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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洪:中古史上道教的写经

日期: 2016-12-08 访问次数: 22

2016年12月4日晚,“浙大东方论坛”西溪分论坛第十二讲“中古史上道教的写经”在西溪校区人文学院咖啡吧举行。本次的主讲人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的张泽洪教授,浙江大学古籍所张涌泉教授主持了讲座。张泽洪教授在道教思想、道教科仪及少数民族宗教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对敦煌出土道教文献也深有研究。

讲座一开始,张教授便谈到了中古时期道教写经风潮的兴起。汉魏时期,道经传播主要依赖道俗信众的传抄授受。到了南朝,上清派道士的写经扩展了这种抄经的影响,开创了后世写经的传统。王羲之写《道德经》换鹅的故事便是这一时期写经的绝佳例子。

唐代是中古写经最盛的时代。张教授指出,唐代写经、藏经的风俗传播广泛,影响深刻。写经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个体信徒及道观:政府内部甚至设立了专门缮写道经的机构。道教内部对于写经程式规定严格,对于写经的形式、书体、装潢、收藏等都有明确规定。对于宗教性的写经之外更一般的状况,张教授在讲座后面的部分中提到,作为唐代国家藏书机构的秘书省里面有秘书郎、校书郎、正字等分工明确的技术人员,整个缮写图书的过程十分严格。政府组织缮写道经完毕,会颁发全国各地。各地名山宫观有藏经的传统,以充“镇山之经宝”;道教内部也有藏经于名山大川地中深潭的习惯。

接下来张教授以敦煌写本中所见道经题记为中心,从一个更微观的角度向听众们介绍了中古道教写经的具体情形。张教授指出,敦煌地处西陲,佛教势力强大,然而敦煌藏经洞里仍然出土了八百余件古道经写本,其中尤以唐代写本为多。张教授指出,这些写本主要分为两种:其一为长安写本,其二为敦煌本地写本。所谓“长安写本”即由朝廷组织缮写,之后颁赐敦煌地区,最后藏入藏经洞的写本(或者是其它原因,写于长安,最后藏入藏经洞之写本);所谓“敦煌本地写本”,顾名思义,即是书写于敦煌本地者。张教授以斯2295号写卷为例,以其题记为核心,细致入微地分析了长安写经的具体流程。不过,张教授强调,总的来说,敦煌本土写经占藏经洞出土写经之大半。而敦煌出土道经中数目最多的是《太玄真一本际经》,多达一百余件。张教授认为,《本际经》的广泛流传与唐代帝王不遗余力的传播有很大关系。尤其重要的是,《本际经》第一卷《护国品》与政治的关联是皇家推崇这部经典的重要原因。

在介绍了敦煌道经的概况后,张教授接着分析了唐代写经盛行的原因。道教历来重视经典的传写,在道教的教义中,对经典的缮写、传播与保护都是极为重要的内容;道教宣称抄写经书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上可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下可保家庭和睦、身体健康。这样的宣教无疑对广大道俗群众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在这种信念的感召下,一代又一代写经人潜心缮写,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讲座的最后,张教授总结说,现存敦煌道经的题记大略反映了敦煌地区道经传写的概况,亦可见整个唐代写经风气之一斑。唐代是中古史上写经风潮最盛的时代,唐代写经事业的兴旺发达与皇室的推崇、道俗信众的参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张教授发言结束后,老师、同学们踊跃提问,张教授对同学们的提问作出了细致的回答。大家就道教写经的内部构成、佛道关系、民间道书的书写与传播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