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等：《傅雷翻译研究》

此篇文章为《傅雷翻译研究》之简评，由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覃江华为此次暑期推荐专题所撰写。

法国著名作家斯达埃夫人在论“翻译的精神”时说，“人所能为文学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把人类精神的杰作从一种语言传到另一种语言”。傅雷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翻译事业。他念兹在兹，矻矻经年，将很多法语、英语杰作翻译成地道的中文，影响深远。通过翻译，傅雷将个人的生命追求、艺术追求与民族的进步、文化的更新、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旨在沟通东西方文明，创造一种全新的世界文化。他身上所彰显出来的翻译精神，正是宋代哲学家张横渠“四句教”的集中体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目前，有关傅雷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是系统深入探讨其翻译精神的并不多。许钧、宋学智、胡安江所著的《傅雷翻译研究》就是这样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在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傅雷翻译研究》以翻译事件和翻译思想为基点，清晰地描述了傅雷的翻译人生和精神遗产。傅雷是怀抱一颗赤子之心走上翻译道路的。他说过，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少数，他们也许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快乐。但是，没有他们的努力，人类会更加渺小可悲。他勉励自己说，“赤子之心这句话，我也一直记住的。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正是秉承这颗赤子之心，傅雷献身翻译活动，藉此推动文化交流、观念更新和社会变革，并将其高格调的生命追求与高品位的艺术追求融为一体。翻译之作用不可谓不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极其黑暗的岁月里，傅雷正是通过翻译的力量，帮助国人寻找光明、点燃希望，为痛苦的心灵指引通往自由的道路。

1931年，傅雷从法国留学归国，他满腔热血，立志要有一番大作为。然而，在那个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刚直不阿、愤世嫉俗的他只能躲进小楼，闭门译书。有感于当时国人“顾精神平稳由之失却，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于麻痹而无所作为”的状态，傅雷翻译了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希望能够对身陷苦闷之中的年轻人有所助益，帮助他们从中汲取与黑暗社会抗争的勇气和信心。他翻译罗曼·罗兰的“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希望以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激起人们对于世界的爱，对于人生的爱，乃至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爱。他翻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是希望在风云变幻，举国惶惶之秋，“能使颓丧之士萌蘗若干希望，能为战斗英雄添加些少勇气”。他还翻译了罗素的《幸福之路》，希望该书能起到精神向导的作用，给彷徨于歧路的国人指点迷津，给脆弱的心灵以保护，给禁锢的灵魂以自由。新中国成立后，他翻译巴尔扎克，希望国人能从善恶颠倒、是非不辨、美丑不分的世界吸取教训。因此，《傅雷翻译研究》作者指出，“对于傅雷而言，翻译绝不是针对语言技巧的玩弄，也不是有关西方智识的贩卖，更不是赚钱营生的手段，而是点燃人们心头曙光的火种。”

《傅雷翻译研究》一书的特点，是将翻译放在近现代以来社会变革、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深入剖析傅雷翻译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文化基础、发展脉络和美学根源，并探讨其翻译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例如，在谈到傅雷的翻译选择时，作者指出，傅雷选择走上翻译道路，是因为翻译是他生存于世的方式，也是他反抗邪恶、追求真理的手段，更是他灵魂的栖息地。傅雷的翻译文本选择不追求译作的浩繁，而是将读者的需要和时代的召唤作为考虑的重要因素。他的翻译语体选择源于自身的审美理想，但更多的是考虑译文的流畅性和可接受性。其文学批评观、美术观、音乐观不仅影响了其翻译作品的面貌，而且对其“重神似不重形似”翻译观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傅雷翻译研究》对傅雷翻译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诸多因素进行条分缕析，并辅以十分详尽的个案研究，建立了一种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文本相结合的立体性研究模式，颇资借鉴。

傅雷不仅仅是一位翻译家，更是一位思想家。作为翻译家、思想家的傅雷，既是翻译活动的实践者，翻译观念的构建者，也是翻译精神的塑造者。其认真、热情、执着、理想主义的精神，不仅在过去激励和引导了几代中国人，而且在当下依然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傅雷曾经说过：“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之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可见，其翻译实践与翻译思想与其翻译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傅雷翻译研究》作者指出，在当下，我们阅读傅雷著作、重提傅雷精神，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它是傅雷成为文学翻译领域一代巨匠的不容忽视的条件之一；另一方面，更因为它是医治今天翻译界盛行的浮躁之风的对症良药”。诚哉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