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晋川 经济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外国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经济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发展和法律经济学。1992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6年被选为浙江省高校首批中青年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和浙江省“151人才培养工程”首批第一层次学术带头人，1999年被授予“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学者”称号，2000年被列入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学术带头人和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2005年入选全国“四个一批人才”，2007年受聘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从“东部”研究到“西部”研究

问：您好史老师，最近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的工作得到了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西部院理事长马凯同志的充分肯定，西部院成立近五年成绩有目共睹，可以说是体现学校“顶天立地”发展理念和实践“东西互动”发展方针的典范。我们知道您在经济学领域研究广泛，涉及民间金融、民营经济、法律经济学、区域经济等经济理论和经济运行各个层面，是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之一。您的研究中有很大一块是做“东部”研究，也就是浙江区域经济研究？

答：是的，我做“东部”研究的成果比较多，例如温州模式，台州现象，萧山民营经济，都跟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有关，而且时间也很长，从1984年就开始了。浙江省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从“七五”规划到“十二五”规划，我都参与了，其中“十五”和“十一五”，是省委规划建议工作小组成员。

问：所以，您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很多的了解和很深的研究。但是浙大西部院成立后，您很快在其中参与组织并且承担了大量研究工作。

答：2006年西部院成立前后，当时经济学院就出资金出人力，积极投入西部研究，支持西部大开发。我本人也参与了几个西部大开发的重大项目，例如“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呼包银重点经济区发展规划”，“西部大开发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等。我指导毕业的几个博士，现在也是重要的团队成员，像董雪兵、沈满洪、汪炜、钱滔和杜立民等。另外，我们还参与了中部地区山西省风陵渡重点开发区规划。

从理念衔接到规划研制

问：这些规划研究应该说都很能体现“东西互动”的成效。在研究过程中，您必然会将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和经验，体现在西部大开发规划研究里，这里面会有很多值得介绍的体会吧。

答：没错，在研究过程中，首先我们的研究是要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对接。在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层面上，最初是鼓励和推动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到一定发展阶段后，国家及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战略设想。这是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大布局，大调整。作为高校科研工作者，如何主动参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规划研究，利用自身对东部区域发展研究的优势，把东部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传输到西部地区，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共同协调发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问：中国东、西部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民情风俗，以至人的性格心理、观念心态，很多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东部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如何为西部所借鉴，是否有东部经验在西部水土不服的情况？将东部的经验与西部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关键是什么？

答：其实说到底，东西部的差异根本上还是观念的差异，东部的经验和做法要能够较好地与中西部区域经济实际相结合，应该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西部地区政府官员很重视中央政策，观念上大多倾向于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中央给政策，考虑更多的是地方（下）和中央（上）的上下关系，能拿到多少资金，能得到多少政策支持这样的认识事实上是有一定偏颇的，很少考虑民营经济、市场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够重视和尊重老百姓的创业致富的意愿。所以，西部大开发的“上下互动”中还应包括区域内的上（地方政府）与下（老百姓）的互动关系，即政府如何让“市场”在整个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发挥百姓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尊重本地百姓的创业精神和致富的积极性。这是“东西互动”研究中首先面临的问题。

第二，中西部的区域经济环境和东部地区的确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东部经验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肯定要作适应性调整。中西部地区是资源相对丰富的区域，其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大都可以被描述为“资源依赖型”经济，产业结构较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我们在规划中往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研究产业结构调整，让西部经济从资源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转型，拓展资源加工深度，拉长产业链。

第三，树立正确的对外“开放”的观念。中西部政府官员往往认为“开放”是沿海地区的事情。其实开放还有沿边开放和内陆地区的区域经济区际开放。区际开放的好处在于，新的理念观念会得到渗透并产生冲击，人才、资金等经济发展要素可以进一步充分流动，加快促进区域发展中的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

问：您讲到经济学院最早介入西部研究，是否可以理解为，在人们最初的认识中，西部研究首先是经济研究，西部大开发最需要的是西部经济大开发？十年过去了，这样的观念是否有变？如今社会发展研究在西部研究中是怎样的地位？

答：这样的认识，在十年前的西部地区比较常见，因为经济毕竟是基础。但这样的认识肯定有偏颇的地方，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整体发展，高增长、低发展，是西部大开发中努力要走出的一个怪圈。所以，我们在为西部区域做发展规划研究时，从一开始就重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协调，以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强调发展规划不单一追求GDP增长速度的目标。浙大最初投入西部研究的团队中，除了经济研究人员外，还有许多做空间布局、城市规划、社会发展，环境治理、社会保障、文化遗产保护等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在西部大开发新的十年里，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要从经济增长为中心转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从田野调查到学院研究

问：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对接，消除观念的差异是关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是怎么做的呢？

答：当然是深入西部进行扎扎实实的实地调研，全面开展田野研究。而且，在调查研究中一定要特别充分尊重当地干部群众，充分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以平等的姿态跟当地政府、企业家和基层民众交流，在充分沟通和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对发展的共识，，通过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调动他们参与改革发展的积极性，建构区域内在发展的机制。

问：您每年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在西部调研？

答：不好统计啊。去年这一年，我开玩笑说自己是“两无”，无假期，无课题，当然是指西部大开发之外的课题。暑假基本上用来跑西部调研了，我和周谷平院长带课题组，最长一次一口气跑了内蒙古5个盟和宁夏4个市，从整个内蒙古西部地区到宁夏的银川、吴忠、中卫一带，两个星期时间行程几千公里。所以，去年11月前没接其他课题，集中精力在做西部大开发的项目。现在呼包银规划项目基本告一段落了。

问：在教学、科研之余，您还有繁重的学部管理和大量社会工作，如何协调教学、科研、管理等日常工作与西部课题研究的矛盾？

答：西部大开发研究也是科研的一部分啊，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科研工作。

问：呵呵，您性格中有很爽朗大气的一方面，是不是跟您的大院经历有关哈，我从百度了解到您有部队大院里长大的经历？

答：很多人包括王朔讲部队大院里的孩子有优越感，比较自负，我觉得也不全是，不过，部队大院的确培养了我自信开放、为人大度的一种性格，接人待物比较平和，心态比较开放，很少计较，不会轻易为困难所击倒。但这种性格也会导致过于自信和容易骄傲的缺点，不自觉时就得罪了人。

从高端需求到前沿理论

问：问一个远一点的问题，学校一直在构想自己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学术地位，努力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所谓“浙大学派”的提法也时有听说。您对浙大学派怎么看？西部研究中能显示或对接哪些浙大文脉或学术传统？

答：基础类的人文科学研究可能更能体现所谓浙大文脉、学术传统，应用类的社会科学研究目前还是首先强调接轨国家战略需求。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看，要建构所谓浙大学派，我觉得可以在两个方向努力。

第一步，学术研究不放松追逐前沿理论研究，尽量努力去了解理论发展的前沿，掌握最新的理论分析工具，并及时将理论本土化，将理论应用到重大战略课题的研究上，接轨国家战略需求。要努力做到前沿理论和高层需求的对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浙大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自身风格。

下一步，是从前沿理论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研究的实践经验中，再作进一步理论层面的提炼和阐释，扩大理论的适用性，促进理论自身的创新，或者说，创建自己的新的和更有解释力的理论。通过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研究，作出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发表到SSCI及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上，产生国际影响，赢得学术声誉。我想到那个时候，浙大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也就有可能形成自己的“学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