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见到徐岱教授的下午，并非在书房，而是在玉泉校区的田径场。冬日午后的阳光尚存暖意，他一身轻便的运动装，独自慢跑，大概到15圈时才停下来。“现在年纪大了，篮球这类年轻人的游戏就不参加了。最近是一天跑步为主，一天训练力量。”他边说边用毛巾擦去头发上的汗珠。

这天上午，他被学校正式聘为文科资深教授，级别相当于文科院士。

这则消息在学院教师的微信群里炸开了锅，各种祝贺纷至沓来。然而他本人并没有特别的兴奋，“我少年时代的梦想是加入国家排球队”——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山东人的基因先天赋予他高大健壮的体格，而早在中学期间他就进入舟山市少体校，每天除了完成正常学业之外，还要加练各种项目，从田径到排球，不一而足。“天蒙蒙亮就要起床训练，光热身就得跑上万米。”从这句话就能看出这段时光带给他的快乐。在大学期间，除了校运会百米冠军的荣誉之外，在4*400米接力赛中连超分别为四百米个人冠军与季军的两名选手第一个抵达终点的经历，至今仍令他兴奋不已。

结果，运动员没当成，徐岱成了文科“资深”教授：早在本科期间他就在国内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其1981年发表的《鲁迅与存在主义》几乎与国际鲁迅研究同期发现了其思想与存在哲学的关联。1986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哲学观的更新与文艺学的发展》，在当年让人眼花缭乱的西方科学主义新理论中，清醒地探索了中国文艺学的观念突破和方法论选择。之后的《艺术文化论》（1990）与《小说叙事学》（1992）的出版则奠定了他在国内学界的地位，被视为“年轻一代学者中代表性人物之一”。

1992年，徐岱领衔为原浙江大学组建人文学院；2008年他又为新浙江大学组建传媒学院。此外还曾先后担任人文学院副院长，人文学部主任等职。行政工作的困难与琐碎，无疑会影响他的教学与科研，但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让他在这方面一直保持高产高质，他迄今公开发表的高质量顶级学术论文已达88篇，出版个人专著15部近600万字。

“我为什么年近六十还在保持力量锻炼，为的是尽力拥有一个不当奴才的体格。”在他的理解中，身体的强健并非仅仅是健康学意义上的，也不仅仅是为了给学术研究保持“革命本钱”。出于对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他希望以亲身实践来改变中国传统书生的“文弱”形象，因为身体的羸弱常常会影响到精神的强大。尽管年近六十，他依然能在健身房里轻松举起200斤重的杠铃。“书生与武士，吾道一贯之。”徐岱看到，中国历史上现实中少有可称为“民族脊梁”的知识分子，现实中多得是奴颜媚骨、巧言令色的文人墨客，少的是顶天立地、敢于担当的侠义之士，“而这样的人，我们或许只有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与孔子的思想愿景中才能找到。”

对金庸这位通俗武侠作家的高度评价，曾一时让徐岱成为公众媒体追逐的焦点。但与一般“金粉”对金庸作品中各类武功的崇拜和浪漫爱情故事的喜爱不同，他真正看重的并非作为“武侠”作品的金庸小说，而是把它视为体现“中国精神”的伟大经典。

所谓“中国精神”，即“侠义精神”，匡扶正义替天行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金庸笔下的大侠，体现了当下中国现实社会中最为稀缺的浩然正气与大丈夫情怀，“金庸小说的境界，就在于对中国民族命运乃至人类共同道路的人文关怀”。

循着金庸的“侠士”，他发现了孔子的“君子”，这一联系颠覆了许多人的既定认识：孔子绝非文弱书生，孔子之学不同于儒家之术，孔子最欣赏的弟子是子路而非颜渊，孔子是武士道精神的开创者，是“中国精神”最伟大的弘扬者。《侠士道》中这些独到而有灵气的见解，与其说展示了他的聪慧，不如说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忧虑与关怀。

威尔·杜兰曾言：你是怎样的人，你便会选择怎样的哲学。从其刚硬的外表，一眼便可见出徐岱对刚性气质的推崇。然而在他的个人词典里，“大丈夫”从来就不等于大男子主义，英雄称号也不独属于男性。在他看来，李清照的一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便可令全天下中国男人汗颜；同样，“大丈夫”也不是武艺高超英雄侠客的专利，也可以是冒着生命危险将蔡锷送出京城的小凤仙，更可以是《查令十字街84号》中的那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书店老板。

