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延明：我的宋代官制与中国科举研究

【摘 要】1978年，龚延明在杭州大学历史系陈乐素、徐规先生指导下，踏上了宋史与宋代官制研究之路。研究过程中，得到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与北京大学邓广铭先生的提携与奖掖，学业不断精进。从1992年起，在傅璇琮先生提议下，转入科举研究。龚延明躬耕宋代官制与中国科举制度史近45年，笔耕不辍，偶得吉光片羽，治学体会有三。其一，务必选好具有创新价值和广阔发展空间的学术方向；其二，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切忌急功近利，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三，合理安排时间，科学高效工作。

【关键词】龚延明；宋代官制；中国科举

生逢太平盛世，我有幸能从事历史学研究。迄今，我的人生分二个阶段，前37年（1940—1977），是求学（从人之初到大学毕业20年）、任教（在杭州大学2年）、从军（12年）、再从教（复回杭州大学任教3年），这是人生求学、从军、成家、任教的前学术研究活动时期。第二阶段，从1978年陈乐素先生在杭州大学成立宋史研究室，我成为其中一员起，至今日在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任学术委员会主任（1998—2023），共45年，这是投入以宋代为中心的中国古代职官、科举制度研究的时期。45年的学术研究历程，反映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可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的大环境，有了越来越好的科研条件，能够奋发有为，干出一番事业来。

同样的大环境，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可以作出不同的创造和成绩。那么，我何以选择职官与科举研究作为我毕生治学的方向？何以能取得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呢？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学术道路，我有所感悟，有所体会，有所心得，借此机会写下来，希望能与读者朋友们分享。

一、志存高远，定好学术方向

1962年，我以杭州大学助教身份，响应祖国号召，应征入伍，投身军营，报效祖国，期间曾经负伤。1974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杭州大学历史系。处于“文革”后期的高校，虽已复课，但仍未走上正轨。我离开大学教师岗位已12年，回校后，已到而立之年而未立，没有明确的学术方向。人当志存高远，如何设计与塑造自己的未来，这是我日夜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有幸得遇名师的指点与鼓励，我逐渐走上学术道路，不断思考和探索有意义的学术方向和课题。1977年，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先生在杭州大学历史系首创宋史研究室。我有幸成为该研究室成员之一，开始进入宋史研究领域。陈先生指导我研究陆游，要我先将陆游一万多首诗编年。陈先生后来转至暨南大学任教，难以再指导我；我对专注一个人物的研究作为毕生治学方向，兴趣不浓。我的陆游研究遂告终结。宋史的学问太大了，今后的路怎么走？确定学术方向是十分重要的，这决定着未来学术发展的道路。为此，我作了缜密的考虑。宋史研究薄弱的环节在哪里？在征询了国内著名出版家赵守俨、傅璇琮等先生的意见后，了解到宋代官制研究在宋史领域研究中相对薄弱，且十分重要，引用邓广铭先生的话即：“职官制度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之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宋代官制研究尚处于受冷落的状态，缺乏生气，宋代官制研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以宋代官制为平台，可以上下延伸，点面结合，空间宽广。我决定以宋代官制作为此生研究的学术方向。

1979年，继陈乐素先生之后，宋史名家徐规先生接替宋史研究室主任的担子。我所在的历史系宋史研究室，在商议同仁的研究方向时，徐规先生建议我研究朱熹。当时，我考虑到研究朱熹的人已不少，加之我希望科研能够与教学相结合，并表示对宋代官制有兴趣，所以未接受徐先生的建议。徐先生尊重我的意见，提出让我在系里开一门选修课《中国古代官制史》，科研方面则侧重宋代官制研究，教学与科研能相辅相成。1980年，徐先生有一套宋史补正的宏大计划，向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报了宋史补正课题。该课题获得批准，被列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大课题。在讨论课题分工时，徐先生征求各位老师的意见。梁太济教授研究经济史，承担《宋史食货志补正》；何忠礼教授对科举史有兴趣，承担《宋史选举志补正》。我有志于宋代官制研究，徐先生让我担当《宋史职官志补正》的任务。可这却使我左右为难，既然有志于研究宋代官制，《宋史职官志补正》分配给我，理不容辞；然而，20世纪40年代已有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发表在先，并得到陈寅恪先生的高度评价，这是里程碑式的成果。我这个刚刚涉足宋史领域的无名之辈，去做补正的工作，这不是“狗尾续貂”吗？

