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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越之子,水经传人——陈桥驿先生专访

日期: 2016-09-22 访问次数: 33

 

陈桥驿 浙江绍兴人,1923年12月出生,浙江大学终身教授,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和“郦学”权威。今年乃陈老先生九十大寿。借此机会,我们专门约访了这位精神矍烁、思维清晰的耄耋老人。

 

 

郦学研究

问:陈老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大家都知道陈桥驿是一个地名,能告诉读者您这一笔名的由来吗?

答:我的原名是“庆均”。“陈桥驿”是我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期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时所署的笔名。1954年2月,我被聘为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后该院定名为杭州大学)地理系讲师,当时师院聘书上用了“陈桥驿”名氏,遂沿用至今,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深意。

问:《水经注》作为对《水经》的注疏,篇幅超过《水经》20倍,被后世誉为“圣经贤传”和“宇宙未有之奇书”。 陈老,您是怎样开始郦学研究的?

答:还是在蒙童初开的时候,祖父经常给我讲故事。我记得祖父每次讲故事,都要去翻看一种很小的线装书,于是我对那本书充满了好奇。年岁稍长我才知道,这部书叫《水经注》。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祖父就已经把他的那叠小本子交给了我,那是一套巾箱本的《合校水经注》。可以说从童年时代起,《水经注》就深深吸引了我。

1941年春,我在省立绍兴中学读高中。由于日本侵略军过了钱塘江,绍兴沦陷,学校停课,我只好回到家中。在此期间,我开始读以前购买的任如松编的《水经注异闻录》,心中隐隐有了研究《水经注》的欲望。有一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祖父,并把我手头有的三种有关《水经注》的书拿给他看。祖父向我讲解了《水经注》的版本问题,并指出《水经注异闻录》不登大雅之堂,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能拿来做学问。祖父这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他给我指出了一条研究《水经注》的正道。

1944年秋,我考入了中正大学社会教育系。无奈大学的教育方式并不适合我,三个月后,我就离开学校,走上了自学的道路。在以后的学习工作期间,我开始慢慢自学研究《水经注》。

得益于童年的兴趣和日后的积累,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的著述就多是关于河流的;1954年正式成为大学地理学教员后,则开始以地理学专业的眼光、角度来分析郦注,终则扩而广之,研究涉及九大学术领域:1、《水经注》版本学的研究;2、《水经注》地名学的研究;3、郦学史的研究;4、《水经注疏》版本及校勘的研究;5、赵(一清)、戴(震)《水经注》案的研究;6、对历代郦学家的研究;7、《水经注》校勘、考据与辑佚研究;8、《水经注》地理学的研究;9、《水经注》地图学的研究等,以至于成为终生研究的对象。

虽然我和《水经注》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是我仍然不能说我已经完全弄清了《水经注》的诸多问题。因此,对《水经注》的研究依然是我今后学术生涯中的主要课题。

问:陈老,您说您和郦学打了一辈子交道,在您看来,当代郦学研究处于什么状况?形成了哪些学派?

答:谈这两个问题之前,我首先要谈一下“郦学”。一本书成为一门学问的事,其实并不是很多。一部《红楼梦》成为一门“红学”,这个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我多年从事《水经注》研究,也经常到港、台和国外讲这门学问,多次用过“郦学”这个词汇,但至今尚不知道是哪一位学者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不过,卞孝萱和胡阿祥两位教授编撰《国学四十讲》一书,其中有“红学”,也有“郦学”,并且我受委托撰写了“郦学”一章。这个名称既已被排入四十门国学之列,那么,把对《水经注》的研究称为“郦学”就是名正言顺的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读一下那篇《郦学》。三万多字的文章,简述了《水经注》的来历和郦道元的家世以及有关此书的写作、流传和利用等等情况。

在我国郦学史上,北宋以后《水经注》的研究进入了高级阶段,金礼部郎中蔡珪撰写的《补正水经》是嚆矢;从明代起,郦学开始盛行,朱谋玮【注:提土旁】的《水经注笺》则创新了一个时代的郦学研究;郦学研究最兴旺的时期是十八世纪初期到中期的清代乾隆年间,著名郦学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是这个时期的代表。经过从唐代到清末的发展,郦学大致形成了三个学派:考据学派、词章学派和地理学派。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地理学派在郦学研究中的壮大,从地理学角度对《水经注》进行研究的成果有了很大的增加;郦学书评、对于郦学研究动态的评价,近年来也引起了郦学界的注意;利用《水经注》的记载作为各门学科如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碑版学、文学、语言学等等方面研究论据的,为数更多。当代郦学研究已经发展到各个学科和领域,已经不局限于此前所形成的郦学三大派别。

问:您对考据学派、词章学派和地理学派这三大学派如何看待?