与他所喜爱的海明威一样，徐岱内心有极为柔软和脆弱的一面，细腻而富有温情。对待他的学生，在学术上他像威严的父亲，在生活上他却像贴心的母亲。诸如出门下雨是否带伞这样的小事，都要再三叮嘱。学生们也不仅一次见到这位坚强的硬汉流下珍贵的眼泪，或为人事的无常而悲伤，或为生命的璀璨而感动。

虽为男性，他却能以比女性还要女性的体贴去对待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女作家群体。在《边缘叙事》这部已被不少美国高校东亚系列为指定参考文献的著作中，他给予了那些属于家长里短的“小叙事”以特殊的关照，亲身实践了一种超越理论形态的女性主义批评。因为真正的女性主义立场，就是“设身处地地与无条件地，对一直在男权专制文化阴影中生活的女性行为方式与生活态度，以一种宽容的精神给予理解”。（《边缘诗学》，53）

一言以蔽之，他所呼唤的“大丈夫”其实就是真正的“人”，全面发展的人，有诗性的自由人，既不为性别视野所蔽，也不为圣凡之别所限，人人皆可追寻。他对理想人格的想象，具备切实可行的现实基础。在“崇高之后”的平凡日子里，他们是那些不求建功立业，但求问心无愧；不求流血牺牲，但求坚守常识，拥有诗性与趣味，不甘平庸的人。

二

在通往自由人性的道路上，知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无论是奥斯维辛的悲剧还是中国文革的疯狂，都以生命的代价警示人们无知与平庸的可怕。1966年，作为中学生的徐岱，亲眼看到一个五大三粗的军人在械斗之后“像一个沙包那样重重地砸在地上”。

儿时模糊的革命记忆与刻骨铭心的精神饥渴，使徐岱绝不盲从后现代对理性与启蒙的否定，坚信“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在他的生活中，“书”永远是头等大事，逛书店与收拾书架是生活的重要议题，读书写书则比“谈恋爱还重要”。书籍匮乏的年代里，他为买书而通宵排队；书籍繁荣的时代里，他则为读书放弃形形色色的社交。在浙大，徐岱的“逃会”之多更是出了名的。因为真正令他感到充实的世界，还是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安静的书房，只要有一杯咖啡，他在里面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

无论是思想风起云涌、振臂一呼的八十年代，还是理论时尚迭出、争奇斗艳的新世纪，徐岱都坚守严谨扎实的学者风范，坚持“不跟潮流、不凑热闹，在基础研究中呈现重大思想命题”的学术实践。他早年的《小说叙事学》在学界已成经典，引用高达近2000次，此后的《美学新概念》则早已绝版，一时洛阳纸贵。

然而这已经是一个不读文学作品也能做文论研究的时代。徐岱警醒于此，开始一再向他的学生们提出忠告：“多做思想体操，多积累感性经验”。因为除了一般的“知识”之外，人生更重要的是“见识”与“胆识”。孟子所谓的“充实为美”既不是指用食物填饱肚子，也不是用信息塞满头脑，而是用智慧充实心灵。“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已经过去，活在在知识与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还需要认识到知识的局限与滥用理性的危险。

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曾言：智力，并不就是智慧，会有一种智力的存在，即一种“不明智的智力”。在跟理论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以后，徐岱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0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比“无知之罪”更让人恐怖的是“有知之罪”：“与头脑简单的无知凶手相比，有高学历背景的知识暴徒对人类文明构成更大的危害”。几乎是在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出版《理论之后》（2003年英文本出版，2009年中译本出版）的同时，他在国内率先提出“超越知识论，反对理论主义”。

徐岱清醒地看到，我们对待知识和理论的态度，既可能推动社会与人类的进步，也可能导致人类现有文明的大幅度倒退，因为它们将以“扯淡”的方式构造“高级迷信”把我们打回中世纪。从纳粹主义的反犹理论到解构主义对生活意义的解构，都诉诸于一种让人难以从理性上进行辩驳的逻辑主义，把他们的偏见与祸心深深地隐藏在理性中立客观的面目之下。

为此，他毫不客气地对当代学界普遍膜拜的理论家提出质疑：海德格尔“与其说这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思想大师，不如讲只是一位深谙思想写作技巧的真正高手”，而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则是不折不扣的“思想恐怖主义”。面对国内学界（尤其是文艺学和美学界）对理论所怀有的朝圣般的心态，他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他很少参加那些热闹的国内大小学术会议，认为有太多的人在这样的场合密集性社交和交易，不仅讨论不了真正的问题，而且还浪费了很多时间。

