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评论》与晚清中英文学交流
发布时间：2006-09-27 浏览次数：1689
《中国评论》，又名《远东释疑报》，1872年7月创刊于香港，自1872年7月至1901年6月，共出25卷143期，《中国评论》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最早的真正汉学期刊（美国理海大学东方学家、比较宗教学家吉瑞德教授在其《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翻译》一书中作此断语）。可以说，19世纪后半期，正是西方汉学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西方业余汉学向职业汉学转型的时期，而《中国评论》不仅见证了这一时期西方汉学领域所发生的主要变化，更见证了西方汉学在19世纪下半期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几乎所有19世纪重要的西方汉学家，都在《中国评论》上刊发过有关中国或者东方的文论。对于晚近中西文学-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者来说，《中国评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宝库。而研究《中国评论》，自然也就成为研究晚近中西文学——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评论〉与晚清中英文学交流》以《中国评论》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个案研究来折射19世纪下半期中西文学——文化交流的一般状况和具体历史进程。全书分“总论”与“专论”两部分。总论以《中国评论》25卷中涉及中国文学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对《中国评论》与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中国诗歌、中国散文、中国戏曲等关系形态展开分析阐述和评论。而在“专论”部分，该书选取在《中国评论》上刊发过一定数量和分量文论的汉学家为对象，就他们与中国文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形态，尤其是他们的相关具体汉学研究进行了介绍评述，其中着重介绍了汉学家理雅各、欧德理、翟理斯、湛约翰四人。此外还就《中国评论》上刊发的《水浒传》、《玉娇梨》、《茉莉花》等中国文学文本的英文译本进行了介绍评述。
在上述总论和专论之外，该书还在绪论中就晚近中西文学-文化交流的一般状况进行了宏观说明阐述，提出了传教士汉学传统、外交官汉学传统、思想家汉学传统、作家汉学传统以及职业汉学家汉学传统等不同类型的西方汉学传统，并就晚近中西文学-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的“出超”地位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探讨。
《〈中国评论〉与晚清中英文学交流》一书选择在国内学界甚少介绍、而且其中大量的文献资料也甚少利用的《中国评论》为研究对象，本身就显示出作者敏锐而深入的学术眼光和开阔视野。而以个案研究来彰显时代中西文学-文化交流特征的方式本身，也使得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了那种肤泛的一般介绍性研究，深入到了晚近中西-文化交流的最深处。而该书对原始文献的大量使用介绍，不仅填补了诸多学术空白，更是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适宜的经验借鉴。而该书中不少研究专题，基本上为国内学界第一次涉及，这对完善学界在上述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积极扎实的学术信息和思想方法参考。而它所提出并形成的诸多结论，不仅有益于《中国评论》研究，有益于晚近中西文学-文化交流研究，有益于19世纪西方汉学研究，同时也有益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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