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晚，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大学文学院、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主办的“浙大东方论坛·文明之光”第二十六讲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一楼报告厅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梅建军研究员主讲，主题为“中国冶金考古的三个前沿课题”。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文学院教授高奕睿主持了本场讲座，两百余位师生现场听讲。

近二十年来，中国青铜时代冶金技术的研究已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但仍有不少问题尚有待解答。在本次讲座中，梅建军教授围绕中国冶金考古的三个前沿课题——早期青铜治金技术的起源、商代青铜治金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失蜡铸造工艺的开端展开讨论。

首先，梅教授梳理了早期青铜治金技术起源问题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学术史进程，介绍了林梅村、郭静云、苏荣誉、金正耀等学者近几年所发表的学术见解，指出西来说与独立起源说这两种假说各有主张，此起彼伏，至今难分高下。从博士期间对新疆早期铜器的科学分析，到近年来对西城驿遗址、石峁遗址出土冶铸遗物的考察研究，梅教授深入探讨了中国早期冶金发展中的外来影响以及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冶金术的本土化进程。可以明确的是，中国西北的河西走廊地区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已经形成了早期冶金中心，表明冶金术已落地生根，实现了本土化的进程，为其向东传播至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奠定了基础。他强调，当前的两种假说并非定论，以西来说为例，其有发展演变的过程和立论的基础，但也有大量模糊不清的环节，研究者们须持有开放的心态看待这一问题。

随后，梅教授提出了第二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即商代冶金是中原一统还是各显神通？他罗列展示了中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陕西汉中等各个地区出土的各式青铜器，从中归纳出商代青铜器在类型上存在区域多样性的特点，并且，各个区域间呈现出复杂的互动与交流图景。他指出，技术是由特定的信仰、礼仪和观念意识支撑的。这种类型上的区域多样性，不仅体现了青铜器的技术系统存在多样性，更反映了其背后的社会系统也是多样的。在研究中，梅教授及其团队使用了高放射性成因铅（简称“高放铅”）同位素比值测定方法。商代青铜器中高放铅的发现意义重大，揭示了各个区域间在金属原料的获取和流通方面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就汉中青铜器的数据分析结果而言，他提出了秦岭山系是高放铅金属材料的一个潜在来源地的假说，但也提示了商代青铜器的高放铅问题极其复杂，至今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梅教授还详细讨论了三星堆青铜器，认为其造型风格和制作工艺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都是独树一帜的，但这批青铜器的制作地点、以及技术和原料来源仍存在诸多未解之谜，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和探索。

讲座的第三部分集中探讨了中国青铜时代“失蜡法”技术是否存在的问题。梅教授先简单介绍了失蜡工艺的原理、实施步骤与技术特点。他引用杨欢博士的研究论文，回顾了有关中国古代青铜器失蜡铸造工艺的百年研究史，并指出有关中国青铜时代是否使用失蜡法的争议持续至今。彭鹏《中国青铜时代的金属制作》一书是最新的专著研究。尽管书中某些结论仍有待商榷，但其研究角度新颖，对现有的研究工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推动作用。梅教授认为，失蜡法存在与否的问题不宜过早下结论，而是应该容忍不同学术见解的存在，让学者们自由地发表各自的学术观点。下一步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要探索新的方法来辨别使用失蜡工艺的考古物证。他还观察到，秦始皇陵所出土的青铜水禽上出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工艺特征，如颈部的铜隔档、芯撑、芯骨，以及补缀小铜片，这与古希腊用失蜡工艺铸造的青铜塑像上所见到的工艺现象非常相似，表明这些青铜水禽很有可能是采用失蜡工艺制作的。

讲座所涉及的三个前沿课题，既是学术重点，也是学术难点，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讲座的最后，主持人高奕睿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并对梅教授的精彩演讲表达了感谢。在场师生针对商代青铜器中的高放铅、新发掘的铸铜考古遗址、河西走廊沿黑河流域的早期文化交流路线等问题与梅教授进行了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