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我再次请教了当时任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史编辑室主任的傅璇琮先生。趁傅先生来杭州的机会，我们在杭州站红楼饭店进行了一次长谈。针对我的顾虑，傅先生坦陈：“邓先生是宋史权威，为学术界所公认。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是开山之作，是名作，但这不等于《宋史职官志》研究工作已经终结。邓先生自己也不这样看。限于抗战时期资料之不足，还有不少遗漏。在50年代，他就提出过对《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需要重新进行增补。现在你去挑起这副担子，应该说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你年轻，精力充沛，研究条件又好，只要能刻苦钻研，在邓先生《考正》的基础上，必有新创获。我与邓先生有学术上的交往，深知邓先生的学术品格。他胸怀豁达，视学术如生命，十分关心宋史研究队伍的壮大。你的研究工作，只要脚踏实地，做好了，会得到他的肯定的。”他又说：“一个人的时间、精力终究有限……有得必有失，从事《中国古代官制史》教学可以，专门研究官制则以断代为佳。（结合科研）你可以选择《宋史职官志补正》作为苦练基本功的阵地，逐步把握宋代现存的所有官制史料，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在‘深’的方面，把根子扎得更深，争取站到学科前沿。”傅先生这番推心置腹、语重心长的谈话，于我，犹如置身在旷野难以辨别前进方向的时候，突然看到前方亮起一盏指路明灯。傅先生不但从学术发展角度和邓广铭先生的为人两个方面肯定了我可以做《宋史职官志补正》，而且还在研究的方法上指导我该怎么做，即首先要充分占有材料，“把握宋代现存的所有官制史料”。这样，一下子驱散了我心头的迷雾和疑虑，使我鼓起勇气前行。我终于接受了《宋史职官志补正》的科研任务。

我于80年代初开始了《宋史职官志补正》的研究工作，该项成果于1991年出版。是书出版后，诚如傅璇琮先生所预料的，邓广铭先生“胸怀豁达，视学术如生命”。他衡量学术成果，不论资格，不计较对自己研究的批评，完全以学术上有无建树为心中的一杆秤。《宋史职官志补正》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一项成果，需要校外、省外专家进行成果鉴定，方能结题。1992年9月，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聘请北京大学邓广铭先生担任《宋史职官志补正》鉴定组长，同时聘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曾瑜、陈智超，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研究员朱瑞熙及中华书局编审汪圣铎等宋史专家，组成成果鉴定小组，对《宋史职官志补正》进行评审。

1992年10月23日，邓先生把收到的鉴定组成员意见归纳为两点：“第一，龚延明同志对于《宋史职官志》所作的补正，既极周全详备，也极精审谛当；第二，这一新著的丰富内容，反映出龚延明同志对于宋代职官制度既具备通贯的理解，也具有深厚的基础根底。求之于当今之治宋史者，他的功力之雄厚应是居首选的。”然后，邓先生自己又专门写了鉴定意见：

半世纪以前，我曾撰写《宋史职官志考正》一文，重点在于抉发该《志》所有材料的来源，及纂修者们因不熟悉两宋官制沿革而造成的诸多谬误。然因写作时限短促，思考多有不周，故在刊出之后，自行检校，亦惊诧于其中颇多极不应有之疏失，其后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为佐伯富的《宋史职官志索引》所写序言中，对拙文的失误之处亦间有指述。这说明，我的那篇文章只能算作开“大辂”之先的“椎轮”。然而“大辂”却一直迟迟没有出现。直到八十年代末，国内学者中，才有杭大历史系龚延明同志出而专心致志于宋代职官制度的研究，他除已先后发表了多篇具有较高质量的论文外，更以五个春秋的时间和精力，完成《宋史职官志补正》这一巨著，对该志的遍体鳞伤，细致周详地加核查、比证，每一条各都有理有据，说理都是极精当，证据都极确凿，所以也都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此后之研究宋代职官制度者，若能以此书作为案头必备之参考书，不唯可以不至为《宋史·职官志》中那些岐互杂乱的记载而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在诵习此书的过程当中，还可以领会到：龚延明同志的这一著作，真正做到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境地，这是只有很深厚的根柢、很广博的知识才能做到的。在这种强力的感染下，又必将使读此书者，愿以龚延明同志为榜样，扎扎实实地从事一些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训练，例如对史料的鉴别、比勘、考证、分析的技能才行。这本书是一本极具功力的书，是一本必会在许多方面都能起积极作用的书。

