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教授发表“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演讲

发布时间：2009-06-01 浏览次数：2226

2009年5月22日，我国著名政治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表了题为“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对农民政治行为经典模式的超越”的演讲。

徐勇教授首先回顾了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他指出，现代西方国家往往将农民作为社会的保守力量看待，马克思对小农持批判态度，认为农民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而在20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以传统农业社会为研究对象，分散的农民和强制的国家形成对比，从而形成了农民的政治行为模式：压迫-反抗、顺从-叛乱、顺民和仁政-暴民和暴政，西方学者基本上以此为经典模式来认识和解释农民的政治行为。即便是在中国本土的研究中，无论是欧博文、李连江的“依法抗争”，还是于建嵘的“依理抗争”，都沿用了西方的经典分析模式。

徐勇教授批评了现有的经典模式隐含的两个理论假定，即以农民与国家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前提，以将农民作为历史的被动者为前提。他表示，这些假定并不符合当代中国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模式，也不符合农民实际的行为特征。通过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徐勇教授指出，“包产到户”、“瞒产私分”、“自由买卖”、“乡镇企业”、“村民自治”和“农民流动”等一系列实践经验证实，中国农民存在大量的首创行为，他们不断突破各种体制性障碍，对中国改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当代农民的众多创造行为更引发了整个制度的变迁。换言之，中国的农民并非历史的被动者，而是具有更为浓厚的主动者色彩。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徐勇教授提出了“基层社会和创造性政治”作为新的农民行为解释框架，以取代原有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框架。在他看来，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理论范式的不恰当选择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新范式对国家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徐教授强调，“基层社会”和“创造性政治”分别针对“底层社会”和“抗争行政治”而言，前者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相比底层社会具有更多的包容性，既包含了矛盾冲突的可能，也能体现良性互动的一面。而“创造性政治”则要求不仅改变旧的制度，更要创造一个能够改变所有人命运的新体制，它特别重视建设性的意义，以及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也正因此，新的分析框架包容了领导的创造理论，重视政治上层与下层的互构。

公共管理学院师生150余人听取了徐勇教授的演讲，并进行了热烈互动。有师生质疑这一新分析框架是解释型还是倡导型的，也有师生希望徐教授更加重视当前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发展变化的事实，以更为开放的眼光看待农民行为。

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郁建兴教授主持了本场演讲会。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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