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4日晚，“浙大东方论坛”西溪分论坛第十二讲“中古史上道教的写经”在西溪校区人文学院咖啡吧举行。本次的主讲人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的张泽洪教授，浙江大学古籍所张涌泉教授主持了讲座。张泽洪教授在道教思想、道教科仪及少数民族宗教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对敦煌出土道教文献也深有研究。

讲座一开始，张教授便谈到了中古时期道教写经风潮的兴起。汉魏时期，道经传播主要依赖道俗信众的传抄授受。到了南朝，上清派道士的写经扩展了这种抄经的影响，开创了后世写经的传统。王羲之写《道德经》换鹅的故事便是这一时期写经的绝佳例子。

唐代是中古写经最盛的时代。张教授指出，唐代写经、藏经的风俗传播广泛，影响深刻。写经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个体信徒及道观：政府内部甚至设立了专门缮写道经的机构。道教内部对于写经程式规定严格，对于写经的形式、书体、装潢、收藏等都有明确规定。对于宗教性的写经之外更一般的状况，张教授在讲座后面的部分中提到，作为唐代国家藏书机构的秘书省里面有秘书郎、校书郎、正字等分工明确的技术人员，整个缮写图书的过程十分严格。政府组织缮写道经完毕，会颁发全国各地。各地名山宫观有藏经的传统，以充“镇山之经宝”；道教内部也有藏经于名山大川地中深潭的习惯。

接下来张教授以敦煌写本中所见道经题记为中心，从一个更微观的角度向听众们介绍了中古道教写经的具体情形。张教授指出，敦煌地处西陲，佛教势力强大，然而敦煌藏经洞里仍然出土了八百余件古道经写本，其中尤以唐代写本为多。张教授指出，这些写本主要分为两种：其一为长安写本，其二为敦煌本地写本。所谓“长安写本”即由朝廷组织缮写，之后颁赐敦煌地区，最后藏入藏经洞的写本（或者是其它原因，写于长安，最后藏入藏经洞之写本）；所谓“敦煌本地写本”，顾名思义，即是书写于敦煌本地者。张教授以斯2295号写卷为例，以其题记为核心，细致入微地分析了长安写经的具体流程。不过，张教授强调，总的来说，敦煌本土写经占藏经洞出土写经之大半。而敦煌出土道经中数目最多的是《太玄真一本际经》，多达一百余件。张教授认为，《本际经》的广泛流传与唐代帝王不遗余力的传播有很大关系。尤其重要的是，《本际经》第一卷《护国品》与政治的关联是皇家推崇这部经典的重要原因。

在介绍了敦煌道经的概况后，张教授接着分析了唐代写经盛行的原因。道教历来重视经典的传写，在道教的教义中，对经典的缮写、传播与保护都是极为重要的内容；道教宣称抄写经书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上可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下可保家庭和睦、身体健康。这样的宣教无疑对广大道俗群众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在这种信念的感召下，一代又一代写经人潜心缮写，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讲座的最后，张教授总结说，现存敦煌道经的题记大略反映了敦煌地区道经传写的概况，亦可见整个唐代写经风气之一斑。唐代是中古史上写经风潮最盛的时代，唐代写经事业的兴旺发达与皇室的推崇、道俗信众的参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张教授发言结束后，老师、同学们踊跃提问，张教授对同学们的提问作出了细致的回答。大家就道教写经的内部构成、佛道关系、民间道书的书写与传播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