10月底，成果鉴定意见书寄回杭州。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告诉杭州大学有关方面：“鉴定组对《宋史职官志补正》予以充分肯定，评价很高。”邓先生及王曾瑜、陈智超、朱瑞熙、汪圣铎等宋史专家，对我这一成果的充分肯定，使我深受鼓舞，坚定了我在官制史研究这块园地继续耕耘的决心。

我在治学道路上的机遇，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前辈学者的学识是人类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敬仰；前辈学者高尚的人品、以提携后进为已任的广阔胸怀，同样是人类进步的精神财产，而且更难能可贵、更值得尊敬。就这样，我做不做《宋史职官志补正》，从一个难题，变成一个机遇，确立了我的学术方向，开启了我致力于宋代职官制度、科举制度研究的学术人生。

二、 切切实实读原典，竭泽而渔掌握第一手研究资料

做学问，首先要读懂、读好原典，同时充分占有相关材料，扎扎实实地开展研究工作。80年代初，我开始了对《宋史·职官志》补正工作。实际上，就是选择《宋史·职官志》，作为学习、掌握和研究宋代官制的入门书和切入点。开始了一字一句地啃十二卷本的《宋史·职官志》。因为我对宋代官制所知甚少，读《宋史·职官志》那白纸黑字，有点神圣，不敢碰、不敢改，只有学习的份。其后，通过一字一句细读，同时对照相关史料进行比照，并参考邓广铭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正》，这才渐渐地发现《宋史·职官志》的文字，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慢慢发现一个又一个疑点。从“问”与“学”开始，逐步读懂、读通，并读出问题，从而转化为自己的“学问”。

通过研读，我发现诸多问题。比如，《宋史·职官志》行文方式很不规范，卷一“门下省”，开始一段叙其职掌“受天下之成事，审命令”等，权力很大，但没有交代为何时之制。紧接下去一段，又倒叙“国初循旧制，以中书门下为宰相之职，复用两制官一员，判门下省事”，意为“国初”门下省只设一名判门下省事官，侍中、门下侍郎、给事中等皆不设，是一空名机构。那么，开头所述之门下省职掌为何时之制?初读，会感到莫名其妙，弄不明白。

面对问题，怎么办？我的体会是，只要对原著坚持反复阅读，重重迷雾就会逐步拨开。仍以“门下省”为例。我再将原文往下读，关键性文字出来了：“官制行，始厘正焉。凡官十有一：侍中、侍郎、左散骑常侍各一人，给事中四人……”。这就是说，开头所叙为元丰新官制之门下省职掌，但未直接叙述新官制的编制，却一杠插入“国初循旧制”，然后，再复述元丰新官制所定门下省之编制结构及其分工。阅读几个来回之后，对宋代“门下省”在北宋时期，分“宋初”和“元丰新制”两个阶段，“宋初”之制，以临时差遣为职事，不仅门下省，整个中央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皆有名无实。至宋神宗元丰改制，方“官复原职”。这个核心的基点搞明白了，才认识到，这个界线十分重要，如不能分清这北宋前期“旧制”与“官制行”与新制的界线，就休想真正搞懂宋代官制。我对宋代“门下省”的了解，经历了从糊涂到明白的过程。类而推之，复杂的宋代官制，就这样，通过对原著“各个击破、反复阅读”，一步步走进原著的“殿堂”。从不熟悉、不懂原著、不了解宋代官制，到逐渐了解其所提供的宋代官制知识，终于从“无知”，达到了“有知”，进而发现问题，通过“补正”解决问题。

