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黄金贵，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1939年7月生于上海，1961年7月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24名。先后两次应邀赴挪威、捷克进行长期访问和合作研究。曾参加《辞源》的修订工作，并任分主编。“古汉语同义词辩释论”等项目多次获得教育部、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立项资助。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考古》等20余家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出版《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等著作13种，学术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2016年年初，黄金贵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文化百科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稍后，另两本代表作《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和《中国古代文化会要》的修订本也相继由商务印书馆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黄先生的勤奋和多产恐怕连许多年轻老师都难以企及，这让人很难相信他已是一位经过眼科手术，一目几乎失明，一目视力仅为0.2的古稀老人。借黄先生巨著出版之机，我们对他作了一次专访，以一睹这位老语言学家的学术风采。

一、路漫漫其修远

1957年，黄先生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四年后毕业留校工作，被分到蒋礼鸿先生的教研室。对此黄先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蒋先生对学术的要求特别严格，要求新教师三年不能上讲台，也不能写文章。同时蒋先生对年轻教师的教学科研又倾心指导悉心栽培。在蒋先生指导下，黄先生勤奋学习努力进修，同时作为蒋先生的助教对学生的学业进行辅导。这几年虽然没有科研成果问世，但是对后来的学术研究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知识分子受到严重冲击，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都被迫停止。黄先生也因此远离了古汉语专业的教学与研究。1979年，黄先生重新回到了古汉语组，他曾一度丧失了信心，怀疑自己的学术之路能否走下去。

但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进了高校，学术研究的百废待兴也激起了黄先生前进的信心：投身学术！一定要把丢失的时间补回来！多年来，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时间，不看电视，不看小说，甚至在系资料室遇到同事也不舍得坐下来聊会儿天。他争分夺秒用来学习备课上课。他以古代汉语教学为主，在梳理教学中遇到的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古汉语文化词义研究的新方向。他的研究成果反过来促进了教学，引发了学生对古汉语学习的极大兴趣。对学术的执着与勤奋也为黄先生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的研究论文一篇篇问世，科研工作量甚至是别人的几倍之多。目前出版的这三部大著就是黄先生多年科研探索的结晶。天道酬勤，此言不虚。

2003年黄先生退休，他没有中断自己的学术研究，甚至退休以后他又申请到了两个教育部项目，一个省文化重点工程项目。其中他主持完成的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词典》，组织了当时很多在读的博士生参与编写，有学生受研究内容启发，完成课题的同时，也完成了博士论文的选题和撰写；许多学生毕业以后继续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目前已成为该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在科研工作中培育人才一直是黄先生的夙愿，看到学生成材是他最感欣慰的事业。

黄先生身体康健，现在还每天坚持在操场上跑步。妨碍他工作的是视力退化和眼疾。他的视力从0.4慢慢退化到了0.2，看书需要使用放大镜，后来又得了青光眼，不得不接受手术。许多同事亲戚朋友都劝他：退休以后还这么卖力地做学术是为了什么呢？不为名不为利的，还是好好保养身体多享受几年才是正事儿啊！但黄先生并不这么看，他要趁眼睛还能看得见的时候，抓紧每分每秒修订完善自己的作品，给后人学者留下一份有用的学术资料，他觉得这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所以，在外人看来枯燥繁琐的科研工作，黄先生却甘之如饴，能发挥自己的余热，他觉得自己的晚年生活非常幸福。

二、十年磨一剑

黄先生的每部书都经过十年左右的打磨才得以出版。有些书是出版经费阙如之故，但更多的原因是和黄先生对学术问题孜孜以求、对学术成果精益求精的要求有关。这三部大著都有它们各自的一段故事。

黄先生的代表作《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最早在1984年就投稿到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过亚伦先生对此很感兴趣，并提出了严格的修改要求。之后，按照黄先生的话说，就不断重复着“学习、研索、拟写，推倒、重写”的过程。1986年交出初稿，次年交二稿，1989年交三稿。到1991年，过先生去了香港，该社竟以“不出学术书”为由，提出退稿，这部书险些夭折，最终经过专家组仲裁才保住了它，总算是有惊无险。1992年四稿完成，到1994年正式出版，距离最初投稿已过去了10年。

这十年期间的每一稿的修改都是一个学术探索的过程。黄先生最初做词义研究还是从当时流行的动词、形容词词义辨析入手，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黄先生另辟蹊径，将文化研究引入词义研究，于是整部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每一稿几乎都在条目、编排体例和内容上都作了重大调整。

但即使如此，《辨考》出版后，书中还是留下了一些疑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黄先生日日思考这些问题，时时留心新材料。2006年，正式开始《辨考》一书的修订工作。至2015年修订完成，竟又花去了十年。修订本中不仅原来遗留的问题悉数得到解决，黄先生还对书中的每个词逐条修订，许多词义辨析的深度增加了。修订本还增加了插图，为了编选复印这些插图，黄先生花去了整整两个暑假。黄先生说，这个修订版完全就是《辩考》的第五稿，个别词条几乎是推倒重写了一遍。修订版的问世，不仅黄先生本人倾注了心血，他的家人也奉献了精力，夫人去世前仍抱病将书稿剪贴在信纸上供日后修改，此情此景令人动容。

《辨考》一书奠定了黄先生在传统训诂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该书在同义词研究领域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黄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会要》的出版也是一波三折。该书从1998年开始编写，到2003年全书即将完稿时，出版社却撕毁协议，以经济效益不佳为由，要求退稿。他清楚这书与一般的文化史著作不同，有特点，有价值，决心再困难也要出版。于是四处接洽出版社，并通过申报课题、寻求有关单位的财务资助，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该书由西泠印社出版社顺利出版。而时光已过去了九年。想到学者这样为钱所困，放下身段，奋力奔营，实在令人唏嘘不已。在寻找出版途径的这个异常艰辛漫长的过程中，黄先生的团队都坚持了下来，在学术至上的观念指引下，不厌其烦地进行编辑修订，没有一位作者中途撤稿。

