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
仓修良 著
商务印书馆，2021年11月
由浙江大学原历史学系教授仓修良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以历史时期为经，将史学起源至清末史学的发展演变分为四个阶段，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全面反映了作者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学术见解。
第一编中国史学的起源和战国秦汉间的史学，详述此时段史学起源、古代史官、先秦史著，等等；第二编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汉魏六朝史学，汉魏六朝时期纪传体、编年体等史著获得极大发展，作者探讨此时期史学蓬勃发展的背景、条件，全面展现汉魏六朝时期史学发展；第三编主通明变的唐宋元史学，史学的自觉自唐刘知幾始，该编中作者从史馆、史学、氏著、史学思想四个方面展现了主通明变的史学自觉；第四编具有启蒙色彩的明清史学，六经皆史、经世致用史学思想出现，清初新学风影响所及深远，史学走向学理上更加独立成熟的发展阶段。
【作者简介】仓修良，生于1933年3月，于2021年3月逝世，享年89岁，生前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仓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方志学、谱牒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部分目录
第一编 中国史学的起源和战国秦汉间的史学
第一章 中国史学的起源
第一节 史学产生的时代
第二节 史料和史官
第三节 孔子以前的史学
第四节 孔子和《春秋》
第二章 战国秦汉间的史学
第一节 战国秦汉间历史发展的特点
第二节 编年体巨著——《左传》
第三节 各种史著的撰述
第二编 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汉魏六朝史学
第三章 纪传史体的兴起与发达的原因
第一节 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与经济文化的繁荣
第二节 重视人的作用，通过人物传记总结经验教训
第三节 选举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
第四节 《史》、《汉》二书的影响和直接推动
第四章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
第一节 司马迁创作《史记》
第二节 司马迁的史学
第三节 《史记》的人民性与艺术性
下文节选自该著作中仓先生对《资治通鉴》史学地位的见解，以飨读者。
《资治通鉴》在史学上的地位
（节 选）
《资治通鉴》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部优秀的编年体通史，是我们学习和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史籍，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书以后一直受到历代封建帝王和学者们的重视。如宋神宗不仅下敕奖谕，为之亲自制序，还在宰相们面前公开夸奖它，称之为“前代未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续资治通鉴》卷七八）。又如宋学者洪迈曾手抄三遍，张仲隆以“通鉴”名其书斋，王应麟谓：“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而清代史家王鸣盛则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一〇〇《资治通鉴上续左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赞“其书网罗繁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资治通鉴》在历史上享有声誉之高于此可见。虽然，他们作这样高的评价，主要是着眼于《资治通鉴》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我们当然不能无原则地随声附和，但也必须恰如其分地肯定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它毕竟是我国封建社会里所仅有的一部通贯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它的出现是史学史上一大创作。梁启超曾经说过：“盖自班固以后，纪传体既断代为书，故自荀悦以后，编年体亦循其则。每易一姓，纪传家既作一书，编年家复为作一纪，而皆系以朝代之名。断代施诸纪传，识者犹讥之；编年效颦，其益可以已矣。宋司马光毅然矫之，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上纪战国，下终五代，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按年纪载，一气衔接。”（《中国历史研究法》）《资治通鉴》在史学史上所以占有如此重要地位，主要在于该书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一、材料丰富，考证精详
