做坏事是应该的”吗？这显然是很荒谬的事。所以不能说历史上的法则，你得出来的教训就等于是道德的教训。

因此施特劳斯说自然正确与权利的问题，关系到人们对于什么是正确是什么是错误的最基本的判断的一个要害。人们凭靠什么来判定正确和错误？这就需要有一个史学——“我所指的史学是思想史”。

“思想史”意味着在没有澄清问题之前，用世界历史的材料来证明“历史的法则等于道德的法则”显然是可疑的。施特劳斯引用《剑桥世界史》主编、史学家阿克顿的话说，没有“比揭示思想史的谱系更让人恼火的了”，它会“使得政治论争激烈得难以调和，政治联盟脆弱得难以有什么成效。”

因此，一进入到思想史领域，我们就可以看到思想上的争锋。施特劳斯说，我们要通过思想史来给世界历史或者任何一个史书奠定基础。施特劳斯强调，信奉“历史给我们提供的教训才是最终牢靠的”这样一种历史主义，是对法国大革命之前所谓“普遍的自然法权”观念的一种反动。这种反动就把西方价值的基础推向了一个沙洲，越来越不稳固。

洛克的资本主义信念：

现代文明与古典文明的决裂，不是一个宗教事件，而是一个哲学事件

我们再来关注最关键性的一个要点，就是麦克尼尔提出的西方文明兴起的两个论据，一个是西方商业文明的崛起，另一个是自由民主观念的传播。严格来讲，这两者是绑在一起的。推崇商业文明，就必然要推崇一个开放式的自由的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反过来，自由民主的信念也会支撑商业文明的发展。施特劳斯说，“所有现代自然权利论的导师中，最为著名和影响最大的是洛克”，因为“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是“其政治学说”或是“自然法学说”最具特征的部分，并因此与霍布斯乃至“传统的学说”明显区别开来。

这个财产权理论被称之为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经典之作。我们熟悉西方政治思想史、近代思想史的都很清楚，自由主义原则最初由大思想家霍布斯奠定，他认为政治应该基于对人性的自然认识。这个人性，人的天性，首先就是自我保存，保存自己的性命。洛克把私有财产加进了人的天性，人的天性不仅要保存自己的性命，还要保存自己的私有财产。这是洛克的一个重大推进。因此这个财产权理论就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经典学说得到了传播，对《圣经》传统以及古希腊、罗马传统都构成了一个革命性的挑战。事实上，麦克尼尔的世界主义信念就是基于洛克的这样一种资本主义信念。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种以追求财富为上的生活信念会成为一种道德信念呢？韦伯的解释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韦伯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源于禁欲主义式的清教伦理，把无限积累财富以投资、营利、赚钱，看作是一个道德义务甚至是最高道德义务，认为这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性质及其作为本质的特征。麦克尼尔相信这种性质应该成为世界主义的信念，所以他用他的《世界历史：西方文明史纲》为这种信念作了一个史学式的广告。

相反，思想史家施特劳斯却让我们注意，韦伯观念有一个明显的常识性的矛盾：禁欲式的宗教义务和以热情投资营利，无论如何都不相容，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教徒们会把拼命赚钱看作是一种很高的宗教行为，看作是在为上帝做贡献。如果韦伯诚实的话，他就应该说，资本主义并非源于清教伦理，反倒是对真正的清教伦理的败坏。想拼命去赚钱再怎么也不能解释为“此世的禁欲主义”，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逻辑矛盾。

而把营利追求财富这样一个行为论证成一个道德行为的不是韦伯，恰恰是洛克。洛克使得资本主义精神获得了一个哲学的辩护。洛克认为热情投资营利最有助于促进公共利益。那么什么是公共利益？在洛克看来公共利益就是满足人的自然欲望，最基本的自然欲望。公共利益显然是一个更高的一个道德利益，比如一个国家的道德的善。哲学家关注公共利益天经地义，但是把公共利益理解为仅仅满足人的自然欲望却绝非天经地义。所以严格来讲，你要把公共利益论证成仅仅满足人的自然欲望，对一个哲学家来讲是丢脸的。于是，让孟德斯鸠于心不安的这样一个东西就出来了。

