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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济民、矢志求真 --记姚先国教授

日期: 2016-09-27 访问次数: 17

走进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姚先国教授的办公室可以看到,在书桌对面正中郑重挂着的,是他在意大利讲学时当地艺术家给他画的一幅大头漫画。姚先国自己非常喜欢这幅画。画中的他,精神饱满,笑容满面,充分反映出了主人乐天喜悦的性格,而那宽大额头前稀疏的头发则形象地显露了他的操劳和“聪明绝顶”。

这幅画刻画得很传神。十多年前姚先国曾自嘲,自己是“50岁的年龄,60岁的容貌,30岁的身体,20岁的心态”。这段颇为风趣的话,前两句是自己大半生工作辛劳的写照,后两句则是他的工作和生活的秘诀。这位当年的农家青年、工农兵大学生,曾经先后入复旦大学名师门下读研,赴德国进修深造;并且,扎根浙大三十多年,开拓疆土,建功立业。他的健康的体魄和乐观的心态无疑帮助他度过了很多的难关。

1982年,青年姚先国在完成了复旦的研究生学习后,成为了浙江大学的一名教师,从此开始了“四处征战”的行政管理和学术生涯。

1988年,姚先国担任刚组建不久的经济系副系主任(主持工作)。1992年,路甬祥校长找他谈话,让他去重组工商管理学院担任常务副院长,这是浙大第一个实运行的学院。一年多以后,他又奉命组建浙江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学院任常务副院长逾6年。1999年新浙大组建时,他携同师友,以常务副院长之身份,大刀阔斧地把三个校区的经济学科成功整合成经济学院,短短数年,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均进入全国十强行列。当同事们齐声称道时,姚先国又奉校方之催,于2005年创建公共管理学院,他凭借“建院专业户”的经验优势,高屋建瓴地制定出优化组合方案,在学院正式成立之前,先声夺人拿到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为学院大踏步发展奠定基础。两任院长下来,浙大公管学院快速发展,声誉日隆,教学科研成就卓著,已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公共管理学院之一。今年正值学院十周年院庆,抚今追昔,他倍感慰藉。

“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这是浙大公管学院的院训,也是姚先国治学、处事之出发点。他担任院系主要领导长达25年,行政和学术管理工作几乎贯穿了他整个教师生涯。在这期间,他组织申报了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企业管理、公共管理多个博士点和MBA、MPA等专业硕士点,并连续三届担任全国MPA教指委委员。他四处奔走争取和整合资源,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将不同个性和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团结在一起,为学院发展和学科建设投入了满腔热情和巨大精力。他还将亲手创建的“劳动经济学”学科发展成为全国三强之一。同时,他个人也名列劳动经济学领域高产作者的前三位(2000-2012)(罗润东等,2015:《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报告》)。

回顾姚先国的学术生涯,他早在青年时期便已崭露头角。读研期间即在《复旦学报》发表论文。1984年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全国首届中青年理论讨论会即著名的“莫干山会议”。他是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科首批青年基金的获得者之一,当年全国仅4人。他在199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企业收入分配论》一书中提出:要坚持劳动力配置市场化,分配问题要放到商品生产、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去考察,只有劳动力市场化才能根本解决大锅饭、铁饭碗问题。而直到1993年11月,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纲领性文件,才第一次明确提出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应该市场化配置。对于收入分配的经济依据,他率先提出了按劳分配是按劳动力产权分配,用劳动力产权来解释劳动力市场,从而在理论上厘清了长期以来无法达成共识的“劳”的含义。此外,早在1990年,姚先国就发表《论我国就业压力的分流和转化》,主张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用就学岗位来替代就业岗位,既缓解就业压力,又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这些独创性的思想奠定了姚先国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领军地位。

姚先国之所以从硕士论文开始就涉入劳动经济学领域,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责任感。这位出身湖南农家的学子,一直没有忘记自己1979年报考研究生时选择复旦经济系的初衷。他曾说过,因为亲身经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饱尝饿肚子的滋味,亲眼目睹亲人乡友因贫病早亡,他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感同身受。很早就开始思考为什么人民这么穷、这么苦?因为相信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经邦济世”之学,青年姚先国只身来到上海,师从蒋学模先生,从此一头扎进经济学的汪洋大海。

在三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他始终秉持学者底色,矢志求真,潜心研究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劳动力市场,关注人力资本、工资和就业等问题。迄今为止,他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The World Economy》、《Applied Economics》等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获各种奖励38项,出版著作20部(其中两部为丛书)。他还培养了博士研究生60多名,硕士研究生100多名。可谓硕果累累,桃李天下。