该书修订版在罗卫东副校长的关心下，交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的出版又花去了八年时间。修订本实现了文献校核上的零错误，体例上更趋完善，配图精美精确。

《古代汉语文化百科词典》是黄先生主编的新书。2003年，该课题刚刚立项时，突然接到学校有关部门通知，让他马上退休。退休后经济就拮据起来，2009年后更是连一分补贴都没有了，如果不是凭着对学术的一腔热诚，这部书的问世都难了。但黄先生将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此书的编纂中。从2003年到2015年，历经12年，经过五上五下的修改，该书才得以面世。黄先生说，出版社编这部书的三个编委中，有两个已相继退休了。

《百科词典》是融考古学、文化史、汉语史三位于一体的大词典，在方法和体例上借鉴了《辨考》的成功经验，在内容上将各类名物分为饮食、职官等17个大类，对3000多个文化同义词做了辨释。其中多个门类文化同义词的研究都是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

三、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求是”是最重要的学术品格。从与黄先生的对话中，我们常能体会到他对“求是”精神的秉承和践行。

“求是”要求学者的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绝不自欺欺人。黄先生多次提到，提出一个新说，要挖掘古人训诂，还要与古代文献相印证才能成立，他反对用“哲学家式的玄想和推理”来解决语言问题。这从他对“舟”、“船”的辨考中可见一斑。前人一般认为“舟”、“船”只是一对古今词或方言词，它们所代表的概念是一样的。黄先生遍览古人的训诂材料时发现，“船”是“巡江而行”之“舟”，从中悟出，“船”与“舟”是不同的，又结合字形和读音，判断“舟”为人类文明之初使用的生产工具；而“船”则是春秋战国以后使用的运输工具。更从文化学意义上认为，文字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生产生活条件相适应的。看似简单的两个字，黄先生却查阅了上自先秦下至清代的训诂文献，再加上字源和声源的推导，得出自己确凿可信的结论。这个发现立足于客观材料之上，是无法通过凭空想象来获得的。

“求是”要求学者慎重对待暂时没能力解决的问题。孔子曾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缺乏材料或有了材料暂时利用不好不如不做，宁可付之阙如，留待有条件时再去研究。黄先生在《辨考》第一版中对“羹”做了详细的考证，但对“汤”的起源和意义还没有能力做出考证。但是，唐代以后为何突然出现了“汤”这个词，除了“热水”义外，“菜汤”义出现在何时？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黄先生脑海中。新版《辨考》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修正了一般词典认为“菜汤”义出现在唐代的误解，经过详细的梳理思辨，论证“菜汤”义是元代才出现的。

“求是”要求学者有自我否定的勇气。否定他人的观点往往很容易，否定自己的观点则很难。然而一个人的学术研究不可能永远都没有任何失误。以前的观点出了问题，如何对待，这就很能看出一位学者的学术品德。黄先生对以前研究中的疏漏之处毫不避讳，认为这属于否定之否定，并没有什么可逃避的。他的《辨考》初版中认为“江”、“河”的语源学意义来自于“可”声、“工”声有“大”义。但是，到了第二版中，他否定了自己的这个观点，认为“河”的意义来自“可”声有“曲”义；而“江”的意义来自于“工”通“公”声，有“水汇合之大”义。这些辨释考证，不仅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也给训诂学的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启发。

黄先生所秉承的“求是”精神，正是当今学术界需要大力提倡的。

四、词义研究应注重方法

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研究能否取得成果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好的研究方法，即使材料摆在面前，也不会识别和利用；而运用不同的方法，才能做出新意，才能发现更多的客观事实和规律。词义的研究也是这样。

黄先生对方法的注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词义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使用了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方法。他的研究横跨语言学和文化史，既要解决语言问题，也要解决文化史问题。就语言研究而言，占了词汇系统很大一部分的名物词研究最为困难，却向来不受重视，没有人去研究。有人索性就认为名物词研究不属于语言学的范畴，因此从事这样的研究很难得到认可。但是黄先生却几十年如一日，在古代文化词语研究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回顾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生涯，黄先生最感欣慰的是学界已经逐渐认同了他这种“跨界”的研究方法。他曾以一个“外行”的身份，在《考古》杂志发表了论文《“甓”义考》。这篇论文将考古学方法引入了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同时还关注到了古代的建筑材料、水井等文化史研究的诸多方面。吉林大学有位老师把《“甓”义考》作为考古学科研范例分发给学生作参考，这可以说是在语言学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提起黄先生最为擅长的同义词辨析，他感慨说，改革开放之初，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流行，可以说是一门显学了。那时流行的同义词辨析都是在词的层面上进行，所谓的辨析就是罗列几个词的不同义项而已。这样做出来的成果也就没有深度，归根结底还是方法上出了问题。黄先生不满足于这种流行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同义词只是在一个义项上相同的词，那么同义词辨析，也必须在同一个义项上更深入地比较它们的异同。

在同一个义项上比较异同，难度相当大，很多人望而却步了。但黄先生却迎难而上，综合使用各种研究方法，其中他特别擅长使用因声求义的方法，解决了曾受忽视的很多同义词的细微差别。《辨考》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因声求义，书后还专门附有《形声字声符求义集表》。黄先生的《辨考》立足上古音，大量使用声训法解决问题。如他谈到“贿”和“赂”的区别时，指出声旁“有”、“每”相通，“贿”有异体字作“

                                                                          文/薛世良 张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