事实上，16世纪以来“西方的兴起”的历史时期，西方哲人才把人的自然欲望当作普遍的自然法则来论证。资本主义精神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特征，的确是西方文明兴起的标志。西方现代文明与古典文明有一个彻底的决裂。但是对于施特劳斯来讲，这个决裂不是一个宗教伦理事件，而是一个纯粹的哲学事件。他把资本主义的起源或西方的兴起这样一个史学问题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这个哲学问题就是为什么像洛克这样的哲学家会把人的自然欲望当作自然权利来论证。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明显让人类沉溺于——施特劳斯原话——沉溺于“狂热、盲目、低贱的以攫取性的营利为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知道，在传统西方哲学里，从苏格拉底到尼采，都会把过禁欲简朴的生活看作是哲人的生活，而且还看作是最高的生活，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追求纯粹的智慧。如果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具有哲人天性，他们就会把这种理想视为他自己的理想。施特劳斯通过考证，证明这三个人都有这样的理想，都认为纯粹思辨、自信的思考，是人世中最大的乐趣。既然如此，像洛克或者孟德斯鸠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去鼓吹以营利、唯利是图为原则的商业文明？问题就来了。

通过非常细腻的文本解读，施特劳斯以隐晦的方式，揭示了一个我认为可以称为骇人听闻的思想史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他认为洛克，孟德斯鸠，其实他们并非真的赞同资本主义，并非真的是赞同商业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只不过想用鼓励人们一心想发财来取代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宗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施特劳斯在他的《自然权利与历史》里面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向我们展示，写作一向极为审慎的洛克在阐述他的财产学说时明显前后不一致，语无伦次，故意思路纠缠不清，难以理解，或尽可能显得好像很流俗。这表明，洛克在非常荒唐地推崇所谓私有财产制、商业化文明，也就是说他没有去论证释放贪欲的合理性，而仅仅是说他在意公共利益。

那么洛克提出这样一个论证为做什么？他要隐藏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意图就是他要反基督教，反启示宗教。因为哲学家相信自然的法则、自然的原理，他不会认同基督教的启示原理。西方哲学有一个基本的传统就是要跟基督教作斗争。洛克内心非常懂得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原理，然而苏格拉底那种让很多人进入一种沉思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人的天性上达不到。那么为了使得少数哲人能够获得这样一个好的沉思环境，最好的办法就是忽悠其他人都去赚钱。

问题在于，我们要知道洛克用心是这样，他的结果却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施特劳斯论证洛克和他的前辈霍布斯的初衷也许是为哲人热爱思辨着想。为确保实现这种天性，他们设计出了一种理想化的最佳政治。这就需要从哲学上来论证每个人的自然欲望都有自然权利；而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人类不可避免的道德崩溃。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施特劳斯就解释了西方文明的道德教训恰恰是道德上的一个难题，使得西方国家虽然非常繁荣富强，但是它根子里道德性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德性上很高的国家。

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是以柏克的思考来结尾的，专门用来总结两点：第一，不能把历史看作是直接的道德规则和原则的来源。柏克考察历史，否认了可以从史学里面引出哲学，哲学应该是史学的基础；第二，自由主义的、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原则，其价值基础是把满足基本身体需要的种种权利看作是根本性道德事实，但柏克却指出，一旦让每个人作自己的向导去追求自己的幸福，那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触动多种多样的激情性的道德剧变，从而人类道德必然会发生崩溃。柏克认识到，这种剧变是以一种甚为极端的、此世的形式开始新的历史叙述，由此打造出了一个普遍接受的历史主义前提。

所以施特劳斯的这部书，以历史主义怎么形成开始，以揭示历史主义的根源作结，揭示了西方的历史思想其实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牢靠的地基上的。历史的价值在柏克看来相当有限，它不足以用来建立政治的道德标准，因为历史的过程不过是一些偶然的因果关联，健全的政治秩序归根到底其实是一些偶然的东西。比如说美国的崛起，用两个字来解释非常清楚：偶然。很多偶然集中到一堆去了。所以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至多是习惯而不是道德教训。这是柏克的说法。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设想，麦克尼尔如果是柏克的信徒的话，他写《西方文明史纲》显然会非常不一样，观念会发生变化。

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对比的结论，就是麦克尼尔的史书表明，他在推荐一种信仰，而施特劳斯让这种信仰非常恼火。

（整理：李杭春 审校：林志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