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进”国际研讨会综述在多家学术报刊上发表

　　2008年9月由浙江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汉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进”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中国社会史、地方史、乡村民间民俗文化领域的相关学术议题，展开了集中而深入的交流与研讨。研讨会以江南特别是浙江的基层社会史研究为主要关注点，共收到会议论文80篇，近150万字。国内外汉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

　　研讨会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日前，研讨会3个分论坛——中国社会史与新史学、地方史研究与新史料的发掘、民俗文化与乡村社会的3篇学术综述，分别在国家级学术报刊《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报》、《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

新史料发掘与史学研究的推进

——“地方史研究与新史料的发掘” 会议综述

　　2008年9月25－26日，“地方史研究与新史料的发掘”会议在杭州三台山庄举行。这次会议由浙江大学与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的31位学者参加会议。
    浙江大学包伟民教授介绍了浙江大学历史系新近启动的“浙江地方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该项目第一期包括两个子项目：（1）龙泉档案馆藏民国地方法院档案卷宗的整理和研究；（2）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的研究团队开展的松阳石仓源古村落的考察和文书搜集、研究工作。
    高田幸男、冯贤亮、冯筱才、毛传慧、肖如平等学者分别以江苏省教育会档案（1946—1949）、民国江浙水利联合调查委员会档案、浙江省地域团体档案、农林档案、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浙江分署档案为主要资料，对民国时期经济、水利、教育、救济和公共卫生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个案研究。对国外档案馆藏中国档案的发掘，是档案利用中的另一个热点。中山大学刘志伟、黄国信利用英国公共档案馆藏“清代广东省督抚衙门档案”（又名“叶名琛档案”）材料，重新思考了宁波商人在明清海洋贸易转变过程中的角色和潮州反入城运动的起因、领导方式等问题。与会代表认为，档案资料的发掘有助于对一些旧问题提出新认识，但利用地方档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
    田野工作与地方文书的搜集和解读，是本次会议另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主题。台湾东吴大学王秋桂和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分别做了以《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地方社会比较研究》和《从地方材料看大礼仪与礼仪革命》为题的大会主题发言。王秋桂介绍了他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主持的几个大型民间信仰和地方文化的研究项目。科大卫则结合自己多年田野考察经验和文献史料，讨论明代大礼仪与宗族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过程在不同地区的多种表现。
    田野考察所得资料，卷帙浩繁、类型多样。仅就本次会议各位学者所发表的论文来看，就包括曹树基、章毅等利用契约、家谱的研究；鲁西奇、杜正贞、邓庆平等利用碑石材料的研究；康豹（Paul R.KATZ）对台湾庙宇中神判诉讼的研究；吴松弟对祠堂祭祖仪式的考察等。与传统史料相比，对这些田野资料的鉴别、考证和利用尤其困难。刘永华对宗教科仪书断代问题的讨论，温春来对彝族文献的价值与使用原则的考察，王振忠对徽州村落文书的编纂、保存、流传和散佚情况的介绍，以及赵世瑜对图像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的论述，都对如何准确使用田野考查资料进行了深入思考。会议的讨论也显示出，由于学科背景和研究实践的差异，学者对于田野考察工作的方法及其在史学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识。
    与会学者的论文还涉及多种史料的运用，如邹振环研究宁波买办所编的方言英语读本《英话注解》；朱小田利用竹枝词探讨湖州南浔镇的成长历程和社群关系；丁贤勇对民国交通史的研究同样利用了俗语、歌谣，并且结合了民国年间的列车时刻表等材料。
    有学者通过发掘传统史料提出了新见解，陈彦良对“毋铸作钱”简册的研究，金子修一关于《大唐元陵仪注》中代宗葬仪与《大唐开元令》中官人葬仪的比较研究，大野晃嗣利用《登科录》、《同年齿录》、《履历便览》等明代科举名簿材料，重新研究明代举子虚报年龄的现象等等，就属此例。
    会议还成为学者交流史料信息的平台。近藤成一介绍了日本所藏隋唐以来中日两国交往的文书；范金民介绍了日本收藏的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书，除了大量的土地买卖契约以外，还包括一些不常见的文书形式，如田地经账、胥吏缺让渡文书、约票等。
    本次会议的宗旨，是希望以地方史研究的视角与新史料发掘为切入点探讨推动学术进步的途径。经过两天的交流，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史料种类和数量急速增加的同时，探索正确的史料搜集、整理和解读方法，并对这些史料进行严谨、细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是需要齐头并进的艰巨工作。学术界尤其需要加强合作交流，更好地保存、利用和共享这些得之不易的史料。

