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语言学小型研讨会报道

2014年3月8日，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主办了一场理论语言学小型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众多知名语言学家。沈阳、潘海华、胡建华、程工、曹道根、彭利贞、吴义诚、李旭平八位学者就理论语言学的一些问题与大家进行了汇报与交流。研讨会由吴义诚教授主持，吸引了众多高校教师和学生前来参加。

会议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分由4位主讲人与大家交流讨论。在会议的第一部分，曹道根教授分析了汉语的被动句法和“被动”范畴，认为被动句总体表达“（致使）行为+（受影响）状态”这一组合情状；“行为”和“状态”之间的致使关系需要以一定方式满足“可识别性”条件。按照这样的汉语“被动”范畴，汉语中不少句式有被动特征（被动性），但并非被动句；受事话题句中，只有施事隐退的受事话题句构成无词汇标记被动句。程工教授以分布式形态学理论为基本框架，提出“形态模块下降分析”，就中国和东南亚地区能性“得”字句的结构进行讨论。他认为，能性“得”是附缀（clitic），并将其相关现象分为显性句法和形态模块两个阶段进行操作。在显性句法层面，“得”字生成于能性情态节点之下，使否定和疑问中“不”字分布得到了合理解释。在形态模块，“得”字下降到补足语VP内，或嫁接到动词上（如汉语），或附着在宾语后（如东南亚语言）。胡建华教授认为了汉语“都”和“总是”占据了不同的句法位置，因此约束了不同的变量。“都”是事件变量约束算子，“总是”是情景变量约束算子。“都”和“总是”这两个焦点算子各自依赖于它们的约束算子，它们在句中的出现不要求焦点上的关联。在这方面，“只”与“总是”和“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只”可以脱离事件变量约束算子和情景变量约束算子而单独出现，但它必须和焦点有关联。李旭平副教授对汉语量词的语义特征进行了刻画。他认为，汉语量词有计数和量度两种主要功能，并根据这两种功能区分了四种量词的主要类型：[+C,-M]CLs、[-C,+M]CLs、[+C,+M]CLs、[-C,-M]CLs。他认为，个体量词有默认计数功能，容器量词和集合量词兼具计数和量度两种功能，并且量度词有默认的量度含义，这类量词不计数也不量度个体。

在会议的第二部分，潘海华教授用理论和经验证据对“都”作为最大化算子的论断进行了反驳。他指出，首先，都吃“都1”的非分配性的证据并不可靠，相反，“都1”的分配性不容忽视。其次，“都1”作为最大化算子的论断无法准确解释“都”和哪+CL+N短语共现时的分布情况以及“都”所传递的已知性（givenness）和存在预期（expectation of existence）。最后，“都”作为最大化算子的论断无法准确刻画“都”的焦点敏感性。然后，回归较传统的“都”作为全称量化算子的分析，上述问题相关的例子都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语义解释。彭利贞教授对焦点位置情态动词的语义解释作了具体分析。他认为，当情态动词之前出现别的焦点敏感算子时，情态动词有时会得到焦点位置；处于焦点位置的多义情态动词的语义解释，存在这样的倾向性，即一般只得到根情态即道义情态或动力情态的解释。联系到不同类型情态主观性的差异，则有可能得到这样一条规则：主观性越强的范畴要得到焦点位置需要更多的语境条件，在焦点识解上也花费更多认知努力。沈阳教授提出现代汉语“V+到/在NP”结构的语义差异和形式变化是谓语层（VP）动词的“位移特征”和动词后附加语层（PP）介词（到/在）的“终点投射”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认为，“V+到/在NP”结构才是汉语典型的“位移—终点（motion-end）”结构，与其他语言的“位移—终点”结构具有内在类型的一致性。并提出假设：汉语不同位置的处所义附加语（PP）并非移位或分别生成，而是通过动词和结构选择的“同行生成和互补删除”形式实现的，汉语所处PP位置的历史演变现象也可看做是这种操作的句法后果。最后，吴义诚教授从句法-语用层面分析了汉语小句中反身代词“自己”多现情况的语义解读。根据动态句法的框架，无论“自己”在一个句子中出现了多少次，仍指代一个先行词。因为对于说话者来说，表达一个句子只能选择以一种视角为中心。

本次理论语言学小型研讨会为广大语言学学者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 叶颖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