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以跨文化视野重绘世界哲学地图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随着经济和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持续加强，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斗争不断深入，“世界哲学”作为哲学研究的话题日益引人注目。当代哲学在大多数时候已不单单意味着“西方哲学”，而是多元图景的世界哲学地图。今天我们普遍认可“哲学”内涵的扩充，除了古希腊—欧洲的哲学外，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有其独特的哲学类型。在此背景下，以跨文化的视野重绘世界哲学地图就成了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一、从比较哲学到跨文化哲学
如何安置多元的哲学传统？在当今的哲学话语中有着不同的尝试，比如以不同文化间比较为主题的“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学界的热门话题。尽管“比较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特定文化传统及其哲学的中心论倾向，但其局限性主要在于，它还停留在不同哲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性研究上，强调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局部差异性，并以此为根据，最终导向一种文化特殊主义。汉语语境下的“比较哲学”框架往往通过预设固化和强化了被比较双方的差异，东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非此即彼，所有哲学论题都被置于二元的比较框架之下进行研究。这种先入为主的预设框架和标签式的理解囿于基于文化差异和文化本位主义的二元构架，有可能会造成对具体问题研究的误导。因此，近年来以维默（Franz Martin Wimmer）、基姆勒（Heinz Kimmerle）、毛尔（R.A.Mall）等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用具有更开阔视野的“跨文化哲学”（Intercultural Philosophy）取代“比较哲学”。
跨文化哲学强调哲学这一人类普遍事业并非是一种客观形态的统一理念，而是一种众多文化世界和思维方式普遍交往的可能性框架。因此，它主张无前提地呈现不同的哲学传统，展开跨文化对话。重要的不是对某个具体观点的论证和辩护，而是包含了众多立场的对话作为道路整体的展开，所有参与者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通过这条道路聚拢到一起，允许自身立场和他人立场发生变迁，以搁置对立、寻找重叠立场为目标，让参与者通过对话认识到包括自身在内的诸观点的相对性，获取对话参与者的理解与包容，构建和谐的对话共同体。在此意义上，跨文化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他者对话交流、理解陌异经验、达成暂时性共识的平台，同时明确反对任何一种把特定立场普遍化为绝对真理和绝对知识的尝试。这是在全球化时代、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下寻找一套相对稳定的普遍哲学话语的尝试，既要维护对话参与各方的差异性，也要保证对话形式对于参与各方的平等性。
跨文化哲学提供了一种“面向事情本身”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姿态，同时致力于形成开放性世界框架下特殊传统的自我理解。包括汉语世界在内的所有文化传统和特殊视域的自我定位都是相对于复数的他者以历史发生的方式逐渐形成的，是在不断的相互交织和融入中形成自我认识和定位的。汉语世界的哲学传统要面对非洲、东亚世界、近东伊斯兰地区，面对南亚、拉丁美洲等部分构成的世界哲学地图整体，在其中每一种文明传统都是我们的参照系和对话者，都具有与中华文化互动和互鉴的可能性。因此，今天以跨文化哲学的视野重绘世界哲学地图，也是汉语哲学和汉语文化传统亟须承担的任务。
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哲学地图：以非洲哲学为例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哲学地图，应当是雅斯贝尔斯所构想的“世界哲学史”架构的进一步扩展，囊括全球视野内轴心时代的各大文明，意味着无限开放的交流框架，所有具体文化传统中的哲学都被容纳于这个开放性的框架之中，以期实现相互对话和理解。哲学本质上是一项永不停止的交流和对话事业，她所凭借的语言和文本总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延续。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古希腊哲学，是经过阿拉伯文化转述后才流传至今的，而非纯粹欧洲的。同时，跨文化哲学不通往对文化差异的克服和排除，而是仅仅涉及跨文化交往的成功，即作为相互对峙的陌生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对陌生文化的理解能力。