湖南大地给了姚先国用之不尽的灵气和悟性,少年时期的风雨也锻炼出他的健康的体魄,磨炼了其坚韧的性格。他的精力始终旺盛异常,工作起来通宵达旦不休不眠,私下场合谈笑风生妙语如珠。他的弟子广为传颂的“姚言”之一是“工作起来不怕死,娱乐起来不要命”。他通常睡眠只有五六个小时,不过也有朋友打趣说,他开会常打瞌睡,排队时间长一点也会睡着,其实睡觉时间也不少,即使在他耳顺之年后依旧如此。他热爱运动,爱好音乐。六十多岁他依然是篮球场上不输青年的“三分”健将,也是高朋满座热闹场合的“麦霸”。其身姿矫健,其歌喉动情,其乐器熟稔,让人不得不叹服。

姚先国曾评价自己“不傻、不懒、不坏”。的确,不论是秉持本色矢志求真,还是针砭时弊匡扶正气;不论是传道解惑诲人不倦,还是呼朋引伴快意人生,他都始终不改顽童心态与草根本色,也始终怀有大智慧,更从不懈怠。他被评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可以在岗位上工作更长时间,理论前沿研究、智库建设等一系列工作计划已提上了他的日程。

 

在姚先国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劳动者权益、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问题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他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经济学殿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对革除“大锅饭、铁饭碗”弊端充满激情,对平均主义导致的共同贫穷深恶痛绝。因此,他首先关注的是劳动工资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并以“按劳分配与全民所有制企业工资改革”作为硕士论文选题,系统研究了“大锅饭”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并提出了双层次按劳分配和两级决策工资制度的主张,为企业承包经营制下的工资改革提供了依据。

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取得了合法地位,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也得到了理论界承认。但劳动力商品与按劳分配的关系成为新的理论难题,不少学者认为“按劳分配所得=劳动力价值”。姚先国觉得这既与经典作家理论不符,也与现实经济运行相违。他敏锐地认识到:既然物质生产资料是一种产权,为什么作为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劳动力没有产权问题呢?他与郭继强等团队成员合作,发表多篇论文系统论证了劳动力产权问题,在国内率先提出按劳分配是按劳动力产权而不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二者的差别在于劳动者能否参与企业剩余分享。这一观点不仅解决了劳动力商品定价的难题,而且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提供了理论支撑。他进一步用劳动力产权理论论证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工人作为企业主人的依据是劳动力产权,不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劳动和资本作为两种生产要素,其所有者在理论上应该拥有对等的权利。”他本意是想为维护劳动者权益提供理论依据,却没料到因与传统理论和中央领导人的表述在字面上不符,惹起一场风波,在1996年全国工运研讨会上遭到点名批判,并作为政治事件追查一年多。姚先国在一篇答辩文章中对批判的言论作了逐一反驳,并充满自信地宣布:“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国的工会系统会重新认识劳动力产权理论的意义,会运用这一理论来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姚先国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令人庆幸的是,这一天早已到来,劳动力产权已成为劳动者维权的理论依据。几年前,全国总工会一位领导在一次全国性理论研讨会上公开表示:“姚教授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只是讲得太早了。”

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是民生之源。姚先国认为,研究劳动经济问题要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更要把握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机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大量农民工从农村涌入城市打工,劳资矛盾和城乡分割的问题日益突显。劳动者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不仅超时劳动、工资低,而且欠薪现象严重,暴力讨薪以至发生命案屡见报端。姚先国对此忧心如焚,多次撰文分析并呼吁,提出了把农民工欠薪转为政府债权,即先由政府垫付再由政府清欠,把农民工讨薪变为政府追讨,一举改变讨薪的力量对比。这一建议得到浙江省领导的重视和采纳,实施后效果显著。同时,姚先国还提出,我国农民工是既缺乏人力资本,又缺少制度保护的双重弱势群体,要想维护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保护,还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加强其能力建设。在《人力资本与劳动者地位》一文中,他提出了要实现劳动者权益,人力资本投资比制度保护更重要的新观点,“受压抑的强势群体最终会表现为强者,而受保护的弱势群体却难以摆脱弱者的命运。”他进一步分析“制度是一种博弈均衡”,劳动者素质与能力普遍上升会改变制度博弈的力量对比,从而为自己争取到更充分的权益。姚先国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课题,对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力市场供给管理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以“优”的成绩顺利结题。

