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东方论坛141讲——丁学良：中国模式的两部曲——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

刚刚落地的三中全会《决定》，吸引了国际国内关注的目光。理解中国漫长发展和艰难转型的意义和前景，特别需要历史地和全面地加以考察，联系过去和现在，联通本土和异域。本次演讲，丁学良教授将21世纪初期那些有关中国“是什么模式 ”的大争论，21世纪中期中国“有几种未来”的大展望，以及迄今及下一阶段中国多层次、多方面然而长期不同步的发展和转型，放在一个国际比较的大背景上，结合两次《决定》的意义，为我们介绍和解读。

丁学良教授报告主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个三加一个二”。“三个三”指的是中国模式演进的“三个阶段”，中国改革的“三个目标”，中国模式的“三个支柱”；“一个二”则是丁学良教授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两个关键点”。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国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的风雨历程，与此同时，中国模式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国模式的演进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9。1989之前并没有形成中国模式的框架，还处于学习、探索阶段。改革领导者们抱着一种向全球（主要是向社会主义阵营）学习的心态，考察他国的改革模式，吸取各国经验教训，先后学习考察了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但是斯大林模式下的经济效率过低，南斯拉夫模式过于理想化，否认了南共联盟的领导，因此以上两模式均不适合中国国情。最后，为我党采纳参考的模式是匈牙利模式。匈牙利模式的特点是政治、经济分开。采取一厂两制的方式，即白天8小时为计划而生产，晚上可以自发产生合作小组，为市场生产，故匈牙利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解决消费品不足的国家，国民生活较为富足。

中国模式的第二阶段是1989-2013。90年代末的国内学潮，1988年蒋经国逝世，1991年苏联解体——1989年前后发生的这三件重大事件，不仅使我国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对之后中国的改革方向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以邓小平为主导的改革开始进入第二阶段。

丁学良教授将邓小平的改革目标归纳为三点，一是一定要避免苏共的政治下场，必须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二是绝对不能重复前苏联无活力、低效率的经济体制；三是绝对要避免用六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动荡。

而要实现上述三个目标，中国模式必须要有三个支柱：第一个是政治支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不许有任何动摇；第二个是经济支柱，要促进经济多元化、自由化，引进市场机制；第三个是社会支柱，要促进社会多元化与自由化。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在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丁学良教授认为改革开放有三大公认的成本，一是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生存、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二是权力滥用，腐败问题滋生；三是对重大的公共政治、发展政策不能进行科学和民主的讨论。

    最后丁学良教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成果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我党第一次尝试用比较系统的方法回顾90年代初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历程，也是中国模式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的标志。会上做出的《决定》有两个关键点对我国今后的改革道路有着重要影响：一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操纵，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二是减少对司法系统的行政干涉，减少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犯。

    报告会最后，丁学良教授就相关问题与参会同学进行了热烈的互动探讨。（文/

姚嘉 照片/胡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