重绘世界哲学地图，除了确立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姿态之外，还需要拓展学术研究的视野，对不同文明传统的哲学进行大量译介和深入研究。例如，长期以来，对非洲哲学尤其是“黑色非洲”哲学的研究，汉语哲学界涉猎甚少。“黑色非洲”指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与非洲北部拥有古埃及历史和伊斯兰传统相比，黑色非洲的哲学和文化传统远未达到广为人知的程度。但是黑色非洲的哲学同样是世界哲学地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也不应该停留在孤立的区域文化和人类学研究层面，而是要在世界思想史的背景下，以非洲哲学与世界哲学的互动对话以及多维度的比较研究为线索，考察非洲哲学的内涵和意义。对非洲哲学的研究对于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世界哲学图景有着丰富的构建性意义。比如围绕非洲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争论，可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哲学“边缘地区”某种意义上的引导和启发，同时也对西方传统的哲学范畴提出了挑战；非洲共同体生活的实践方式给西方以及当代主流的政治观念和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诸如口述哲学等非洲哲学的特有方式更激发了我们对于哲学概念本身的反思。
具体而言，非洲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展开有着一定的相似度。比如在本土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上，非洲和中国面临同样的挑战，“非洲有没有哲学”这种在非洲长期争议的问题在汉语语境中也似曾相识。1945年，比利时传教士唐普尔（Placide Tempels）通过对位于当时比属刚果东北部的卢巴族（Luba）的语言、神话和习俗进行研究，完成了《班图哲学》一书，首次提出了“非洲哲学”的概念，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唐普尔借助班图语的特殊符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卢巴族的语言，将其谚语、神话传说、部落习俗看作非洲哲学的来源，并借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构建特定的非洲部族哲学。唐普尔提出的最为著名的命题是非洲的本体论思想，即对卢巴族语言中作为词尾普遍出现的“力”这个概念进行诠释，认为在非洲“存在”不是西方意义上静态的存在物或本质，而是多种力汇聚的动态事件过程。《班图哲学》所提出的“部族哲学”概念及其研究方法一度被广泛接受，即通过对于非洲特定部族的语言、神话、谚语、习俗等的研究和诠释，套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提炼出非洲特有的哲学内容。类似的做法在卡伽梅（Alexis Kagame）、姆比提（John S. Mbiti）和奥卢卡（Odera Oruka）等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推广，他们采用了比唐普尔更为广泛的研究样本，除了研究更多的卢巴族语言形态之外，还对吉库尤族和卢奥族的语言进行了分析和诠释，比如姆比提和奥卢卡的研究提出了非洲人独特的时间理解。但是在这个维度上对“非洲有没有哲学”这一问题给出的肯定性回答，在随后非洲反殖民运动的背景下引发了众多争议。除了唐普尔本人的传教士身份造成了传教的实践动机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之外，贝宁哲学家洪东基（Paulin J. Hountondji）批评“部族哲学”并不是哲学，因为从部族语言和习俗中提炼诠释的观念并不能普遍化，不能将之看作对整个非洲有效。洪东基认为，只有在当代非洲学者讨论哲学时，才有真正的“非洲哲学”出现。
尽管在理论层面上非洲局部性的生活经验与西方哲学范畴的铆接研究面临着合法性挑战，但是在实践层面上非洲的某些观念和生活组织方式确实提供了与西方主流观念不同的可能性。比如包括尼雷尔（Julius Nyerere）在内的很多非洲哲学家都非常重视非洲传统社会中决策的民主形式，这种非洲的民主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有明显的差异。在现代西方民主中，核心是大多数人原则，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意志。而在非洲的民主中，广泛共识的原则被视为核心。在此原则指导下，每个人必须在漫长的讨论中陈述他的观点并与他人协商，直至达成共识，这就是非洲共同体中被称为姆邦齐（Mbongi）的协商对话形式。瓦姆巴（Ernest Wamba dia Wamba）将这种对话形式视为与西方民主中议会辩论相对的非洲形式。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都参与其中，并不是无差别的，但都是平等的。非洲民主的这种协商形式反对把政治还原成单纯的选票数量，因而克服了选票民主中忽视持不同观点的少数人权利的缺点。不仅“精英”要参与政治决策，而且人民大众要参与商谈共同规定政治进程。除了非洲独特的民主形式之外，传统的基于家庭共同体的非洲共同体构建、“黑人性”概念、非洲统一运动等，也为共同体概念和社群自治主义提供了新视角。
当非洲哲学进入世界哲学地图时，同时也意味着“哲学”概念的扩大，这种扩大不仅是地域上的，还有形式和内容上的。比如基于部族哲学的研究方法，我们看到非洲哲学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材料是基于各部族的谚语和神话传说，这些内容大部分情况下并非以文字而是口述的方式代代流传。这种哲学的方式与传统西方和东方哲学基于文本的方式完全不同，也引发了关于“哲学”本身的一个充满张力的思考：哲学究竟是否必须是基于文本的，能不能以口述的方式流传？可以说，非洲哲学为哲学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新形式。在这个向度上，像奥卢卡、万尤海（Gerald J. Wanjohi）和图姆巴（Maurice Tschiamalenga Ntumba）专注于研究古老的谚语以及一些部落智者的格言，由此勾勒出非洲的“智者哲学”传统。“智者哲学”以口述为主，这种口述的特征与西方和东方传统的基于文本的哲学大相径庭，打破了惯常的哲学模式。一方面，口述形式并不具备将思想概念化和系统化的可能性，生活智慧也就没有进一步演化成具有复杂性的观念体系；另一方面，以口头形式交流和传承的哲学依赖于代际之间亲密的生活联系，体现了其与部落生活密切相关的整体实践特征，更加突出思想和理解的情境性，体现了其独特的优势。基于这一现实，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书写特性不再是哲学活动的必要因素，就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口述与书写是平等且同等原初的，“哲学”的内涵通过“口述哲学”得到了丰富和拓展。
