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惠仁：构造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基础研究

【编者按】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对我国未来基础研究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将基础研究视为“民族立”和“国家强”的核心条件。我们在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基础研究的构造中需要关注零基础原始创新、基础研究重点领域选择、代表公共价值的科学以及符合伦理规范的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的概念

当前学术界和科技政策实践中使用的“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概念来自布什在二战后所做的著名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这本现代科技政策的奠基之作为基础研究划定了边界，即“进行基础研究并不考虑实际目的，它产生的是一般性知识以及对自然及其规律的理解”，同时为政府稳定长期的资助基础研究提供了合法性论证，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都依赖于新原理和新概念（即新知识），“而这些新原理和新概念则源自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资本”，进一步，“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要满足工业界和政府对新科学知识日益增长的需求，就应该利用公共资金加强基础研究”，由此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成为政府的一项责任。布什进一步提出，政府对基础研究进行稳定资助的同时必须保持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

布什的以上论证为基础研究奠定了两个底层原则：与社会经济直接相关的新发明创造直接来自作为科学资本的基础研究，即著名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线性模式”；大学和各类研究机构是基础研究的中心，政府在支持基础研究的同时必须保证科学自治的理念。这两个底层原则在此后七十多年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引起了巨大争议。在布什报告提出之前，政策界和产业界就已经对这些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基础研究”术语的普及

在布什报告提出之后的几十年当中，科技界广泛认为，布什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是复兴了近代欧洲纯科学（pure science）的理想。从17世纪到19世纪早期，欧洲学者们在各自的学科中引入了纯（pure）与应用（applied）的区分。1817年，英国作家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受康德哲学的启发，第一次将纯科学（pure sciences）与应用科学（applied sciences）这两个术语引入英语世界。然而，纯科学的提出从来不是与实践目标无关的，恰恰相反，纯科学从一开始就被描述为未来实际应用的源头，科学史学家夏平（Steven Shapin）将其概括为“延时生效的功利主义”（postdated utilitarianism）。

很快，19世纪后半叶，在德国的化工业和美国的电气业中出现的大量工业实验室所从事的“基础”研发工作催生了“产业科学”（industrial science）的新形态。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学术界一系列科学文章说明了传统科学家、工程师和新兴的产业科学家是如何与纯科学的理想“做斗争”的，他们的核心诉求是将“科学”视为一种科学知识的生产活动，此时术语的使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研究”（research）取代了“科学”（science）。而关于“基础研究”，最初使用的其实是“fundamental research”，这个词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美国植物学研究中，在植物育种中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使科学家们了解了纯植物学尚未提出的植物生理学问题，因此，应用植物学家们认为没有理由把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区分开来，他们的工作都有望改善耕作方式和增加作物产量，所以称之为“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这一术语的普及过程，不仅表明了农业和工业领域对新科学知识需求的日益增长，而且引发了一场关于科学手段和目的的广泛辩论，到20世纪30年代所达成的共识是：“基础研究”是指促进农业、工业和民生的，以基础科学问题为中心的研究。

整全的“科学的社会契约”

布什在其报告中使用了“basic research”，并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严格区分开来，他所构想的基础研究不涉及任何实用目的，这实际上与历史上的“pure science”或者“fundamental research”都不同，这种设*的作用是在政府资助科学的同时保持科学自治。布什报告所提出的科学自治原则要求：政府提供资助，科学家自由探索。其理由是：科学家的自由探索必然会增加科学资本，进而为国家安全、医疗、民生带来实际利益，这就形成了某种“科学的社会契约”，只是在布什的方案当中，科学家对科学决策拥有完全的决定权，这看似恢复了17世纪的科学理想，但正如基切尔（Philip Kitcher）所述：“17世纪的绅士们之所以可以追寻自己喜欢的问题的答案，是因为他们还不理解他们的事业可以改变每一个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然而，在20世纪中叶，科学逐渐成为塑造人类社会的重要力量，布什再维护这样的理想似乎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里的内在矛盾是：17世纪的纯科学理想所形成的科学家自由探索是建立在知识本身就具有价值（知识的内在价值）的预设之上的，而布什报告所提出的政府资助基础研究是建立在知识能够保证人民健康、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知识的外在价值）的预设之上的，布什仍然要求保持科学家完全自由的探索，这就形成了错位。

实际上，二战期间，在美国政府内部就如何达成这种契约是存在不同方案的。美国科学促进会首席执行官霍尔特介绍了1945年国会内部的另外一个科学规划方案——参议员基尔戈尔的报告。基尔戈尔和布什都认为，科学的价值被严重低估，政府应当设立一个能同时覆盖军民科研的中央资助机构，以促进全国范围内的科学教育和传播，同时评估和协调美国大学和研究所开展的各个项目。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公共机构的设定和运作方式存在理念上的差异，布什的方案要求科学家在选择研究方向上的完全自主权，基尔戈尔则希望研究能够直接面向国家的社会经济需求，并希望资金能够有针对性地分配到全国，从研究中所得的专利将属于公众。在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上，二人的方案存在根本差异。布什相信，科学进步本质上来自科学家无需考虑实用目标的自由研究，因此，他的方案在促进研究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科学与公众的隔绝；基尔戈尔则主张建立一套面向整个社会且负担更大责任的体系。

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发现，布什报告所提出的线性模式和科学自治两个原则在当时都是存在争议的。不可否认的是，布什报告的确在后来世界各国科研体系的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更接近于某种象征作用和政治修辞。在布什报告提出后的七十多年当中，他强行划分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早已被科学自身形态的变化所模糊，后学院科学、后常规科学、技性科学等都提供了强有力的说明；同时，科技创新的实践也没有遵循布什的线性模型演变。布什关于科学自治的理想也由于其将基础研究和公众隔离而在后世的科学决策实践中面临失败，20世纪70年代开始，科学决策同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科学运动和自上而下的科学政策试验，公众对基础研究的参与集中表现在对科研资源分配决策的参与上，这样才达到了一个现代社会中整全的“科学的社会契约”。

推进我国“前瞻性”基础研究

我国的初期基础研究整体设计在以上两个底层原则上与布什报告有所不同，我国将基础研究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方式的确推助了国家整体高水平科技成就的达成。当前，我们需要零基础的原始创新，需要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基础研究探索。我国当前面临着这样的局面：未来，我们必须更加专注于自己发现基础知识，因为未来的科学应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基础知识。2020年1月，科技部等五部委印发了《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期望切实解决我国基础研究缺少“从0到1”原创性成果的问题，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和引领作用。

十九大报告要求：“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这里的“前瞻性”基础研究，既包括对未来重点基础研究方向的认知需求，也包含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需求。因此，我国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基础研究需要处理好以下重大问题：

第一，当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边界不断模糊，其内在动力是回答科学如何有效回应社会需求这一从历史走向未来的重大问题，即国家如何确定基础研究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

第二，基础研究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供给侧，基础研究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直接关系到创新驱动发展的水平与动力，即如何使得基础研究提供稳定、广泛和长期的知识供给；

第三，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和疫苗的快速研发再一次提醒我们，基础研究必须回应广大公众的基本利益，资金充足、训练有素的科研人员不能取代公众的参与，即基础研究如何代表公共价值；

第四，当前基础研究的发展呈现出学科发展持续细分、研究交叉融合深入的趋势，尤其体现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神经科学、合成生物学等领域，这对人类当前的存在和交往方式产生了重大伦理挑战，即基础研究如何符合人类伦理规范。

【作者简介】白惠仁，浙江大学哲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其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伦理学、科技理论等。

（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报》总第1779期第5版）