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胡可先著《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

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段话已经成为近代学术史上取用新材料以研究学术问题之理路标的。而近代所出两大宗关涉唐代之新材料者，除了引发陈先生此段感慨的敦煌藏经洞文献外，即数以秦豫二省出土墓志为主体的各地新出碑志。与敦煌藏经洞文献现世不久即散佚多国的特点有所不同，这些碑志材料的大规模系统搜集与整理出版几乎全在中国大陆进行，因而我国学者在预此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新出碑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关系，随着既有成果的积累，也出现了一批具有总结与前瞻性质的文章，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了如何利用新出碑志切入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但是具体到这类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的关系时，我们却迟迟没有看到具有集大成性质的论著，为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唐代诗学研究进行取径总结，而示后来者以轨则。现在，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所著《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的出版，无疑具有填补这一空白的总结与示范意义。

《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一书可分为三个部分：绪论一篇、正文九章、附录一篇。绪论“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主要是对20世纪以来唐代出土文献的搜集整理及其与唐诗研究的关系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对既往研究的局限进行了反思，同时期待通过综合运用原典实证和文史贯通的研究路数开拓21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附录“唐诗石本考证”，主要是对《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已收和未收的唐诗石刻资料的汇辑。正文九章，亦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出土文献与唐诗生成的政治环境”，主要是通过一些重要的文人官僚的碑志，概述天宝至唐末政治与文学互动的一般背景。第二部分为第二至六章，核心是讨论“诗人”，主要是利用出土文献稽考诗人的姓名籍贯、家族友朋、科第仕历、诗风文脉等情况；其中既有对单个诗人墓志的多方笺证，又有对诗人家族文风传承的线性考述。第三部分为第七至九章，核心是讨论“诗歌”，作者不仅继承了传统的以石刻史料进行唐诗文献考订的思路，同时又前瞻性地利用墓志新辑挽歌论证了它在唐代特殊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文化学意义，还利用了近年新出土的长沙窑瓷器题诗讨论了唐代民间诗歌的流传、唐诗与商业文化和图像艺术融合的情况。

胡可先教授这部著作是他多年来潜心爬稽出土文献和从发生学的角度梳理唐代诗学的自然结晶。他不仅很早就发表过利用出土文献订补唐代诗人姓名及登科情况的专题论文，出版了自己系统研究杜牧及其诗歌的专著《杜牧研究丛稿》，而且还与他人合著了《全唐诗人名考》和《唐九卿考》这样系统的工具性学术著作。这些成果，既体现了他在浩瀚的典籍碑志中游刃有余的文史考证功底，又为其之后结合自己的理论思考进行跨学科的多元研究做好了铺垫。所以他能够在短短的十年时间相继独力完成了《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杜甫诗学引论》、《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缘和空间形态》等一系列专著，从政治与文学、诗人与诗文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以唐诗为代表的唐代文学演进史及以诗人为中心的唐代政治演绎史。正是在自己前期多年耕耘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学者对新出土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关系的思考，并细致而系统地综合了传统金石学成果和近年新出土的碑志、长沙窑瓷器题刻，胡可先教授为唐代文史学界贡献了这部大作——《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笔者认为，这部著作的典范意义大致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首先，科学地利用出土文献。纵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若围绕某一方墓志铭进行专题论述时，必专辟一定的篇幅对其出土情况进行说明，同时对该墓志铭的图版和录文的著录情况加以详尽的归纳，对学者的前期研究也一一加以列举。这样的做法，既体现了作者对各本图版录文的优劣以及相关研究的深浅成竹在胸，也极大地方便了后续的研究者按图索骥，进行比较鉴别。作者认为“利用出土文献，如新出土墓志时，如果联系当时的发掘现场，或参考相关的发掘报告，则更有助于与文学相关的社会习尚与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这一观点的表述，体现了作者具有范式意义的出土文献利用之科学方法论。同时，凡该书中所利用之墓志录文，作者多进行过各种图版的对照校录，所以对前面各本录文的脱误等情况有所说明。如《苑咸墓志》，作者不仅补出了《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和《全唐文补编》中未能录出而以“□”代替的一些文字，而且对全篇的标点进行了比较大幅度的调整，从而使整篇录文阅读起来更加通畅。又如《卢照己墓志》，录文由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首刊，但比较遗憾的是未加标点，利用起来多有不便。作者在利用该方墓志铭时，不仅对全文加以标点，而且对照图版改正了多处误录。在分析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时，《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一书又做到了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并重，石本与集本核校，并且重视汲取传统金石学所积累的优秀成果，所以能够提炼出具有真正文学价值的可靠材料进行整合研究。如在利用白居易所撰《唐故会王墓志铭》时，作者就在参考朱金城和顾学颉两位先生笺释的基础上，对该墓志铭的石本和集本中16处异文进行了互核。

