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惦念着躺在病床上的两位师长——沈善洪与黄时鉴老师。清明节当日，天气晴朗，恰巧有空，想去医院看看，但由于这是个特别的日子，恐有不妥，便挨到翌日一早，才冒雨去了趟浙大一院。

沈老气色不错，只是已经彻底忘却了八十二年的人生风雨，两眼茫然对人，总那么让人心生酸楚。黄老呢？情况更是不妙，心跳130每分，呼吸局促，处于半睡半昏迷状态。实在不忍心把他唤醒，只好与他的弟子高先生聊了几句后，默默地退出了病房。心里明白，这很可能是见黄老的最后一面，不过，当4月8日中午先后接到杨雨蕾及黄公子来电告知黄老已于凌晨离世的消息时，还是惋惜，觉得当时应该叫醒黄老，与他说上几句，也算是有过一个告别的程式。可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记得去年岁末，曾邀请黄老到文三西路上一家面馆吃面。那家面馆一色明朝风格装修，堂中置高仿真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黄老晚年学问致力于此），可惜因过年面馆关张，没能成行，年后，黄老卧床不起，于是，我这顿面只好待来世再请了。

已经不记得何时与黄老初识了，当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黄老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的某次外事活动中。可惜，其时的我，整日里忙于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国际交流事务中，几乎不知图书馆的门朝哪个方向开，所以也就不可能与黄老有什么交往。

真正与黄老开始打交道，还是我刚刚调入韩国研究所的1999年，成为他的属下。那时，有一位省里的厅级干部仰慕黄老，想让我在黄老面前美言几句，以便能拜在其门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结果，被黄老一口拒绝，理由是：“我不愿意招收当官的做学生”。受此影响，后来，我自己想考入黄门，也被婉言回绝，终究没能获得称其为业师的资格。不过，近水楼台先得月，既然他是我们韩国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主任，与其研究室又紧密相邻，尽管与他没有构成师生关系，但要想不得其教诲也难。

其时，所里正在编辑韩国研究丛书第21、22、23集，我和另一位年轻同事被指派做沈老和黄老的助手。黄老给我下达的指令，当时几乎让我“恨之入骨”，曰：一、将所里以往出版的丛书全部仔细阅读一遍；二、将所里所藏韩国研究资料全部浏览一遍，做到心中有数；三、对正在编校的每一篇论文的引文找出原始出处逐一校对。还跟我说，他父亲解放前曾任职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那里的校对工作是从一本书的最后一个字开始，倒着逐字校对到书的开篇首字，目的是避免因快速顺读而漏检错字、别字，今天虽然不要求这么做，但必须认真逐字校阅。这是何其大的工作量啊！更何况这项工作纯粹是为人做嫁衣，于我自己，既无名也无利。怨恨之心油然而生。不过，心虽不悦，但迫于黄老的学术威望和长于家父的年岁，我只好遵命照办。现在想来，正是这长达两年旁依黄老和沈老的编校工作，才使我对韩国传统文化、中外关系史、中国思想史有了初步的了解，从一个行政工作人员顺利地转型成为求学问道之人。

我是幸运的，除了在科技史和语言学专业两个领域亲炙于黄华新师，并获硕士、博士学位以外，还时时受教于中国思想史、中外关系史的这两位大佬。尤其是黄老，从其学，甚至有过一段难忘的“蜜月”期。那是在黄老不再被返聘于浙大以后，每周一上午，黄老到校医院来开药，然后等中午的班车回家，之间的这段时间，黄老总会来我办公室转转，与我做一两个小时的学术闲聊，从治学方法、史学界的过往趣闻，到他目前的最新学术发现等等，黄老成了我学术交流的知己，更成了对我耳提面命的恩师。可惜好景不长，过不了一年，随着师母阿尔茨海默病的越来越重，越来越离不开黄老的贴身照护，加之黄老宿舍区内新设立了校医院门诊室，我也就不再有这样送上门的、一对一“家教”式的享受机会了。不过，邮件的往来和电话的交谈还是不少的，我非常自豪于黄老对我称呼的渐变，从开始的直呼我名，到称我为“同道”、到称我为陈老师，再到他最后在赠我的书法集题赠中称我为“辉兄”。从中其实也不难看出黄老为人的谦逊。

同事们都说，黄老虽然不到八十，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学术生涯应该算是圆满的。从蒙元史到中外关系史，著作等身，是业内公认的大家，晚年致力于从图像解读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演变，其《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等著作不仅开拓了学术研究方法，而且“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升至世界前沿”（《中华读书报》语）。长年治史，必定使他对人生有清醒的认知，对自己晚年的学术安排也更加有计划性和条理性。可能是预知自己在世的来日无多，他在2010年的某个夏日，接受了《东方早报》记者黄晓峰先生的“学人访谈”，从自己在北大的岁月谈到09年应邀到台湾“中研院”的访学，长达5个小时，对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作了一个完整的回顾（此篇访谈录发表在2010年10月27日《中华读书报》第7版，题名《黄时鉴：板凳可坐一生冷》）。黄老在去世前留遗嘱说：不出讣告、不办丧事。现在看来，此篇学术访谈，实际上是他给自己留的最好的悼词。就在这一年的秋天，黄老整理精选了自己一生的学术佳作，分三卷出版了《黄时鉴文集》（中西书局，2011），依次分为《大漠孤烟——蒙古史元史》、《远迹心契——讫于蒙元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东海西海——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东西文化交流史》，他在自序中说：“我的一生可以说是在大学里度过的。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2008年底，蓦然自问此生如何？回顾往日，别的事情似乎已渐模糊。可是所撰之文，白纸黑字，倒是清楚的。于是动手搜检，编出一个目录，计算字数，约有百万余字”。

确实，黄老的学术之路是完美的，他的文集的出版，等于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不过，常言说得好，“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他注定也难避“生老病死”之苦。“走在学术之路上往往是寂寞的”（引自其文集自序），曾经的时代不幸，当今的学界浮夸和学术行政化等等，想必也会给黄老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其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苦竹斋”，当能使我们体察其些许内心的苦闷。而其晚年，由于师母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等家庭生活的不如意，更会使他心生悲凉。尤其是2011年体检，黄老查出自己有不祥嫌疑，这更使其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好在他早在十年前就重拾了“童子功”，每日书法功课不断，使其依然保持了气定神闲的学究风范。即便是去年春夏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他呈现在众人面前的依然是必能战胜病魔的坚强意志。然而，当我们翻看他最后存世的其书法作品集《人间词话引句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从“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开篇，到末尾的“啼鸟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谁共我，醉明月？”传达给读者的，却是满纸的辛酸与悲伤。此难道不是许多当代知识分子的内心写照吗？

别了，黄老，请一路走好。愿您在天堂的“苦竹斋”，永远是春色满园。

                                    2013年4月12日黄老遗体火化日   写于耕川斋

                                                                                 文/陈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