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无问西东的缘构发生——关于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思考
【导 读】如果我们把“哲学”看作一个无问西东的缘构发生事件，就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发挥的奠基性作用。外国哲学研究构成了中国的现代人文学术与知识体系建构的起点，为我们提供了中外融通的全球化视野，是揭示和通达全人类共同价值必不可少的学术路径。外国哲学研究开中外学术和人文交流的风气之先，使中国融入世界学术主流。面向未来，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应当不断拓展研究对象的领域，重绘世界哲学地图，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完善的全球参照系。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一方面要求我们以中国为关照，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始终坚持胸怀天下，开门搞研究，深入研究、鉴别和吸收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借鉴全世界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积极回应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因此，在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外国哲学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历史，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中西之别一直是中国思想和文化传统进行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位的重要背景。在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和欧洲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但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传教士到东亚，系统性的文化交流被开启，文化间的彼此影响和彼此构成开始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作为西方世界的舶来品，哲学在汉语世界中的出现，就是这种中外交流的一个文化后果。
时至今日，哲学研究已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领域。在这一宏大目标的指引下，在哲学和思想领域中的中西之别就具有与百多年前完全不同的意义。如果说，百多年前我们乐于接受学徒状态，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以西方哲学的范畴和概念体系为框架和准绳，建构中国哲学的学科话语与理论架构，那么今天，当我们的哲学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并有追求学科和话语自主性的强烈冲动、坚信我们即将或已然摆脱学徒状态时，如何面对和放置外部学术特别是外国哲学研究，如何充分认识到外国哲学研究在学理化、系统化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作用，就成了今天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首要问题之一。
一
回顾百多年来的中国学术史，外国哲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建构中起到的作用毫无疑问是奠基性的。具体而言，外国哲学研究有如下四点贡献：
第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构成了中国现代人文学术与知识体系建构的起点。汉语学界的外国哲学研究以翻译为主要着手点，由此入手，为当代汉语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语汇和概念范畴。自明代以降，徐光启翻译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和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到20世纪初，严复翻译了斯宾塞、孟德斯鸠、约翰·穆勒、耶方斯的著作，西方哲学经典的译介成为汉语哲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20世纪以来，汉语世界的西方哲学研究大家无不以西方哲学经典的翻译为起点，展开对西方哲学思想脉络的清理和研究。通过一代代学人的翻译和研究，西方哲学的经典概念、观点、理论和问题视野不断融入中国的哲学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汉语学术语汇，为汉语哲学研究以及更宽泛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奠定了全方位的基础，甚至可以说，由此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哲学研究。比如五四运动以来人们所重视的自由、进步、开放、民主和科学等概念和观点，无一不是来自西方哲学。
近代以来汉语哲学学术对于外国哲学研究的接受，更为深刻的是方法上的影响，如冯友兰所言：“西方哲学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已达到的现成结论，而在于它使用的方法”。如果说对于西学经典文本、概念、思想结论的接受，大体上还是一种单向度的静态接受，那么方法的影响则是发生性的。汉语思想文化传统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单起源系统，它不断借鉴和吸收包括佛教、基督教、西学在内的外来文化，更新自身的方法和视角，实现自身理论和概念的系统化，借助外部思想资源和方法对自身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至今开展的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不是把中国哲学改造得像西方哲学，而是让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范畴、理论、方法成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丰富我们的认同”。借助于外国哲学的移译、研究和吸收,中国现代的人文学术和知识体系实现了与时俱进的自我更新，重新焕发生机，具备了现代知识形态。20世纪初，由胡适、谢无量、冯友兰等推动的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工作就是以西方哲学的范畴和体系为参照和规范的，就如冯友兰所言，“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最丰硕的成果是振兴了对中国哲学—包括佛学—的研究”。杨国荣也认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是与西方哲学密不可分的：
稍作考察便不难注意到，中国哲学在近代形成不同于以往的形态、中国哲学之取得现代的范式，与引入西方哲学都有着比较切近的关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通常被视为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而这种现代形态，便无法与运用西方哲学的观念相分离。
