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菲利普•施密特教授来我校作“民主化与国家能力”学术讲座
发布时间：2010-11-08 浏览次数：1141
11月4日，一场题为“民主化与国家能力”（Democratization and State Capacity）的学术讲座在公共管理学院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是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斯坦福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客座研究员，欧洲大学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系教授研究员，国际著名政治学家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教授。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余逊达教授担任评论嘉宾，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郁建兴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菲利普•施密特教授从思想史上马克思•韦伯等人关于民主与社会发展的理论引入了本次讲座的主题，指出本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当代民主化的发展问题。1974年葡萄牙民主化之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其中三分之一的国家的民主代议化进程（democratization）以失败告终，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野在民主化进程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他的研究所关注的正是民主化进程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相互影响。
首先，施密特教授对国家能力这一研究对象进行了解构。他指出国家疆域、国际环境、物质资源和合法性等变量是影响国家能力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的职能和任务，随着地缘政治的不同，对国家能力的衡量也具有相对性，而国家对资源的掌控能力，特别是财政收入是国家能力最好的指示。另一方面，国家对经济行为的规制可以增强国家的合法性，两者之间能够进行互补，欧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接着，施密特教授基于大量翔实的数据资料向大家展示了其分析的具体路径。他指出，民主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无论从数据上还是逻辑的关系上看，都不能忽略第三个变量“发展/现代化”（development/modernization）的影响。在这个三角关系中，要使用统计方法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发展/现代化”这一变量进行控制。发展对国家能力的作用是复杂的，一方面，发展能够促进国家能力的增强，因为现代化会对公共物品产生更多的需求。另一方面，发展也可能不利于国家能力提升，因为随着国家的现代化，公民收入的增加会促使其产生更高的私人产品需求，并且更多地转化为私人活动。同时，全球化导致的资本流动，也会一定程度上削弱国家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施密特教授阐述了两个相对的理论路径。第一种是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其认为伴随着民主化的进行，民众和社会团体更倾向于通过个体而非公共的方式来获取资源。从而，民主化降低了民众对国家能力的需求。另一种则是保守主义的理论视角，其认为民主化程度越高，民众对国家能力的需求越高。施密特教授指出，他的研究正是围绕“民主如何影响国家能力”这一问题的一般理论视角来进行实证研究，试图找寻问题的真正答案。
在研究中，施密特教授不仅提出了静态的分析模型，更进一步从动态的历史时期对那些从传统共产主义集权制度向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转型的欧洲国家进行了追踪观察。在自由主义曲线之下，在民主化开始之后，以国家收入为代表的国家效能会剧烈下降，到低谷的时候可能会反弹，并逐渐趋于稳定。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曲线中，民主化之后的国家财政收入与国家效能显著下降，但较之理想自由主义者曲线来说，下降度要慢得多，利用前政权所遗留下来的福利体制，逐渐促进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保持经济的发展。总体说来，这些国家在政治转型中的民主化能力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趋势：即先下滑，而后再上升并渐趋稳定。然而，无论是哪种曲线图模式，都有一段急剧下降的曲线，即“眼泪之谷”（the valley of tears）的波动趋势。问题并不是民主化使国家效能剧烈下降，而问题是这个时间段有多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最后，施密特教授对其研究结论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他指出，虽然共产主义国家向民主制度转型的案例显现出民主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在短期内并不十分明朗，但从长期来看，民主化可以增强国家效能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使公民可以自愿自主地加入到政治过程中。
在讨论与互动阶段，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研究方法设计、衡量民主的标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施密特教授一一做出了回应，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余逊达教授对本次讲座做出了点评。余教授首先回顾了施密特教授的研究内容，高度评价其研究中翔实的数据资料，严谨的科学态度堪称学者典范，同时，他也对本研究中关于国家能力的内涵等问题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文：牟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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