读书读到“有知”境界，从研究角度看，还只能说走完了第一步。因为在阅读原著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只有不断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才能进入解决问题的境界。那么，怎么才能发现问题呢?这就要求掌握、研读与宋代官制有关的第一手文献，将《宋史·职官志》中的疑问，进行查阅、梳理、比勘。我在阅读《宋史·职官志》过程中，为了弄明白每个官司、官名及其职掌的内在涵义，除了反复阅读、层层深入地阅读之外，还围绕每一段文字，搜集、阅读、摘抄《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职官分纪》《吏部条法》《庆元条法事类》《宋朝诸臣奏议》《宋史》《文献通考》等基础史籍，《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古今源流至论》等类书以及宋人文集、笔记小说、方志等史料中的宋及宋以前有关的《通典》《唐六典》等官制史料，并随时参稽邓先生的名作《宋史职官志考正》。按《宋史·职官志》十二卷内容顺序，做了15册的宋代官制史料的分类笔记。可以说，我是以竭泽而渔的坚毅，去掌握第一手宋代官制研究资料，并用这些辑录的官制史料与元人所撰《宋史·职官志》正文，进行对比、梳理、稽考，从而发现了数千条可以商榷或订正的问题。

阅读过程中，我还发现新的问题，是阅读者难懂难解的职官别名，需要进一步予以探究、解答。缘《宋史·职官志》移录了一些宋人笔记材料，而宋人笔记不如正史，夹杂了许多职官别名，诸如“台端”“副端”“版曹”“庶官”“台丞”“谏长”。以上职官别名，我一时不明其义，在各类工具书中又很难查到相应解释。假如这些职官别名搞不懂，你就不能说已完全读懂了《宋史·职官志》。学问，学问，一是学习，二是问难。我没有知难而退，决心就阅读《宋史·职官志》过程中发现的这个新问题予以特别关注，专门进行了“宋代职官别名”专题研究，并把职官别名的知识融入《宋史职官志补正》中去，希望能够帮助读者能读懂原著。

我读原著、翻阅和比勘相关文献，发现问题、做笔记，同时并进，这项基础工作坚持了三年时间。继而，我又用了两年时间，运用上述15册笔记资料，缜密地考订《宋史·职官志》，完成了近三千条补正条目、50余万字的《宋史职官补正》书稿。经过五年的努力，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宋史职官志补正》终于在1991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时间，距离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1943年出版之期，将近半个世纪。

三、立足研究基点，进一步拓展和深耕

在从事《宋史职官志补正》研究的同时，我对宋代官制相关的资料已有了较充分的积累。我的体会是，做学问首先要有一个立足的基点，这个基点的基础打牢了，然后再眼观上下左右、纵横五千年，跨越断代，做出更大的贡献。即是说，立足基点，绝非止于基点，而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发展。基础打牢之后，接下去要拓展研究面、对官制研究要继续深耕，那么，如何深耕呢？

做《宋史职官志补正》，是对原著《宋史·职官志》的校订，属于古籍文献整理。在补正过程中，我发现了简称、别称职官术语等难懂、难解的新问题，它们是了解和认知宋代官僚制度的两个“拦路虎”。做学问，需要见难而上的勇气。为了扫清这两个“拦路虎”，在做《宋史职官志补正》的同时，我已注意搜集宋代职官别名与职官术语的例证与释例。

宋史研究有两大难题：一是宋代官制，一是宋代儒学。我就想，如果编撰一部《宋代官制辞典》，在解释宋代正式官称之外，加上对宋代职官别名与职官术语的解释，这也许对解决研治宋史的难题——宋代官制——会有帮助。在《宋史职官志补正》书稿完成之后，我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已任中华书局副总编的傅璇琮先生。傅先生很快回信，谈了他的看法：“宋代官制的确很复杂，出一部《宋代官制辞典》，对治宋代史与宋代文学史，都很有必要。问题是，出版断代官制辞典还没有先例，出版可能有些困难。但是，如果您能做出特色，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即使是断代官制辞典，也可以去争取出版。您不必犹豫，先做起来。”傅璇琮先生是唐宋文学史大家，他深知职官制度之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他在其名著《唐代诗人丛考》中，对唐朝诗人姚合的仕履所作的考证，就是运用了职官制度史的学识。他对我做断代《官制辞典》，不仅仅从出版家的立场评判，同时能从专家学者的高度予以审视，所以他在权衡了出版市场需求与学术价值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后，决定支持我去做《宋代官制辞典》。

