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畅谈全球转型与新型大国关系——记“浙大东方论坛”第171讲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展开，原有的国际秩序正被解构，新的全球体系开始形成。宏观结构的重组意味着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深刻变革。老牌大国与新兴大国能否融洽共存？中国能否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作出积极的努力？“一带一路”、亚投行又对亚洲乃至全球产生怎样的影响？4月27日晚，巴里·布赞（Barry Buzan）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教授、朱峰教授和余逊达教授在国会139，以对话的形式为同学们解答了时下最受关注的国际关系问题。

哥本哈根学派创始人、英国学派领军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巴里·布赞教授是国际安全研究的权威学者。他指出，在当前去中心化的国际体系中已经不存在“超级大国”，只有“强国”和“地区大国”。而现有的大国都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或多或少都患有不同原因引起“自闭症”。新兴崛起的国家希望被称作“大国”，却不想承担国际责任，导致国际社会缺乏有效管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发展缺乏动力。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多样化的世界？布赞认为，中国应该站在不同的国家的立场来考虑问题。中国的安全政策一直以来更注重国内而不是对外，长久以来的教育使人民普遍存在反日、反美心理，不利于合作。随着意识形态差异的逐渐削弱，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增加，中国应该减轻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压力，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努力促成国际合作。

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文安立教授分析到，当前中国处于非常复杂的国际体系之中，使得转型变得非常困难。他在三十多年前初来中国时，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充满了对外恐惧的国家。而现在，中国在经济、知识、政治等领域均实现了巨大转变。总体而言，在目前全球转型的过程中，地区主义将成为主导。财富从西方国家向东转移，外交政策遭遇挑战，这都将引起地区内以及国际社会的不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安立给中国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中国应该积极推进与他国的合作，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解决与越南、菲律宾等国之间的争端。二是随着美国在亚洲力量的衰落，中国应该将增强领导力和结交朋友相统一，用包容的态度进行领导。如果日本和中国在20世纪初相互包容，那么历史就会被改写。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及与其他国家尚未解决的争端，包容性的实现将需要时间。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教授回应了前面两位学者的提问。他强调，全球化是不可改变的趋势，中国已经高度整合进世界体系当中。中国人民具有高度动员性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掌握丰富的资源，资本和劳动力在全球流动，中国的未来前途光明。中国应该并且有能力承担起与大国相称的国际责任，然而却缺乏国际社会所赋予的正当性。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正在阻碍中国的转型和发展。如果国际社会能够给中国更多空间，对中国所作出的转变给予有效回应，那么这种“行为—反应”机制将大大激励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积极性。另外，中国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限制使得中国还未完全准备好承担大国责任，因此首先要从改变我们自身，改变国内现状做起。

几位教授的精彩发言引发了听众的深刻思考，同学们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否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表现、中国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中国是否足够富裕等角度提出了许多问题，台上的学者也一一耐心地做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