“平等与效率”的冲突被认为是经济学中永恒的难题,对此,姚先国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这种所谓冲突是由把“平等”等同于“平均”所致,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都暗含这一前提。实际上,平等的一般含义就是用同一尺度衡量同类事物。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衡量尺度各不相同,长宽用尺,容积用升,时间用钟点分秒,如此等等。问题不在于讨论什么是真正的平等,关键在于正确选择平等尺度。平均主义损害效率并不等于平等损害效率。恰恰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促进效率提升的根本手段,而规则平等则是有序竞争的有效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姚先国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平等就没有效率”,并且不遗余力地为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性分割、身份等级差别、户籍歧视、性别歧视等而努力。他先后承担了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劳动力市场的整合机理与实现机制》,与张俊森、李实、赖德胜、李宏彬、何文炯等国内外著名学者共同努力,协同攻关,发表了大量论著和研究报告,力主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竞争机会均等化、公民权利均等化来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改革蓝图让他看到了实现平等就业、公平分配、充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美好前景,同时他也深知,“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中国劳资关系失衡和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根源,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各方力量在“四个全面”的进程中共同奋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姚先国和他的同仁们将继续为此而努力。

 

姚先国在“吏”位雷厉风行,整合各方资源,开拓疆土;在学界嬉笑怒骂,为劳动者权益大声疾呼。然而,在对待自己的弟子时,他却是以满腔的热情,关爱、教导、帮助他们,他不仅尽到了一个导师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以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一种仁爱之心给弟子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许多学生对姚先国关爱一直铭记在心,并怀有感恩之情。他的一位早年的弟子曾经回忆自己当年的求学之路。那是一位来自大山的学子,一心希望通过考研走出来。他虽然总分很高,无奈英语离初试线却差了一分。他抱着一线希望敲开了素未谋面的姚老师办公室,结果意外地得到了许多热情的鼓励。姚先国怀着爱才之心,承诺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但当年此事终因生源已满而未能成功。但姚先国还专门打电话安慰他不要气馁,要加倍努力来年再战。在第二年的复习时间里,姚先国还以打电话、写信的方式勉励他,为了减轻他的后顾之忧,甚至给他邮寄了一千元的生活费。后来这位学生考上姚先国的博士生之后,依然经常得到姚老师的资助,最终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姚先国对弟子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作为一名学者,他一直秉承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他要求弟子做学问要 “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是要把握科学前沿,用理论供给分析和解释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所谓立地,就是要摸准社会需求,用政策供给解决和处理现实世界的复杂矛盾。”他自己身体力行,也同样要求弟子。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弟子们也时时提醒自己,要关注真实的世界,研究要“上观天象,下接地气”,正确认识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姚先国对弟子的教育渗透在各个方面。他常教导弟子要知足常乐,如果生活不欢乐,人生就会失去很多意义。他既粗犷豪放,又心细如发,当觉察到弟子有心事时,就会及时开导,“烦恼只有成本,没有收益,傻瓜才干。”“如果着急能解决问题,我可以帮你一起急,或者找一大帮人一起急。”已毕业离校的弟子常常回来看他,还是愿意像以前一样向老师吐露心扉。而姚先国总是乐意与他们甘苦共享,为他们排忧解难,师生情谊十分深厚。他尊重学生个性的发展,不刻意要求他们有多大功名,但期望他们都能拥有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要有血性,要有担当。他常提到做人要像垂柳不要做梧桐,垂柳看似纤细却深深扎根于土地,梧桐身躯粗壮却根底浅显风吹易倒。他将这些对弟子的期盼总是化于饭桌上,闲谈中,以及在处理事情时对他们的声声叮咛里。细雨微风,润物无声。

在与弟子相处的过程中,姚先国幽默风趣的谈吐、不拘一格的见识常常让弟子如沐春风,烦恼皆忘。在弟子眼中,除了讨论学术时的严肃认真和耳提面命,其他时候的姚先国更像一位顽童,充满童真。他了解时下的新词汇并运用自如,高兴时能跟学生一起载歌载舞。他总是笑容满面让人感到亲切,有他在的场合大家无拘无束热闹非凡。在笑闹中他又常发惊人之语,在风趣中谈治学谈做人。

正是由于姚先国自身具备的人格魅力,以及重情重义、无微不至地关心教育弟子的精神,他得到了众多弟子的感激和爱戴。姚先国自己也得到了愉悦。他曾经高兴地说过,自己在浙大从教三十年,最得意之事,是培养了一大批英才;最满足之事,是收获了真正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