答:考据学派,这是郦学研究中的基础学派,它为不同学派的郦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经过长期的辗转传抄,到了宋代,《水经注》已经成为一部经注混淆、错漏缺佚的残籍,使人无法卒读。有赖于这个学派的出色研究,他们区分经注,纠谬补缺,收辑散佚,广加注疏,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原书的本来面目,而且由于注疏的精密详尽,大大方便了后学对此书的利用。这个学派至清乾隆年间而达到全盛,学者最多,著述最丰,在郦学研究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词章学派,按其性质是郦学研究中的欣赏学派。《水经注》其书在词章方面确实不同凡响,足以陶冶读者情操,培养后辈的写作技巧。早在明万历年间,两位著名文学人士钟惺和谭元春就以当时问世不久的《水经注笺》作为底本,在描写佳处进行评点,刊行了一种《评点本》。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本也时常选入《水经注》写景的片段作为教材。

地理学派,这是郦学研究中的实用学派。《水经注》本身是一部地理著作,拥有丰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内容,它为我们在地理学研究上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例如史念海教授根据《水经注》的记载,研究壶口瀑布位置的迁移,成功地推算了黄河在这一河段溯源侵蚀的速度。目前而言,学术界对《水经注》的研究重点,还是应该再次转回对其本身的、尤其是其地理学方面意义的阐发,即所谓对《水经注》“本体”的研究。这也是我数十载治郦的初衷和希望。

问:您在《水经注》研究中发现,我国“五胡十六国”时代是一个干戈扰攘的时代,也是各方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地理大交流”的时代。为此,您第一次提出“地理大交流”的新学说,请就此谈谈。

答:“地理大交流”的思想是我在郦学研究中,多年思考而得的结果。

古代中国疆域内,广大北方草原地带生活着游牧民族,他们终年驰骋于马背上,逐水草而居;华北和中原,主要是人口众多、生产先进、文化高度发达的汉族,他们生活在一片坦荡干燥的小麦杂粮区;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统称“百越”的部族,娴熟水稻种植,这个地区常被称为江南稻作区。从公元4世纪开始,北方游牧民族一个部落接一个部落地越过长城,定居到中原这片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原来的汉族居民则被迫大批南迁到江南稻作区。因此,不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数量巨大的人群,都面临着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对于这些移民及其子孙,新领地为他们大开眼界,而故土仍被世代怀念。所以,这个时候人们的地理学思想就特别活跃,大量的地理著作问世。这些著作摆脱了先秦作者那种漫无边际的想象和假设的陋习,使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许多记载翔实,描述生动的地理著作。后来人们把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大量地理著作起了一个总的名称:六朝地志。在所有这个时代的著名地理学家中,最杰出的是北魏的郦道元,他的名著《水经注》,是六朝地志中无可争议的翘楚。

“地理大交流”意味着民族大融合,它可以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相提并论,或者说完全可以与之相媲美。战国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实际上已经揭开了地理大交流和民族融合的序幕;而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以后,更是跨进了一个飞跃时期。所以,从地理学的角度讲,五胡十六国时代正是一个“地理大交流”的时代;中华民族也终于在“地理大交流”的过程中凝聚而成。

问:有专家认为,用“海进说”来研究河姆渡和古越文化现象,陈桥驿先生是首创。“海进说”的具体思路是什么?

答:环境变迁之于文明进程的影响,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具体到江南地带,尤其是远古的吴越文化分布地区,“海进”、“海退”对其的影响就不容忽视。在今绍兴一带,不论是范围较大的宁绍平原,或是地域较小的山会平原,从晚更新世以来,曾经经历过三次海进和海退的过程,三次海进是按每个时代海洋中生存的一种肉足纲原生动物有孔虫(foraminiferr)而定名的。

第一次海进是星轮虫海进(asterorotalia),发生在距今10万年以前。1974年在建德山区发现的“建德人”,根据铀系列法的测算,其存在时间,恰恰就是星轮虫海进时代。这种远古的人类,是否由于海进而从沿海进入山区?他们是否就是后来“越人”的祖先?这两个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星轮虫海退发生于距今7万年前,这以后,接着就是假轮虫(pseudorotalia)海进,发生于距今4万年以前,对于这次海进波及的地区,目前也缺乏研究。但发生在距今2.5万年以前的假轮虫海退,现在已有足够资料可以证明为一次全球性的海退。中国东部海岸后退约600公里。到了距今2.3万年前,东海海岸后退到现代海面-136米的位置上,即舟山群岛全部成为内陆,形成今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以东一条东北、西南向的弧形丘陵带,这条丘陵带以东,还存在大片陆地。钱塘江河口约在今河口以东300公里,今杭州湾及其两岸支流,完全不受潮汐影响。这个地区正当东南季风迎风面上,夏半年降水充沛,气候暖热,冬半年虽然气温低,但降水很少,形不成永久冰盖。以上所述的优越环境,也就是古代越人赖以繁衍生息的地理基础。1973年,在余姚江以南、四明山以北发掘了河姆渡遗址,不过河姆渡文化是越人从平原进入山区的最后一批聚落之一,原因就是另一次卷转虫海进(asnmonia)的到来。