为了编撰一部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的《宋代职官辞典》，在做宋代正式官名辞条的搜集与释义的同时，我特别增设了《宋代职官别名汇释》《宋代职官术语汇释》两个项目，相比于已出版的各种官制辞典偏重正式官名解释，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1987年，我感到编撰一部有特色的《宋代官制辞典》已有较大把握，遂向中华书局提出了选题申请。经过与中华书局综合编辑室的编辑一年多的交流、讨论，《宋代官制辞典》从编写体例、条目释文的写作要求，到引用书目的学术规范，都达成了一致意见。1989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经过讨论，总编傅先生拍板接受了《宋代官制辞典》，签下了出版合同。接着，我又用了近三年时间，完成全部书稿。学术著作出版难，尽管如此，1997年，中华书局最终还是出版了我提交的近180万字的《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辞典》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特别是宋史界的赞扬，被誉为“继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之后，宋史研究又一里程碑式之作”。《宋代官制辞典》的出版，标志着我在官制研究方面深入了一步。

一个人学术研究诸成果之间，如何做到相互支撑?新的成果与之前的成果，如何构成相互关联而又能有新的突破？就像滚雪球一样，成果越滚越多，而不是研究完一个课题，所有材料就没有用了，东打一枪、西打一枪，这是我在研究工作中特别重视的方法问题。

我做《宋代官制辞典》，是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从广视角看，我在做《宋史职官志补正》时，已经考虑推进官制的深入研究，不止步于该课题的结题。因此，那时看一本书，同时收集宋代正式职官名、别名、术语与典故，并着眼整个中国古代官制左右、上下的贯通。我每看一本书，目标明确，要收集的资料，不厌其烦，不放过一条，全部做成卡片或札记，日积月累，《宋史职官志补正》完成了。在做《宋史职官志补正》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资料，已为做《宋代职官别名汇释》《宋代职官术语汇释》，乃至最终完成《宋代官制辞典》打下了基础。在做《宋代官制辞典》时，顺便开始对宋朝之前和之后相关朝代职官制度的拓展，下一步目光已瞄向《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中国历代官语汇释》。资料积累如滚雪球，越滚越大，遂完成了涵盖从《诗经》《尚书》《周礼》到《万历野获编》《道咸宦海见闻录》等明清笔记，上下三千年历史文献的《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

正因此，继《宋代官制辞典》出版之后，我撰写《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这并非重起炉灶，而是在做《宋史职官志补正》《宋代官制辞典》等著作时，已经留心历代官制资料的收集；待资料积累到相当程度，再集中写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水到渠成。《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的出版，使我感触很深。因为它是我在治学过程中问难的产物。当我刚开始做《宋史职官志补正》的时候，常常碰到难解的职官别名，在其他工具书中也查不到，怎么办？我想，我是研究官制的人，遇到难题，绕过去，不能解释，那要更待何人何时才能解决？于是就下决心，要攻下职官别名这个难题。做学问，就是抓问题，解决问题，有所创新。《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227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初版之后，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使用率高。中华书局于2019年接力出版了《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修订版）》（240万字）。

四、绳锯木断，构筑历代科举制度研究大楼的基础

自隋唐至明清，1300年科举考试取士不辍。唐宋之后，有科举社会之称。清末，1905年废罢科举，其后，国内外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论著，不知凡几，层出不穷。然而，检阅海内外的科举研究，却少有整理收录现存文献中历代登科人物总录的成果，这其实是科举研究的基础。科举研究犹如一座大楼，摸清历代登科人物及其生平主要事迹，是大楼的基础，如果停留在门窗、屋顶、房间等设施上，不就成了零部件研究吗？清人徐松曾撰编《登科记考》，是首部唐五代进士录，填补了唐五代进士录的空白，为研究唐五代科举史、唐代史学、文学、文化教育等，提供了极大方便，成为一部唐史研究者绕不开的著作。然而，这样的作品，宋代却没有。