面对知识论和理论主义主导的当代人文研究格局，徐岱最近几年的反思力度前所未有。他尖锐地指出把人文教育等同于知识教育的危险性。现代教育的失败，绝不是由于它不传授知识，而是因为它缺乏道德、社会或思想的核心。我们过分重视“开发头脑”，却忽视了“开启心灵”。在通往德性的道路上，我们亟需寻找另一种智慧。他对文艺学和美学领域的“专业主义”走向也深恶痛绝，认为以知识论和专业性为“创新”点的所谓文学艺术研究，自认为采用的是比传统更客观所以更开放的立场，或者说更关注方法论的独立性和实用性，但实际上则是在用众多的理论术语和新式话语遮盖研究者们缺乏基本伦理和价值判断的实际所为。这种目前盛行的“理论主义”和“专业主义”研究潮流的最大恶劣影响，就是让文艺研究和传播事业失去了最关键和核心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立场，这种趋势不仅让中国的文艺和美学研究可能因此愈来愈失去学术的灵魂，而且也极易让整个社会的精英和大众文化越来越呈下滑趋势，让人文学者们越来越缺失惩恶扬善、爱憎分明的伦理高度，缺失勇敢无畏、追求真理的精神境界。

每年，徐岱都要为竺可桢学院的本科生开一门“文艺美学”。与想象中美学课满满的抽象理论和术语不同，这门课看上去像一门观影课。每年的片子都有所不同，但都经过他精挑细选，并以适当的主题呈现。影片既涉及人类历史中沉痛的历史悲剧（如《卡廷惨案》），也不忽略波澜不惊的生活小事（如《查令十字街84号》）；既包括那些令人感动发人深思的优秀作品（如《忠犬八公》），也接纳那些叫座却质量拙劣的问题电影（如《和你在一起》）。这些多样的个案，旨在用“事实本身”来呈现理论命题。

这种反主流的教学模式收到极佳效果，一位修过该课的理科男生来信称“这是一门对人深度改造的课”，有种“抛弃世故，回归真诚”的感觉。这门课让他找回了久违的温情，“老实说，我之前是一个不重感情的人，对各种事情都比较冷淡。现在好多了，和家里的关系也舒缓多了”。

收到这样的来信，自然令徐岱倍感欣慰。他2014年的新作《故事的诗学》同样采用这种形式，不再青睐于那些理论上的“高空作业”，把更多的篇幅留给那些真正对读者有所触动与启迪的故事本身。这些故事之所以美好，只在于它们为美丽人生而存在。用他非常喜欢的勃兰兑斯的话来说，艺术是不朽的，但更为不朽的是人生。

从事美学研究数十年，尽管练就敏锐的审美趣味，但徐岱对脱离伦理关怀的“趣味主义”格外警惕，因为其潜藏毒素。他批评张艺谋作品缤纷五彩背后的浅薄，也在不否定胡兰成《今生今世》文字功力的同时，读出其作品在德性上的衰败。他坚定地认可艾略特的看法：测定一种读物是否是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进行，但评价一部文学的伟大价值不能仅仅用文学标准来测定。因为“一个写诗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诗人”。与之相反，“一个不写诗的人也未必就不是诗人，美好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首诗”。

这一思考标志着他美学思想的彻底转向。从2006年“审美正义论”到2014年《审美正义论：伦理美学的基本问题》的出版，这期间徐岱已顺利完成了从“小美学”向“大美学”的转向。此书基于他多年严肃而认真的思考，对维特根斯坦的命题“美学与伦理学是一回事”进行了系统化的诠释，明确提出：“美学”要想真正发挥其作用，体现出其价值，就必须超越由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作品”的范围，而放眼于人类实践的整个“生活世界”。令他欣慰的是，美国当代著名学者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诗性正义”，与其所见略同。

三

在所有这些称谓里，徐岱最喜欢“人文学者”这个称谓，既没有知识分子的轻浮，教授的清高，也没有专家的狭隘和迂腐。在一次采访中他不假思索道：来生还要当人文学者。

“人文”给予了他极大的想象与思考的空间，在这面旗帜下，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讨论，没有什么观点不可以挑战，也没有什么边际不可以跨越。