《资治通鉴》的基本史料虽然来自十七史中，但也增加了许多其他材料，据宋人高似孙《纬略》记载，除正史以外所用杂史诸书，便有三百二十种之多，这个数字是比较可信的。当时史局所在地崇文院中的皇家藏书多至三万六千余卷，这是全国重要书籍集中的地方，司马光及其助手都经特许可以方便地查阅。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宋代印刷事业的发达，得书的机会比较多，于是便开宋以来民间聚书的风气，私家藏书相当普遍。司马光在洛阳的住宅里，自云“聚书出五千卷”（《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一《独乐园记》），而宋人费衮也说：“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梁谿漫志》卷三）可见司马光个人藏书就达万卷。刘恕诸人亦多有藏书，晁说之就曾给刘恕家的藏书写过一篇《刘氏藏书记》。对于私家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宋敏求做亳州知州，家中藏书达三万卷，苏颂称“敏求家藏书数万卷，多文庄（杨徽之）、宣献（宋绶）手泽，与四朝赐札，藏秘惟谨。或缮写别本，以备出入，故其收藏，最号精密”（《苏魏公文集》卷五一《宋敏求神道碑》）。刘恕就曾远道前往借读，主人天天为他准备丰盛的酒食，他都谢绝了，只是关起门来整日整夜地读和抄，花了十天工夫，把所要阅读的书都抄读完毕方才离去。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曾参加《资治通鉴》的校对工作，他说：“楚汉事则司马彪、荀悦、袁宏，南北朝则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李延寿书虽无表志而可观，《太清记》亦时有足采者，《建康实录》自郐而下无讥实尔也。唐以来稗官野史暨夫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幸多存而不敢少忽也。要是柳芳《唐历》为最可喜。”（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一七《送王性之序》引）单是有唐一代所参考的书籍，据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信中所云：“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日添附……尝见道原云：‘只此已是千余卷书，日看一两卷，亦须二三年功夫也。’”唐代即千余卷，其他各段所采用书籍卷数之多也就不难想见了。这就充分说明，他们搜集资料广泛，阅读书籍之丰富，所下功夫之深入，都是十分可观的。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曾说，他为了修《资治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渊海”，丝毫都不夸张。而他所征引的书，如今大半都已亡佚，这就显得更加可贵。凡所征引的材料，大都下过功夫，作过考证，往往一事用三四种资料纂成。司马光曾撰《考异》三十卷，目的就是为了把史实取舍的经过全部告诉大家，这说明史学到了宋朝已经更加发达了。但是把编撰史书的工作做到这样细致负责的地步，却是从司马光开始的，他为后世史家写史树立了榜样。所以我们说，《资治通鉴》史料的真实性比起十七史来是更为可靠了。前人早已说过：“不熟读正史，未易决《通鉴》之优劣。”司马光等人在史料学上的贡献，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二、便于读者学习和研究祖国的历史
《资治通鉴》的编纂，可以使人们用较少的时间，了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漫长的历史概况。司马光等人所根据的材料，仅正史一项十九种，合计起来就有一千五六百万字，加上其他史料，不下三千万字，而《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总共只三百万字，这在时间和精力上对读者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具体地说，有若干同一历史事件的材料，本来是分见于多处的，《资治通鉴》则依次将它们组织在一起，而且有的还相当集中。如大家熟悉的赤壁之战，其材料，既有见于《后汉书·刘表传》，又有很多散见于《三国志》的《魏武帝纪》、《蜀先主传》、《吴主传》以及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周瑜、鲁肃、张昭、黄盖等人的传记，还有一些则杂见于其他著作。如果要了解这次战役的始末，势必非遍读上述著作不可，而且就是全部翻阅一遍，由于太杂太乱，也未必能立刻理出个头绪而认清它的全貌。《资治通鉴》却把这样伤透脑筋的事解决了，于卷六五“建安十三年十月”条下，把所有涉及这次战争的材料全部集中在一起，加以剪裁、整理、穿插，写出了它的全过程，并且首尾连续，叙事简洁，文字优美，情节生动，使之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在《资治通鉴》的编写过程中，作者还吸取了纪传体的长处，避免了编年体的弊病，每遇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必交代前因后果；同一事件的材料，不再分见于多处。因此，《资治通鉴》的编修，为编年体开辟了新纪元，为编年体史书的编写闯出了新路子，此后，编年体史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先后曾陆续产生了许多著名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单从历史编纂学而言，《资治通鉴》也是值得大加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