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6日晚，“浙大东方论坛·亚洲文明”系列讲座第6讲“跨区域整合的历史轨迹——中国史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在浙江大学图书馆紫金港校区农医分馆二楼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图书馆主办，浙江大学文学院协办。主讲嘉宾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主持人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

讲座伊始，姚大力教授引述蔡美彪先生的观点：秦以后“历代统一王朝订立的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袭秦制，只是在秦制的基础上有所损益”。不过姚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事实上并不是单纯地在沿袭秦汉统治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不是仅靠汉文明从中心不断向外辐射其支配力和影响力，从而将它的覆盖面朝各个方向寸进尺取地渐进拓展的结果。中国文化从最初就不是天然具足、对外闭锁的历史文化单元，它的内部更拥有丰富的多元性。姚大力教授通过展示新石器和铜器时代农作物、家畜与技术等经中部亚洲廊道东传、“马”“牛”“车”等名称的印欧语词源以及现代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成果，有力地说明外来文化因素对汉文明形成和发育的影响。姚教授尤其强调，如今多学科、跨学科研究视角的介入，可以帮助我们更细致、更确定地了解过去难以弄清的诸多历史之谜。

接着姚大力教授从唐朝疆域讲起，指出唐朝未能始终控制蒙古高原、西域等地区，在唐朝建立起派出型官僚建置的各个地区之间，其管治强度存在很大差异（东密西疏），在东部地区内部其绵密程度同样有别（北密南疏）。姚教授以浙江、福建等区域为例，展示出南方郡县建制从北到南、由海岸线向内地扩张的历史路径。姚大力教授还通过“南江北河”等生动例证追溯了汉族祖先人群形成和向南拓展的基本线索。他在这一部分总结道，中国历史版图的扩展过程曾产生两类不同的疆域：一类遵循着从孤悬式控制到散点式控制、再到圈网式控制的发展路径，形成被完全“消化”的内扩型疆域；另一类则因止于散点式控制而成为未能被完全“消化”的外悬型疆域，比如西域地区。

随后，姚大力教授讨论了汉唐国家之所以无力完全消化外悬型疆域的原因。他揭示出中国版图上的黑河—腾冲线、300—400毫米年等降水量带以及农业区界线走向大致吻合的事实，并对比了黑河—腾冲线与拉铁摩尔提出的“中国的腹地亚洲边疆”界线。他认为，历史上的汉族移民运动止步于不能从事雨养农业的广大西部中国，是汉唐帝国始终没有能力将它们一度拥有的西部版图纳入郡县体制的基本缘由。他并列举历代史书中的史臣议论，表明唐宋时期的儒家主流见解，对汉文明向外拓展的上述天然局限性已经形成十分明确的意识。

在报告最后一部分，姚大力教授强调，诞生于中国北部边疆地域的北亚边疆帝国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他指出，历史中国的统一进程，可以分为唐和唐以前，以及十世纪之后这样两大不同阶段。前一个阶段的特征，是构成历史中国的诸多文化-地理板块分别完成了对各自区域的内部统一。后一个阶段中国版图整合的特征则主要表现为各地理-文化板块之间的跨区域整合，而这一阶段整合的驱动力，出自形成于北亚和东北亚板块的辽、金、元、清各朝。姚大力教授将现代学术文献用以指称匈奴等蒙古草原政权的“Shadow Empire”译作“如影随形的帝国”，意喻出现在草原上的一系列帝国形式的部落联盟，以这种形式与南方内地的帝国交流与对抗。姚大力教授枚举中外名家对金朝汉化现象的诸多评论，但他认为这并不意味女真人已经成为汉人或想变为汉人。他介绍了《满洲之道》一书内容，指出自我与他者的边界并不必定会因当初用以界定自我的那些特殊属性的消失而趋于泯灭。

姚大力教授总结说，除了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传统中国还有另一种出于腹地亚洲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它萌芽于辽，发育受挫于金，成型于元并发达于清。他提出，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究竟应当如何书写中国疆域形成与拓展的历史进程？又应当怎样看待世居在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再思三思的重要问题。

在冯国栋教授的主持下，同学们踊跃提问，姚大力教授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腹地亚洲”概念等角度加以回应。姚大力教授真诚、严谨又不失风趣的谈吐引来了阵阵欢笑。本次讲座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成以晋、王子尚

图：苏开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