（作者杜正贞，历史系副研究员。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11月18日第11版）

2008年中国社会史与新史学研讨会综述

　　2008年9月25－27日，由浙江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汉学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国内外10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其中，“中国社会史与新史学”作为三个相对独立的论坛之一举行，日本著名学者森正夫等以及国内约20名学者参与了讨论。

　　新史学的讨论，始于2002年一批中青年学者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的研讨会；沿用梁启超的“新史学”提法，旨在强调：希望社会科学的多学科进入历史学研究，甚至提倡和追求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特别是希望推动社会史与概念史研究，以促进史学在史观、方法、领域三个方面的发展。此会后遂有了《新史学》及后续编篡。在本次会议上，部分学者坚持上述立场。但是孙江等部分学者则批评说，社会史研究不能专门收拾经济史、政治史等不要的东西；他们强调在方法论上须考虑语言学关于语言不确定带来文本不确定性的冲击，要重视如何重新解读与解释，这个被表述为概念史的研究仍然可以在社会史范畴内展开，但是却具有一种“脱社会科学化”的倾向。此论在会上引起一定争议。

　　此次研讨会着重研讨了四个议题：

　　一、关于新史学与后现代历史学的反省。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夏明方教授归纳后现代史学有五个特点为：历史碎片化、不坚持内部取向、追究边缘问题、质疑历史真实性、以讲故事取代概念化的历史书写，认为后现代史学有三步策略，即先众声喧哗，再争取位置，最后形成霸权。这一批评受到反批评。有学者肯定后现代史学在史观、历史发现方面的积极性，同时强调新史学并不等于后现代史学。

　　二、关于概念史、观念史。对概念史有兴趣的学者强调，要考察概念、观念如何在历史脉胳中被建立和改变，以及它被如何用来改变历史和进入现实。杨念群通过“文质之辩”的历史变化，孙江以中国宗教的概念形成史，黄兴涛以地震知识在近代中国开始传播的文本考察，海青以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本文的社会史解读等，展示他们的方法和结论。其共同倾向是试图从历史脉络中发现一些重要概念的本来意思及其流变，而不是从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去简单解读。

　　三、关于社会史及其当代延伸。其中，余新忠追述明代后期以来医疗的社会文化史，曹新宇挖掘宣统元年驻意大利大使钱恂对DE GROOT关于中国宗教迫害的论战情况，森正夫借田野和文本解释30-40年代上海农村的土地制度新情况，毛丹和阮志邦各自从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三重关系维度上分析浙江农村最近30年变化，阮云星以历史人类学视角考察福建一个村庄的迎将军活动，都是将社会史的讨论与当代社会问题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困惑。例如，森正夫教授称毛丹观察中国村庄近30年转型史的方法和解释属于“历史学临床”，其前景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四、《新史学》的编辑方向。与会者提出，新史学要坚持史观反省、方法与表达的发明、领域开拓；要发挥思想批判、文化批判、常识与惯例批判的功能。与会者还期待展开三个议程，即，《新史学》承认后现代思潮进入在多个层面、角度上产生积极作用，但并不把自己混同于后现代史学，而是希望在历史学世界观方面努力克服像物理学看东西一样对待文献与现象学主观主义解释的对立，在学科交叉方面努力实现学科界限打破后的新形态，在具体历史发现与历史阐释方面发现新历史。

作者毛丹，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博导，本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09年1期，发表时有删节、修改）

　　　　　　　　　　　　　　           　（浙江省社科联学会处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