作为人文学者，他的批判性与包容度并存，比谁都尖锐，也比谁都包容。他既能尖锐指出冰心小说的不足，也能同情地理解庐隐这样的为生活所迫的女性。他既能有理有据地质疑《春江花月夜》的伟大，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副其实，也从不忽视《我亲爱的甜橙树》等这些通俗但同样优秀的作品。

与每个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他的阅读与思考是“超学科”的。从他给博士生的书单里，尽可看到《植物的欲望》、《生命的未来》、《花园：人之为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希望的理由》等这类被“专业人士”视为“不伦不类的书”。他的课则更像历史课与思想政治课，免不了历史的沉重与现实的忧伤。他直言，如果一个人文学者失去了对这些问题的关注，那就根本不配做人文学者。当《苍穹之下》引来网民热议时，他有意识地找到一些评论个案，通过网络引导学生们进行讨论与分析，因为这些文章“看似客观中立”，“能很好地掩饰其内在的真实面目。”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不善使用微信的他，正在努力寻找新时代的育人方式。

近年来国内高校的学术“大跃进”，也让他备感忧虑。看着一批又一批从“学术流水线“和“理论车间”生产出来的博士硕士，使他对欧文·白璧德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所说的那句话感同身受：“一个人可能会成为出色的学术生产者但却几乎没有任何人文的洞见与反思”。

“如果有谁还坚持人文理想的话，就应当对人文研究的‘学科化’加以反思，反对专业主义，从而真正认识到人文研究算不上名副其实的‘学术’，而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学问’”。当徐岱在2014年11月北师大召开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年会上抛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应者寥寥，有如空谷回音，他的寂寞显而易见。

不过他早已习惯于寂寞，早于习惯于那种独来独往的侠士人生。“在中国文人中，自古以来能做到读书与为人相一致，以自己的一生体现‘人文’两字真正价值的寥寥无几。”（《审美正义论》，174）用他的诗句来说：“红楼一部尽沧桑,重情难免自伤身。门庭冷落迟早事,空谷回音也动人。”他感叹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民族，在骨子里缺乏坚持真理与捍卫正义的勇气。诚如他在为金庸作品所做的辩护那样：“我们总是对优秀的人十分苛刻，而热衷于为那些暴君恶霸寻找开脱的理由。”

倡导“要说真话”容易而实惠，而真要向权力说真话则需付出沉重的代价。他毫不吝惜地向古今中外众多勇敢而坚强的女性致敬，因为男性常常是“口头派”，而女性则往往是“行动派”。

他敬重高华这样的学者，认为“他以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以专业主义捞取个人的江湖地位和财富是可耻的”。“高华作为一个学者比我优秀许多”，但令他欣慰的是，“我与他的学术理念殊途同归，我们是同代人，我们的人文追求是一致的”。

在此，徐岱说得很谦虚。尽管他极少涉足公共领域，也极少直接就公共话题公开议论，但为数不多的几次发言立场鲜明，直击要害，还展示了相当可贵的勇气与担当。他的每本书几乎都是对腐朽皇权文化的反思和国民劣根性批判，同时，他的每部作品也都是在对民族文化反思的过程中向世界贡献真正具有原创价值的“中国思想”。

在一个人文理想暗淡无光，权力与欲望支配一切的时代，他甘于这份寂寞，并能格外享受这份热闹尘世之外的清冷。“我们肩并肩地坐在窗上，观看太阳从屋檐那边沉下去”，为读到这样的句子而悲欣交集，是人文世界给予他的最高奖赏，他为此没有理由拒绝这个充满诗性和温暖的世界。

2014年年末，徐岱做了个临时性的决定：带上几位学生，去他儿时成长的舟山海边。那个令他相见不如怀念的故乡，曾经有着相对淳朴的民俗民风，教给他正直的父母以及为他打开世界之窗的启蒙老师。当然，还有他和他的小伙伴们在海边跑步的身影。

那天午后来到故乡海边时，天色渐晚，夕阳西下。对他来说，这里从不是碧海蓝天的风景，而是海边故乡挥之不去的味道。尽管短短几十年间，社会剧变，沧海桑田，物似人非，但落日余晖依然带人进入往事的记忆。他后来写道：“涛声依旧故事多,空旷沙滩人迹少。倾情寻觅人文梦,难阻人世名利潮。”

这一刻，他似乎又回到了青葱的少年时代，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在涛声的陪伴下奔跑。只是这一次他甩开了所有人，一步当先，向着孤帆和落日远去的方向，永不停息地跑下去。

                                                                                  文   范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