1991年，在《宋史职官志补正》出版之后，傅璇琮先生向我提议：“鉴于唐代进士名录，藉徐松辑录的《登科记考》部分得以保存，大有裨益于今人。宋代科举取士历朝最盛，却没有一部《宋登科记考》，这是学术界深感遗憾的事。你能否来做这件事？”他觉得宋代科举的基础研究尚无人问津，做《宋登科记考》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宋登科记考》于1992年向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申请立项成功。傅璇琮先生发凡起例，担任主编，具体编纂工作由我承担。两宋118榜科举考试，仅留下绍兴十八年（1148年）和宝祐四年（1256年）两榜《登科录》，其他116榜《登科录》都已灰飞烟灭，必须从零开始。首先是检阅宋代经、史、子、集海量的文献及新出土墓志碑刻，挖掘出一个又一个进士的个人资料，课题工作量太大。1996年，我邀请刚进入古籍研究所工作的年轻教师祖慧参加这一课题。为了集中时间与精力，我在原杭州大学图书馆六楼，租了一个房间，从早到晚，泡在图书馆里，晚饭由家人送到图书馆。当时，电脑的运用还不普及，有关宋人登科的资料，都是手工一张一张抄到卡片上，分类保存下来。经过十余年努力，我们历尽艰辛，至2004年，终于搜集和整理出宋代41040登科人名录，并一一为他们撰写了小传，完成了近500万字的书稿。2007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删减后出版，全书412万余字，填补了宋史研究无《登科记考》的空白。《宋登科记考》出版之后，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

与职官制度研究的做法一样，关于科举登科录，我们也是先做断代研究，但不止步于断代，而是注意上下贯通。因此，在1992年开始着手做《宋登科记考》时，我就已在设计，以《宋登科记考》为基点，上下延伸，做一个《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系列。1993年，我从历史系调到古籍所，接替杭州大学古籍所第一任所长姜亮夫。我以此为契机，在1995年向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申请了集体项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2003年，《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又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2014年，经专家中期评估，提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滚动资助重大项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分为五个子课题。根据现存科举文献，收录自隋至清1300年间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登科人物，总人数达11万人左右。2007年6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三届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被誉为21世纪科举学研究第一大工程。

我们整个课题团队做《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需要查阅多少科举文献资料？我们是下了竭泽而渔的硬功夫，在海内外搜集有关科举人物的全部能搜集到的第一手史料，为此，课题团队成员，前前后后付出了30年的心血和精力！我是从黑发做到白发，从1992年开始做《宋登科记考》，跨出科举史研究第一步，艰辛跋涉一路过来，到2023年，终于完成了主编和主撰《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五卷，5500万字）的跨世纪科举研究工程。2014年出版《宋代登科总录》（14册，1000万字），2021年出版《明代登科总录》（25册，2000万字）。《隋唐五代登科总录》《辽金元登科总录》《清代登科总录》三个子课题书稿都已完成，有待出版。

45年过去了，我深切地体会到，做学问，需要有不厌其烦、耐得住寂寞的刻苦精神，更要有绳锯木断、坚忍不拔的意志与毅力，这才能积跬步以致千里，实现更为宏大的目标。

五、插上数字人文的翅膀，制度史研究方法的创新

我做《宋代官制辞典》，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实际上，与做《宋史职官志补正》同步；当然，一开始，侧重点在《宋史职官志补正》。那时看一本书，同时收集宋代正式职官名、别名、术语与典故，并着眼整个中国古代官制的上下贯通，一张张手工抄录做卡片，卡片越积越多，还要考虑如何检索。因为一张卡片，也许只能列一个词条，没有答案。等看到另一条资料，能够阐释该词条时，再做一张卡片。之后，看另一本书，发现更有说服力的资料，于是做第三张卡片。同一词条，好几张卡片要放在一起，卡片从成千上万，积累至十几万、几十万张，如何能迅速地查到？最初，我设计了两种索引，一是分类（如别名、术语），按词头的笔画作一本综合索引，二是按所做条目卡片先后的顺序编一本顺序索引。凡做一张卡片，都要编上166、或8873、或55692等编号，然后将每一个编号登记在综合索引的词条之下，如果同一词条有10张卡片，10张卡片的号码都登记在这一词条索引之下。这样，一个词条已做了多少卡片，每张卡片的编号是多少，放在什么位置，花些时间，按笔画都能逐一查出。

做一二百万字的《宋代官制辞典》《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传统的卡片积累资料的研究方法还能适用。可是，一旦开始做《宋登科记考》《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这种四五百万字以上乃至数千万字的大项目时，遇到了极大困难，手工做卡片的传统方式已行不通。研究工作与时俱进，至90年代，传统做卡片的资料搜集方法，为电脑输录资料的先进方法所取代。但是新技术遇到新问题：如果找到某一名进士或一条资料，需要按文科、武科，进士、诸科、童子科、制科不同科目；不同科目，又要按隋唐至明清不同朝代、不同榜次，予以区分，一条一条输进电脑。这样一来，输一条资料，首先要在科目、朝代、榜次等方面予以区分，工作量极大，效率又很低。一天下来，能输多少资料？11万多登科人、5500万字，靠我们几号人，要做到猴年马月?而且，在突破卡片搜集资料的传统之后，翻阅搜检文献资料与输录文本，必须同步，显然，研究方法必须革新。这就逼得我们要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设计适合海量研究资料可分类、可分辨输录的程序软件。