其次，重视个体诗人的人际关系和时代背景考察。在《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一书中，作者非常注意考镜出土文献所涉及诗人的家族世系和友朋关系，力图将单个的诗人置入当时整体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全方位考察其文学风格形成和流播的原生环境。即便是对单个诗人墓志进行笺证时，作者也力求结合传世史料对其中所涉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巨细无遗的剖析。所以，作者既能通过韦氏、崔氏的相关家族墓志揭示唐代文学世家的传承，又能通过《薛元超墓志》和《徐浚墓志》这样的单个墓志去见微知著地透析初唐宫廷诗坛及玄宗时期吴越诗人群体的唱和情况。在该书中，胡可先教授还延续了之前长期属意的思路——唐代历史的演进尤其是政治史的演进，会给扭结其中的文人的心态造成多方面影响，激吉士风转变和文心演化，从而使唐代文学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复杂。在以往对安史之乱、永贞革新、牛李党争、甘露之变等唐代重要政治事件与文学关系综合而深入研究的前提下，作者又结合新见的一些出土文献，在书中加以进一步拓展，完善了自己思路的周密性。比如分析陈希烈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沉浮时，作者就以自己之前的研究为基础，将其任伪职的个人现象，纳入到安史之乱中为叛军所执并授以伪职的官员的整体情况中加以考虑，还原了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主观因素。又如作者通过考察《裴夷直墓志》和《李弘墓志》这对鸳鸯志中的相关记载，对裴夷直的入幕情况进行了详尽的统计，进而将其个人命运的升沉与文宗、武宗易代之际的宗室斗争、宦官之争和牛李党争的背景联系起来，从而对其贬谪诗的解读也就更为深刻而符合历史实情。

作者虽然强调文学人物之间和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绝不做一意孤行的牵连，而是尽量根据可见的材料立论，因而论证过程显得合理而从容。例如作者在解读王维与苑咸二人现存的唱和诗时，就不同意前人将其视为王维对李林甫趋附谄媚的表演或是婉转拒绝的气节，而是实事求是地从诗歌的题目和内容出发，判定“这组诗的主旨在于诗歌唱和层面上的戏作与解嘲，是建立在具有共同志趣的基础上的，表现了二人关系的密切，至于唱和中的客套与谦逊，不必求之过深，以附会过多的政治内涵”。另外，作者在思考马挺所编《丹阳集》中未选其兄马怀素诗歌的原因时，就合理地抛开了马怀素籍贯是润州丹徒这一因素，认为他是一位典型的宫廷诗人，无论从仕历或是诗作来看，都与丹阳无涉。而《丹阳集》所选是以地方诗为主，与宫廷诗风差异较大，这才是《丹阳集》有意不选马怀素诗歌的原因。这些都可以显示出《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一书作者在进行文史考证时所具有的分寸感。

最后，文史考证与学理分析相结合。作者在长期借助出土文献分析唐代诗学的基础上，敏锐地觉察到从史料实证到学理概括，是运用出土文献研究唐代文学的较高境界，认为：“研究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的关系，目的不是对与唐诗有关的出土文献本身的解读，而是通过出土文献的解读，进一步对产生出土文献的唐代社会与唐代文学这一世界的解读，通过出土文献这一新的载体而对于唐代文学的原生状态与发展情况进行深层的拷问。”所以，在《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一书中，作者处处透露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的自觉。虽然书中所运用的核心材料是出土文献，但是在论述展开的过程中，作者绝不只是就出土文献而言出土文献，或就出土文献而仅言诗人及其诗歌，而有更深层的关怀——出土文献所反映的唐代文学形态、所表现的唐代诗人的生存环境、所揭示的唐代诗歌的演进历程、所提供的唐代诗学研究视角。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关照，作者才能在他人辑录的基础上，进一步查阅大量新出土文献，对所谓墓志盖上的唐代“挽歌”进行辑录补正，将其与传世的挽歌进行比较研究，考察唐代丧葬礼仪中使用挽歌的不同社会层面的情况，乃至于整个中古时代的哀挽习俗。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关照，作者综合了前人对长沙窑瓷器题诗进行校录及研究的成果，参照传世文献和敦煌藏经洞文献中的类似歌谣，将这些题诗与中唐以后市民文化兴起与民间文学繁荣的背景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因而对其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分析就显得系统而深刻。另外，作者在书中处处以研究范式的示范为己任，在篇章结构的安排乃至具体考证的过程中，都注重体现研究角度切入和分析取径选择的可操作性。比如在讨论如何利用石刻史料进行唐诗文献考订时，作者就结合了传统金石学的相关优秀成果，以分类举例的方式介绍了利用石刻数据进行唐诗诗篇考订和文字校勘的方法，实亦为初学者窥视门径提供了极大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