第二，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中外融通的全球化视野，这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前提之一。百多年来，通过外国哲学研究的移译和研究，中国知识界得以窥见支撑西方世界和现代化的基础观念和思想，初次具备了世界性的眼光。今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更不是隔绝一切外来文化闭门造车，而是在中外优秀思想文化充分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实现的。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历来是开放包容的，是不断吸收外来思想文化成果进行自我建构的。从东汉以来佛教经典的移译，到近代西方思想经典的引进，外来的思想文化的融入从来都是中华传统文化自我建构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今天的世界哲学地图应该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容纳多元的哲学思想传统。外国哲学研究不仅涵盖欧洲和北美的哲学，也包含了西亚、俄罗斯、非洲、拉美等地域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国的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有宽广的全球化视野，必定要在这一多元主义的世界哲学地图中才有可能恰当地展开。外国哲学研究是在全球化视野下重绘世界哲学地图的必经之途。
近年来，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者在充分把握西方思想文化的基础上，致力于将外国哲学研究与中国优秀思想文化相结合，拓展汉语语境下原创性的哲学论题，为世界哲学研究贡献中国力量，充分体现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比如在现象学研究领域中，张祥龙通过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反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之立场的充分体贴和理解，转而进入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全新阐释；倪梁康和张伟借助胡塞尔、舍勒等经典现象学的思想资源和问题视角，对佛教唯识学、儒家哲学和阳明心学做了富有新意的话语建构，尝试建立一门心性现象学；孙向晨、张祥龙、丁耘、朱刚等通过海德格尔、列维纳斯等思想资源的启发，重新发现了中国古代思想中“生生”“家”的重要意义。在更宽广的哲学研究中，韩水法、孙向晨等基于西方哲学的一般范畴和汉语思想经验提出了“汉语哲学”的构想；江怡、朱菁等也立足于汉语经验，致力于建构中国的分析哲学。基于外国哲学研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新的阐释解读，使之焕发更具时代性和全球性的光彩，得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原创性思想成果，这是当下和未来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在此，外国哲学研究是必经之途，就如贺麟先生所言，在这里我们需要的不是排斥，而是透彻的理解和把握，因为“认识即超越，理解即征服”：
……在于中国人是否能够真正彻底，源源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洋文化。因为认识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真正认识了西洋文化便能超越西洋文化。能够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转化，利用，征服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
第三，外国哲学研究是揭示和通达全人类共同价值必不可少的学术路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是全人类共有的，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凝聚了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当我们要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思考和谈论问题时，必须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对异质文化传统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由此才能获得“价值共识”。在此过程中，外国哲学研究乃是以揭示异质文化之基本观念和思想动因为目标的，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必经之途。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每一项，均有其复杂的文化和思想起源，而不是某个特定文化所独有的。比如“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语境下可以呈现为儒家的民本思想，在古希腊则是排斥精英的全民参政，在非洲则是部落中无期限的平等协商过程，在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则是以选举和议会制为核心的政治规范。民主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传统中的可能性，不可被绝对化，进而形成不可通融的对立，要通过发生学研究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以宽容的姿态找出重叠共识，形成全球认可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的观念基础。早在20世纪上半叶，黄尊生就说过：
现代文明，不分南北东西，不问国界种界，这是一种混血的杂种的东西，断断不能为任何一国任何一地所得而专有，他是千百年来全球各地人民共同努力之结果，这种文明，普遍的属于全人类，为全人类所公有，故中国亦不能自外。
第四，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开中外学术和人文交流的风气之先，借助于哲学学术研究，让中国融入世界学术主流。比如1919年到1920年间，杜威和罗素两位哲学家到中国讲学，在中国学界产生了轰动效应。冯友兰曾言道：“他们对中国的访问，为当时的中国青年学生终究是展开了新的思想文化地平线。”80年之后，当2001年哈贝马斯和德里达访华时，哈贝马斯关于人道主义、人权、主权等问题的阐释，德里达在中国哲学、马克思哲学的思想遗产与解构等论题的论述，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为21世纪汉语哲学研究的展开揭开了帷幕。
二
面向未来，汉语的外国哲学研究的推进和深化仍然将是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板块之一，随着今天外国哲学研究的视野和论域不断更新，其意义和功能还将不断强化。比如通过持续性的经典移译和研究，外国哲学研究将持续性激发和丰富现代汉语的语义表达能力，使得现代汉语更具弹性和包容性；外国哲学研究将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前沿的交叉学科研究视野，使得汉语哲学与其他不同的哲学和思想传统一道直面全球性问题；参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两个结合”的要求，面向未来的外国哲学研究也应当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续推动中外优秀思想文化的交流互鉴，在此基础上建构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为了实现上述功能，面向未来的外国哲学研究也亟须进行自我革新，以符合在新时代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其中最为首要的是，未来的外国哲学研究应当不断拓展研究对象的领域，重绘世界哲学地图，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完善的全球参照系。外国哲学研究不应限于西方哲学，而是涵盖所有中国之外的哲学和思想传统，拓展对于多元化“哲学”的认知，为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多元的全球参照系。如果前现代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以追求事物本质、真理和理性的普遍性为依归，那么在后形而上学的今天，哲学研究更应当重视理念的多元化、主体的丰富性、世界的建构性和意义的发生性。后者构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前提和背景。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外国哲学研究就不仅仅是西方哲学研究，而是要充分关注多元文化中的世界哲学。全球化时代的多元主义主张，任何哲学都有其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这与传统哲学本身追求的普遍性构成了张力，这一张力构成了今天哲学研究的首要主题之一，是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当面对的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