90年代后期，我开始与本校计算机专业的教授联系，为《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设计了一个数字化软件。电脑安装了这个创新的输录程序软件，进士或诸科登科人资料输进电脑之后，都能自动分类归并。这样一来，要检索某个进士的名字及相关资料，电脑上就会显示出某朝代、某榜、某某的全部登科信息，包括其小传与书证资料的信息，便于修改和补充。整个《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内容过于庞大，我们是从一个断代开始，即先做《宋代登科总录》。《宋代登科总录》完成输录后，形成一个WORD文本，再打印出纸质本1000万字的《宋代登科总录》书稿，交给出版社编审。一个小型数据库完成了架构之后，下一个子课题《明代登科总录》几千万字进士资料进行输录，从而完成第二个数据库架构。最后，将五个子课题整合成一个大型的《历代登科进士数据库》。在当下看起来，《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数据库功能，并不复杂，但它却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输录与编撰效率。

在初步完成《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书稿的电子稿之后，2018年，我与中华书局麾下的古联数据有限公司合作，将《历代登科进士数据库》纳入“籍合网”。2019年5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历代登科进士数据库》在“籍合网”上线，向海内外开放。《历代登科进士数据库》为广大读者查检历代、各地登科进士带来极大方便，受到普遍欢迎。这就意味着，我们承担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发挥了双倍的效益。为此，《光明日报》以“二十四年走出一条学术新路”对《历代进士数据库》上线，进行了大篇幅的专题报道，对文科科研走数字人文的新路，予以充分肯定。

我的45年学术生涯，何以能做出以上职官科举研究成果？如何支配时间，至关重要。我总结自己支配时间有三个特点。

一是读书要有前瞻性，讲究效率，尽量把当下和下一步要用的资料全部找出来，看一本是一本，像“海绵”吸水般，积累起来。

二是讲究工作效率，重视各个课题之间的相互关联与衔接。我搞科研，从不单打一，即不是东打一枪、西打一枪。而是依据既定的学术方向，规划好近期、中期、长期的研究目标。一个课题、一个课题环环相扣。以我的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研究为例：第一步，以《宋史职官志补正》为基点，打基础，积累宋代官制资料；第二步，做《宋代官制辞典》（包括《宋代职官别名汇释》《宋代官制术语与典故》），在看书过程中注意上下贯通，收集前后历代官制资料；第三步打通断代，为完成《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中国历代职官术语汇释》做准备。《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已经出版，目前正在做《中国历代职官术语汇释》。

三是与时俱进，对传统研究方法的革新。我们这一代人，常用的是手抄笔记、做卡片积累资料的传统研究方法。电脑普及后，要做大课题，就需要运用更先进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做数据库。我主持的5500万字《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能够顺利完成，得益于设计和编制了《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数据库，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

科研成果是闪闪发光的，但任何成果的背后，都是枯燥的、艰苦的劳动。人的志趣不同，然而有幸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就要有不怕苦、不怕烦、不怕寂寞，愿为人类文化的进步而献身的精神。富有创造性的成果，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持续不断的学术积累。长路漫漫，遇到困难不能灰心、累了乏了不能停顿，做事最忌一曝十寒。我有句座右铭：“不怕慢，只怕站。”凡是决定要做的事，我必坚持每天都要做一点，持之以恒，坚韧不拔，一步一步往前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登，总有达到目的和登上峰顶的一天。

【作者简介】龚延明，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致力于中国古代官制史与科举制度文献整理与研究，代表作有《〈宋史职官志〉补正》《宋代官制辞典》《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岳飞评传》《宋登科记考》（与祖慧合作）、《宋代登科总录》（与祖慧合作）、《明代登科总录》（与邱进春合作）等，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滚动资助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项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及浙江省第二期文化工程重大项目《宋学研究系列》。

（来源：原文载于《史学月刊》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