关于智者哲学、部族哲学和口述哲学的研究，反过来又引发了我们对于传统哲学范畴的批判性思考，比如基于局部传统的部族哲学与哲学普遍性之关系，基于文本的哲学与口述的哲学之关系，进而对世界范围内的“哲学”有新的理解。除此之外，非洲哲学研究也包括了在跨文化哲学的视野下对具有时代特色的非洲思想进行考察，比如非洲哲学传统与基督教的关系，在非洲各国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出现的受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的非洲政治哲学，非洲殖民历史与当代政治哲学观念的深层关系，哲学与非洲传统语言的关系，以及美国非裔哲学家对肤色和种族问题进行的哲学思考等。对这些哲学议题的关注极大地丰富了传统中西哲学的内涵，有助于展现世界哲学地图的全貌。
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哲学及其普遍性
在跨文化视野下重绘世界哲学地图，意味着我们要全面更新对于哲学及其普遍性的传统理解。随着我们对于中西之外所有“边缘性”哲学传统的认识的深入，就会日益发现，哲学的普遍性并非被某一独特的哲学传统所独占，从而成为某种中心论的注脚，进而将世界上其他的哲学和思想传统边缘化。毋宁说，今天的多元世界哲学中蕴含的“普遍性”意味着一种超越具体时代和区域的无内容的框架性特征，是整体上普遍的对话和交往事件，而不是具有客观形态的超历史的统一理念。就像古巴哲学家福奈特-贝当古（Raúl Fornet-Betancourt）指出的，哲学普遍性作为一种导向性的规划而出现的，这个规划最终必须由“多种多样的现实性来拟定，而不是相反”。
如果说，“表层全球化”是把全球化视为一种拉平不同文化差异的单向过程，即通过基于自身传统的全球校准，借助于科学技术、经济、交通、流行文化等塑造一个同质的世界共同体和世界范围内趋向同质的生活方式，那么“深层全球化”所指的却是全球化过程中发生的深层文化交融和对抗，全球化表面上的趋同在更深层面却导致了不同价值体系、信仰形式和生活意义的相互交融及相互渗透。这个史无前例的大范围文化交融过程也包括了不同文化来源的哲学立场的相遇，跨文化哲学和对话由此展开。类似于轴心时代的构想提出是基于一战后“西方的没落”的时代基调，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理应有一种更为开阔的对于世界哲学的理解和反思。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哲学地图不是中心—边缘的传统知识和观念框架，而是无中心的多元哲学普遍交流的场域，是不同观念和哲学传统在自身之中以及相互之间起承转合、互动构成的复杂且均衡的整体观念史。重绘世界哲学地图，是以整体性的视野、秉持文化多元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开启一个容纳不同文化传统及多元哲思的公共空间，突出不同哲学传统之间整体的和局部的关联，寻找人道主义、宽容、多元等重叠共识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置身于世界哲学地图中的具体哲学活动，并不通往基于某个具体传统但又宣称高于其他具体文化传统的普遍真理，而是应当基于对世界哲学中众多他者的充分认识，从而把握自身在世界范围内的边界和有限性，认可所有哲学传统的独立价值和不同人类群体的文化创造，进而形成恰当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位。今天的世界哲学应当体现出一种积极开放的统一性，而不是固化抽象的排他性。
这对于汉语学界而言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对于传统哲学研究中边缘地区的关注填充了汉语学界的巨大空白，为汉语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全新的思想资料，以实现汉语学界对于世界哲学的整全认识，是一个汉语文化视野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拓展和完善的重要步骤。另一方面，对于非洲、拉美、亚洲等区域思想传统的研究不仅扩大了区域研究的范围，更是一个全面地认识文化上的他者以达成更为确切的自身认识的契机。重绘世界哲学地图，有助于包括汉语思想传统在内的人类各思想传统以更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全球化情境，并将之转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动力。
【作者简介】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筹）常务副院长、教授。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欧陆哲学、现象学、跨文化哲学、非洲哲学等。
（来源：转载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12日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