卷转虫海进从全新世之初就开始掀起,到距今1.2万年前后,海岸就到达现代水深-110米的位置上,到了距今8000年前,海面更上升到-5米的位置上,这次海进在距今7000—6000年前到达最高峰。东部海域内伸到今杭嘉湖平原西部和宁绍平原南部。钱塘江以南,今会稽、四明诸山山麓冲积扇以北,成为一片浅海。卷转虫海进的过程,也就是宁绍平原环境恶化的过程,生活在这里的越人也不得不四处迁徙:一部分是利用原始的木舟或木筏漂向琉球、南日本、南洋群岛、中南半岛和今中国南部各省;另一部分则越过钱塘江到达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地带,即后来的句吴;大部分越人最后进入了浙南山地。

学术涵养

问:您曾经指出,修纂一部史书,指导思想于事为大;而体裁、体例于事为小。作为一名历史地理学家,您还提倡“当今的地方志修纂,应秉笔直书,要‘以正史为榜样’”,这对今天我们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来说,需要怎么做?

答:史书的体裁、体例无非是一种装填史料的模型,相同的模型,可以装填截然不同的史料。同样一篇《曾国藩传》,史料本身可以让他成为一个汉奸、刽子手,也可以让他成为一位正人君子,国家栋梁。所以,我认为修纂一部史书,指导思想于事为大,而体裁、体例于事为小。

在中国,正史(清乾隆年间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的地位比方志要高得多。长期以来人们尊重正史,许多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官,维护了二十四史的尊严和声誉。唐代刘知几提出了“史家三长”,即优秀的史家应具备“才、学、识”三长。清代章学诚在“史家三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史德”,提出了“史家四长”,并认为道德是根本,“道德不修,学问无以自立”,“心不平者不可论古”。

地方志不是史书,是地方的资料书,这种资料书的前提胡乔木先生已经解释过,就是“严肃的,科学的”,其价值在于“存史、教化、资治”。所以,它的修撰也需要做到客观、实事求是,也需要“史德”。修志是做学问,所以学者要恪守本职,刻苦钻研、锲而不舍,要过得惯清贫淡泊的生活,要把它“当作学术工作来抓”,而不是当作行政事务来做。

问:针对近些年出现的学风不良、学术腐败问题,您曾一言以敝之:“那真是一个‘假话世纪’”。对于这样一个“世纪”,您有何建议?

答:近些年,学风不良、学术腐败成了我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2004年我发表过《论学术腐败》一文,认为学术界的腐败,后果远比刑事犯罪的猖獗和伪劣商品的充斥更为严重,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远,可以腐蚀几代人的学风,从根本上斫伤我们民族的元气;2008年,我又发表了《学问与学风》一文,提到,随着我国经济事业的快速发展,做学问这个行当在当前潮流中被许多人所冷落,改行从官或从商,这种风气的传播,对于学术腐败的滋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外,知识界里评职称,课题申请,成果报奖等环节的不透明、不公开以及高等学府、研究机构体制不合理等种种问题,也对学术界的腐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特别推崇乾嘉学风,希望做学问的人能够去重温一下“乾嘉学风”,也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政府能够改革高校、研究机构的体制,重视学问,重视学风的端正,加强对评职称、课题申请等环节的监管,为当前为数不多的真正在做学问的人,减少一些莫须有的阻力,增加一些优裕的条件。

关于“做学问”,我还想多说几句。一个是关于胡适的。实际上,我对做学问有最初的印象,就是从胡适开始的。我在高小五年级时借到过一部四册的《胡适文存》,全书开首就是《吾我篇》和《尔汝篇》,对“吾”和“我”及“尔”和“汝”这两组看似同义、毋需区别的字,作了深入的分析,而所举例多数都在我念过的几种书内。我读了这两篇,很佩服他;我把这两篇文章给我祖父看,他说了一句我生平第一次听到的话:“这就是做学问”。当时我就感到,“做学问”是一件很有兴趣也很有价值的事。

另外一点我还想说的是,每个国家的教育好,学风好,领导的真心真意的重视,是其中的关键。讲两个故事。

一个是半个多世纪前在我年轻时的家乡。抗战后期我曾参加赴印、缅对日作战的远征军,1946年复员后,在嘉兴一个职校教英语。因该课属临时性质,就选了市上出售的活页文选做教材。每次上课,我只夹三根粉笔上课堂,学生看文选,我背诵,选长句子在黑板上图解。大家都很惊奇,所以不少人说我不是教书教出名的,是背书背出名的。正因为“背出了名”,所以浙东名校“新昌县立中学”两次派专人,坚请我去做教务主任。我到新昌县中不到半个小时,该县教育局长张图,随即到校看望我——今天有这样的教育局长吗?