处于历史境域中的在地性哲学，用现象学和阐释学的话语来说，就是在具体境域中发生的哲学。哲学的问题、方法、论证和信念都来自于具体的文化传统并且通过不同的民族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它与特定文化语境密不可分，不可能从特定语境和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因此，今天的外国哲学研究首先要充分认识到，任何一种哲学传统都是产生于特定文化结构的，每一种哲学都是与具体的种族、自然环境和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建构成果，哲学理性的“普遍性”构想实际上也是启蒙时代以来欧洲人的建构。
我们必须注意到，哲学的所有表现形式或内容中没有一处是完全独立于其他文化领域和文化内涵的。但尽管有这般局限性，哲学还是一再提出要求，恰恰凭借受制于文化的方式试着给其问题以普适的解答。我们将遭逢每种哲学文化性的困境，这种困境就在于，哲学的规划一方面要追求普适性，另一方面又植根于某一文化语境和特定时代，哲学不但从这一文化语境中获取其表达方式和特定议题，而且其合理性和说服力也必须在其中得到衡量。
哲学的自身建构除了具有特定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也是跨文化交流的后果。今天的外国哲学研究还应当充分反映多元哲学和文化间普遍交流的多极化框架。世界哲学史不是西方中心的一元实体不断扩张形成的，而是诸多人类思想文化传统以及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艺术史等等之间起承转合、互动构成的复杂的整体观念史和均衡的体系史。当代世界哲学必然是多极化的，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是保守的自我中心还是传统的中西二元框架都已不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面向未来的外国哲学研究揭示了多元主义对于“哲学”的理解，让我们将不同文明和文化传统中的哲学和思想都视为可以与自身展开对话，以便形成更好的自我理解的完整“他者”。由此我们才有可能站在世界哲学的高度，建构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如杨国荣所言：
新的哲学形态的生成，需要基于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思想成果，在中西哲学相遇之后的历史时代，则需要站在世界哲学的高度来反观不同传统，并关注不同传统所形成的智慧之源。
三
张祥龙主张将海德格尔的术语Ereignis译为“缘构发生”，这个译法与其他众多的外国哲学经典概念的汉译语汇一道，体现了现代汉语独特的包容性和阐释力。我们在这里借用张祥龙的译法，把“哲学”看作是这样一个无问西东的缘构发生事件，哲学是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在持续的跨文化交流之中发生的。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其主题是“学以成人”，与不断“成人”的个体一样，共同体、知识体系也是在历史中构建的，而不是先天给定的。包括中国的哲学和所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内，并没有先天的界限或范畴，而是在与不同文化传统的交流中自我构建形成的。
我们都可以感同身受的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理解趋势逐渐单一，“世界”更多地被理解成一个外在的实体，而不是我们自身置身于其间的场域。今天，何为世界？这依然是中国的哲学研究界亟需回答的一个问题。世界是否就是以西方为圭臬的外在的普遍真理？而相应地，中国则是异于这个普遍世界的特殊存在？这既不符合全球化的时代要求，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背道而驰。在当代，所谓世界，乃是多个他者和自我在多方面、多角度的互动事件和过程，不存在一个稳定的、独立的、超越所有局部地域之上的世界和世界理论。在哲学讨论中，人类精神的统一也不是以西方或东方统摄其他区域，不是哲学统摄“非哲学”，而是各个地域传统之间不间断的交流和互动。就如梅洛-庞蒂所言：“人类精神的统一并不是由‘非哲学’向真正的哲学的简单归顺与臣服构成的。它已经实存于每一文化与其他那些文化的侧面关系之中、一种文化在另一文化那里唤起的反响之中。”130在此意义上，如果不充分关注和关心具体的、多样的、处于历史中的“他者”，一方面会导致盲目的自我中心主义，同时也会曲解和抽空“世界”的丰富意义。
因此，面向未来的外国哲学研究应当完整呈现多元的思想空间和包含我们自身哲学传统在内的整全世界，不是西方中心，也不是东方中心，而是在东西方之外包含了非洲、拉美、中亚、南亚等所有人类文明和思想的传统。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当是置身于这样一幅世界哲学地图当中展开的：致力于建立符合多元主义世界观的对民族自我意识和对世界的理解，以建构的眼光看待自身传统和认知，将世界历史化，时刻将自身置于历史的、多元的世界之中。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当充分奠基于外国哲学研究，这有助于汉语思想传统以更开放包容的世界主义胸怀面对全球化情境，并将之转化为构建自身符合时代要求的世界观的重要动力。
我们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所最终依托的不仅仅是经济或者制度层面的因素，更是文化、观念和思想上的。近百年来，汉语语境中的外国哲学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汉语之外不同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形态。今天，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更应当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一种符合全球化时代需求的整全世界观，这一点根本上乃是汉语语境中的外国哲学研究者所要承担的任务。只有基于这样一个整全的世界观，把哲学的建构看作一场无问西东的缘构发生，停止二元对立和中心主义的偏见，我们才可能有能力对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进行反思和全新的想象，才能实现中国的哲学研究的自我更新，真正构建起富有生命力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使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基于此，思想的历史才得以发生深入的演进，一个全新的开端蔚然形成，那种基于普遍的跨文化交流而超越文化和历史界限的人类共同精神生活才得以可能。
【作者简介】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现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常务副院长、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现象学、当代欧陆哲学、跨文化哲学、非洲哲学等。
（来源：原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