另一个是21世纪我的加拿大籍的孙子陈十方。他出生于1987年,在加拿大初中毕业后进入高中还不到一个月,即被美国的哈佛大学调查到,发信到他家。邀请他直接到哈佛来,我们免费录取你。此事被加拿大总理闻知,总理府直接挂电话给他父亲(我的第三个孩子),说总理要与他见一面。来车接去后,总理哈珀就站在他办公室门口;欢迎他,教勉他,共进午餐,合影留念……在我们这里,入学考以后,“理科状元”、“文科状元”在报上、电视上满天飞,有一位教育局长(别说国家领导人了)会见了他们吗?这就是领导真心真意的重视!

教育心得

问:少年时您在家乡绍兴就被称作“神童”,这与您祖父的教育方式有关吧?

答:说到这个,确实应该归功于我的祖父陈质夫。祖父是一位清末的举人,博学多闻,诗书画无所不通。因为中举后就遇上了辛亥革命,他只得“退而独善其身”。博览群书、教习子孙成为祖父的主要乐趣。我是家中的长孙,加之祖父认为我天资聪慧,博闻强识,所以直接掌管我的教育事宜,在我身上倾注了莫大的心血,同时也对我寄予厚望。

记得我五岁那年,祖父教我念的第一首诗是“松下问童子”。我很快就背熟全诗,父母听了很高兴。六岁那年,祖父教我读《大学》、《中庸》,祖父开讲前先点了一根线香,祖父讲得很快,约一个小时线香燃尽时,他已经把两篇文章讲解完了。接着又点了一枝线香,让我读文章,《大学》有1700多字,《中庸》有3600多字,当线香点完时,我已经能够一字不差的把两篇文章背下来。从七岁起,我继而背读“五经”。以后,就又开始自己阅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水经注》等典籍,并精读了《旧唐书》之前的史书。

问:您北方的学生不太习惯您的绍兴方言,然后您会上了一半课跟学生讲:“孟桂芳,现在开始我用英语给你讲课。”还有说您到美国讲学,常出现一些英语古语,让美国学生都不得其意,您只好另外换一些常用的单词来进行讲学……

答:初小毕业的暑期,祖父早年的学生孙福元(以后改孙伏园)来家访师,提出要我读英语。祖父从不接受别人意见,但孙的意见他欣然同意;随即请了一名英语家教。所以从小学五年级起就读《开明英语读本》。那位先生也主张背诵,所以我进初中时,初三的一册也已读背了,有些篇目至今仍能背诵。

不过,祖父从小教我的古书,后来我基本上无用(或用处不多),他教我的处世为人的准则,如“立德、立功、立言”,“谦受益,满招损”等一大套,我也基本上或完全做不到。但他有一句话,我却毕生受益。这是我在开始读英语时,他说,现在你读的书,许多都不懂;但你只要背得滚瓜烂熟,牢记在心,到将来年纪大了就会懂的。这话果然不错。

祖父的旧学功底非常深厚,为人严谨,在祖父耳濡目染的熏陶和严格规范的教育下,我练就了过目不忘的基本功,并且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旧学功底和英语基础,还养成了严谨认真的习惯和作风,这些都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问:您被称为“十全老人”,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您的晚辈也都很出色。在教育上您有什么样的心得?

答:1966年,我的两个儿子受我这个“牛鬼蛇神”牵连,分别在小学五年级、二年级时就因在校被同学打骂而辍学。他们躲在家里,决心“做学问”。老三通过当时杭州的外文书店购到不少书,其中美国梅里特著的《工程技术常用数学》一书,他竟译成中文,以当时电缆厂学徒工的名义投寄科学出版社,被接受,于1976年底出版。后来通过首届研究生考试,进入浙大读研,不到一年,1980年被送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后又申请哥伦比亚大学,亦被接受;自此在该校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小儿子陈出新1966年辍学回家,因当时未到下放年龄,就在家苦学。1977年,大学招生考试恢复,当时是寒假就招首届,他考的成绩是西湖区第一名(当时分区考试)。之后被南京大学天文系地球物理专业录取,一年后便考取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的研究生。1982年赴美,在美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也在美国大学任教。

我对他们也没进行什么特殊的训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教育,可能是他们从小深受我们大人的影响了,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受到熏陶。所以,我认为家长给小孩子创造的环境,家庭氛围的熏陶,以及家长的榜样力量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吧。

(采写/《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肖雨枫 范今朝 何沛东;摄影/周复来 徐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